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山海

一、管仲

《诗经·小雅》创作于周朝。它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周王的。周王一个人管不过来那么多土地，于是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们也管不过来，于是再分封给贵族。贵族获得的土地称为封地，又叫食邑，田邑。从历史记载看，它们很清楚是按亩计量的耕地。那么问题来了，那些耕地以外的土地，归谁所有？

这是一笔糊涂账。理论上，既然没有分掉，那就还是周王的。但是那些山川海岸远离都城，周王根本鞭长莫及。所以它们事实上处于无主状态。不过好在上古时代人们的主要需求还是吃饱肚子，眼睛就盯着耕地，对山珍海味兴趣不大。所以这笔糊涂账也没什么大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开发山海的技术手段。山上有铁，可以熔炼。海里有盐，可以煮晒。这样一来，山海的价值需要重估，它的所有权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

周朝的铁矿分布很分散，盐场则很集中，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齐国（今山东省）境内。所以很自然的，山海的所有权问题在齐国最为突出。齐国的上卿（宰相）管仲，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山海”的人。

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原本无主的山海收归国有，变成官营。海边的农民晒出盐来之后，必须以指定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批发各地。

晒盐主要是个体力活儿，并不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所以官营之后，生产效率不见得有什么提高。但是齐国掌握了周朝主要的食盐资源，统一的官营可以带来垄断效应，出口议价能力肯定是增强了。事实证明，“官山海”政策实行之后，很快齐国就商业兴隆，日进斗金。

某些不求甚解的人，看到这里便以为是管仲的成功了。历史可没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说清楚，那就是：赚钱有什么用？

钱有什么用，这在市场经济和平年代根本不算个问题。但要是碰上饥荒战乱，钱还真就没什么用，只有粮食和武器才有用。而管仲所在的先秦时代，饥荒和战乱几乎是连绵不绝。“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些先秦典故，光是想一想，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所以那绝对不是一个“钱很有用”的时代。

管仲赚钱的第一个用途很奇葩，叫做经济战。

齐国的邻国叫鲁，后世两地并称齐鲁。鲁国人擅长做一种叫做“绨”的纺织品。管仲先在本国推广“绨”，形成流行。然后又禁止本国民众生产“绨”。于是，对“绨”的强劲需求如潮水般涌向鲁国。这还不算，管仲又向鲁国商人喊话，有意渲染紧张气氛，鼓动他们产“绨”。于是大量鲁国民众放弃务农，投身于织“绨”行业。

一年之后，鲁国粮价暴涨。这时管仲突然停止所有的“绨”进口，鲁国经济顿时崩溃。鲁国的国君也不得不亲自跑到齐国去献礼示好。制服鲁国之后，管仲又用同样的手段收服了莒国和莱国。借此威势，齐国的国君齐桓公，也当上了春秋霸主。

管仲的经济战，纯粹运用经济实力，不费一兵一卒。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以金钱引诱，令敌人轻视、放弃农业，最后不战而败。关键点，其实还是粮食。

管仲赚钱的第二个用途，就是奢侈享乐。管仲鼓动消费，铺张人工，提倡厚葬，甚至还是色情业的祖师爷。在他任内，齐国从上到下，极尽欢愉。齐桓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战国策》描写齐国都城民众“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

在经济战中，管仲善于用金钱腐蚀敌人，诱使他们舍本逐末。现在换到他自己身上，抗拒金钱的诱惑，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也许有人会质疑，虽然管仲是“逐末”了，但是还不能证明他“舍本”呀！

我们知道，先秦生产力低下，牛耕、铁犁均未普及，育种和栽培的技术也不成熟。农民就算全力耕作，也未必能养活全家老小。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经济能否支持工商业乃至服务业的高度发展？

假设农民一家4人，全力耕作所得收成可以供养5人。那么4个农户才可以供给1个非农户。全国至少要有80%人口务农，一旦低于这个比例，就要饿死人。这还是不考虑任何奢侈消费的情况。

所以生产力约束是死的，你选择了“逐末”，就必然会“舍本”。这是时代条件所决定的，管仲纵有天才，也不可能绕过去。

果不其然。管仲的经济战惹火烧身，齐国的霸业一世而终。齐桓公死后，国家陷入混乱，诸子争权，相互攻伐。齐桓公死后67天无人收尸，凄惨无比。此时距他称霸诸侯，前后还不到40年时间。

二、商鞅

秦始皇并吞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周朝初年，并不存在秦国。只有一支在西部边境上养马的部族，被称为秦人。直到有一次，秦人帮助周王对抗蛮族入侵有功，才被封为诸侯。

秦人本来就居住在周朝的西部边境上，他们的封地又在崤山以西。所以周王对秦人的分封，等于是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想填多少，就填多少。只不过填完了，得凭自己的拳头去找蛮族兑现。

后来秦人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周王的预期。秦国不断向西扩张，连灭蛮族12国，辟地千里，一下子成了周朝最大的诸侯国之一。这样的历史渊源，造成了秦国3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秦国的国君起点很低，下面没有叠床架屋的贵族阶层，治理结构非常扁平化。在对蛮族的征战中，秦国先后有多位国君战死身亡，这在周朝诸侯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秦国的人口土地大多是征战得来的，没有贵族分封的历史。一张白纸好画图。有利于中央集权，推行各种改革也都比较容易。

