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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最早评价《关雎》者当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又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 文字有脱落，意思大致还清楚：《关雎》之被孔子重视，在其“以色喻于礼”。意思是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这个“配”字，就暗含着“婚礼”之意。 孔子之前，贵族引《诗》多断章取义，至孔子，《诗经》既是“使于四方”所必备的“言语”修养，也是培育德性的读本，其中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又明显承认其启迪兴发生命的价值。此后《诗》正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到西汉，随着儒术的被尊崇，儒家经典《诗经》等被当作圣贤大法来读，《诗》便像法典一般神圣。表现在《关雎》的解释，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解之为“刺康王”，言周康王早晨“晏（晚）起”，身边官员即讽诵（也有说诗篇因此而制作）《关雎》之篇以讽喻之。这样的解释，正显示了西汉经学以经典干预政治、纠正天子行为的治学特征。至东汉则是古文经学盛行，经学家解《关雎》说法亦随之大变，以为诗篇所歌唱为“后妃之德”，是赞美周家先王（即文王）夫妻生活的严肃和谐，堪称世人家庭生活的榜样，诗篇又成为“风化”之源。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其实，汉人上述两个说法，都从篇章内部找不到任何证据。只顾宣明“大义”而忽视文献内容，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代以来的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的误解：这是一首爱情诗，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诗篇。这样的新说，既不顾篇章文义，也不能知人论世。 诗何以不能解作“爱情诗”？ 首先，为诗篇用乐情形所不许。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礼用乐，而诗篇“君子”“淑女”云云，也不是一般国、野之人。 其次，篇中的钟鼓与琴瑟，正与《仪礼》等记载典礼文献所载奏乐情况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乐则有钟鼓，诗既表钟鼓，又言琴瑟，正合乎贵族之家典礼用乐的情形。 其三，为诗篇称谓所不许。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与“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这不是爱情表达该有的语气。由此可以确信，诗的口吻既非“君子”，亦非“淑女”，而是发乎第三方，即婚礼上的歌唱者。“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 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云云也确实是“爱”的表现，却不是失恋的表现。与其说它们是某位“君子”对某位“淑女”爱的表达，不如说流露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婚姻关乎一生幸福及家族兴旺，然而，好婚姻实在难得。正因如此，诗篇所以表现一段“寤寐思服”的深情，实际是为“乐得淑女配君子”的祝福作必要的铺垫，也加深了诗意的厚度。 在此，有一点必须说明，即《礼记》的《郊特牲》《曾子问》等文献中，有“婚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的说法。这对《关雎》解释而言干扰太大了，其实，《关雎》为婚礼歌唱，在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以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诗篇为婚礼歌唱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当代所以得不到正视，反而“爱情说”流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礼记》上述说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关雎》之外，《周南·桃夭》《召南·鹊巢》都是与婚礼相关的乐歌；而《关雎》为西周诗篇又殆无疑问。然而《礼记》成书至早不过战国时期，其书距西周已有数百年。《礼记》又成于东方齐鲁儒之手。如此，《礼记》的地域，与西周《关雎》周南之地，相去不啻千百里。时间相距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在《诗》与《礼》之间，当然《诗》更可信。 就《关雎》而言，准确地理解主题，不仅对深入理解诗的内容有帮助，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其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的前提。《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早在诗篇作为乐歌演唱于饮酒礼时，就已经如此。乡饮酒礼和燕礼都有“歌乡乐”的环节，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歌唱的篇章成为篇籍，编者也遵循了这一次第，而《关雎》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如下的文化观念相符：《易传》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结合竟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礼记》也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这样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达到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 这样的现实，最终映现在哲学的层面，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时将其列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也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人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是可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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