钟灵讲自己的故事（七）
《天安门上的红宫灯》
文：钟灵
“开国大典”，本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董希文先生创作的巨幅油画的标题。这幅油画现在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幅著名的历史题材的油画是1952年至1953年创作的，当时印制了单张画页，先后发行了上亿张。由于这幅画太著名了，后来人们就把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隆重的建国仪式叫做“开国大典”了。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闭幕式。会上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6位副主席及政府委员、秘书长。第二天，即10月1日，就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那些天，我作为会长布置科的科长，便不分日夜地忙了起来。连着许多天，我每晚大约只能睡两小时左右，但精神却无比振奋，不知疲劳为何物。
“开国大典”前，布置天安门城楼最为繁重的任务是制作和安装8个大红灯笼，这8个灯笼是张仃和我设计的，每个灯笼的直径为两米多。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4个人打扑克。因灯笼太大，我们跑遍北京城，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的作坊）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他一听灯笼是为新中国政府成立用的，便满口答应，说是拼上老命也要将灯笼做成。第二天他就带了一班徒弟到天安门城楼上干起来。
当时所用的材料是要什么有什么，只是灯笼太大，尹师傅的作坊容不下，搬运也困难，只好在城楼上做。他们声明：不要工资，义务劳动。我们当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仍然付了微薄的报酬。
这位尹师傅现在已去世几年了，他的儿子就是现在前门外老舍茶馆的总经理尹盛喜。尹总经理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去找他爸爸时的情形，而且他也为做灯笼打过下手，帮忙送过饭。
最近我还见过尹总经理，当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还是眉飞色舞的，他说：“最近北京百亭鱼乐园出巨资购买了8只宫灯中的两只，竟出价1320万元人民币，这可是当初意料不到的事。还有报道说，这宫灯是两位日本友人设计的，这不是误传吗？你和张仃先生应该出面澄清一下，我可以作证。”
说起这件事情，误传大红灯笼是两位日本友人设计的到，还是事出有因的。当时张致祥同志领导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在开国大典时负责天安门城楼以外的美术设计，并成立了布置处，负责人是舞美队的队长苏凡（后来他与影星田华结婚了）。苏凡当时是位20多岁的热情的小伙子，搞舞美设计是行家。他找到我和张仃，对我们说，城楼上的设计和布置方面，有什么活儿可以分给他，他有人有物，还特别提到有两位日本友人肖野和森茂，是美术家，设计能力很强。苏凡把即将送审的金水桥、观礼台的设计图拿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两位日本友人画的，我们一看，确实画的非常精致。
我们很感谢苏凡的热心协助，就提出来请他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正厅（首长们的休息室）布置一下，苏凡就带着两位日本友人忙了起来。当他知道了我们的大红宫灯还没有找到人做时，就坐上车和我分头跑。苏凡到了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虽然也想为开国大典出把力，但他一看尺寸就都摇头说做不了。直到我找到了老尹师傅后，问题才算解决了。宫灯虽然不是两位日本友人设计的，但苏凡和两位日本朋友确实帮了不少忙，当时我们都很感激他们。
虽然张仃教授和我设计了大红宫灯，但是我们都从没想过去争什么“设计权”，设计权固然是一种荣誉，但这种荣誉绝不是“争”来的，有人说大红宫灯两只卖了一千多万，应该给设计人分一点好处，但我们却认为：8只宫灯已经成为历史文物，是国家财产，即便拍卖每只达到上亿元，也应归国家所有。当然，作为设计者，我们永远为这8只红宫灯而感到自豪。
下期预告：《齐白石的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