最后，秦国地处黄土高原，物产种类并不丰富，桑、麻、木材都比较匮乏。先天就缺乏发展工商业的基础。但是这里土地肥沃，十分适宜种植粮食。

相比于中原诸侯，秦国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国家。而商鞅变法，更是一个另类的故事。

商鞅是卫国人，曾经在魏国工作。后来经人引荐，当面向秦孝公推荐了自己的改革计划。获得认可后，他就被直接提拔为左庶长（最高行政官），执行改革。可以说，仅仅这个故事的开端，在其它诸侯国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商鞅变法，也实行“官山海”。当然秦国没有海，只是把矿山收归官营。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的同时，还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比如降低税率，简化行政，招待客商等等。商鞅的“官山海”则反其道而行，提高税率，限制交易，禁止迁徙。所以管仲的“官山海”，是以官营手段来发展山海，而商鞅则是以官营手段来限制山海。

商鞅一手限制山海发展，另一手却力推农业，降低农业赋税，组织开荒，奖励高产。

如果把商鞅的这两手棋归纳起来看，那就是4个字：“产业降级”。

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都是产业升级，产业链是延长的。比如消费粮食，直接吃是低级。喂养牲畜，然后吃肉，那就是升级。收罗食材，精细烹饪，那又升一级。吃的升级了，穿的、用的、住的也都可以升级，永无止境。

但是如果从热量获取的角度看，上述“产业升级”其实是名符其实的“效率降级”。100克小麦直接吃的话，可以提供300多大卡的热量。如果用同等热量的饲料喂猪，转换成猪肉的热量大约不到80大卡。如果加以精雕细作，热量还要大打折扣。如果再要讲究布置环境，那么消耗掉的人力热量将远远超过300大卡。换句话说，本来是想消费100克小麦的，但是弄到最后1个人没吃饱，还累饿了3、4个人。

假如热量的供给不是问题的话，那么大可置“热量效率”于不顾，以产业升级，满足人欲为先。但是先秦时代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热量的供给。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土地的供给能力与外部投入相关，总是线性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则与基数相关，总是指数增长。两者的增长情况示例如下：

因为指数增长总是会加速，并超过线性增长。所以每当人口数量超出土地的供给能力时，就必须有人死去。至于怎么死去，是饿死，病死还是战死，并没有本质区别。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供给能力。

这是一条铁律。从细菌到大象，谁都无法逾越这条规律。甚至天体运行和电脑病毒的发展规律，也在冥冥之中与它暗合。

不过在某些评论家看来，民众病死饿死，顶多是国君没有“施仁政”。但是如果让民众战死，则立即成为暴君的罪证。至于开发土地，则根本不在他们目光所及的范围之内。

发展农业，抑制工商，对外征战。这三个手段，形式各异，却互为表里。为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扩张土地对秦人生存的供给能力。

商鞅的眼光，超越了那些评论家。秦国破格重用商鞅的眼光，也超越了其它诸侯。郑国渠的故事，或许可以作为此事的一个注脚。

话说当年，韩国对了对付秦国，想出了一个“疲秦”的计策。他们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去，劝说秦国开挖一条巨大的运河。正当秦国举全国之力投入此工程时，这个阴谋的内情败露了。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辩称这项工程有利于农业，“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听后尽弃前嫌，继续重用郑国。十余年后运河修成，还命名为郑国渠。

韩国把兴修水利当成消耗敌国国力的阴谋。秦国为了兴修水利宁愿不计欺君之罪。两者高下立判。也正是这样的秦国，才能完成都江堰这样的世界级水利工程。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都江堰仍然发挥着四川全省水利枢纽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彪炳自己的千秋功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面对着皇天厚土，他总结了8个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推崇农业，抑制工商，老百姓因此富足。

商鞅如果地下有知，应当可以含笑九泉了。

三、汉武帝

水利工程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事业。因为它的设计和实施，必须针对整个河流水系。而它的收益和损害，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各个流域。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外部性”。

中国最早关于经济“外部性”的论述来自《孟子》，讲的是在洪水期间，各国都想把邻国当成泄洪渠，把水排到邻国的土地上去。从此就有了“以邻为壑”这个典故。

秦、汉连续两个大统一王朝，消除了水利工程的“外部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朝前60年的休养生息，更使得畜力、农具大为普及，农田得到休整，农业技术在交流中提高，优质作物也被引进到更适宜它们生长的地方。

汉朝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最终被汉武帝打破。他对内削平藩王，加强中央集权，对外远征匈奴，兵锋直达西域。经过20年的穷兵黩武，汉朝开国以来的积蓄几乎被全部用尽。

为什么汉武帝要停止休养生息？为什么休养生息政策终止在汉武帝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表面上的原因，是汉武帝有这个资本。《史记》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钱已经多得没法数，粮已经多得没法吃了。那么这时候打打仗，抖抖威风，似乎也很正常。

深一层的原因，是人心取向的变化。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为例。汉朝初年，距离战国、秦朝的战乱年代不远，君臣上下都对战争的苦难有直接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痛苦要大于和亲的屈辱。到汉武帝这一代，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匈奴的骚扰倒是真真切切。所以他们的看法反过来了，认为和亲的屈辱要大于战争的痛苦。《水浒传》有三九二十七年，乐极生悲的说法。27年，差不多正好是一代人的年纪。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人口上。汉武帝时代的总人口大约是3500万，已经创出中国历史的新高。而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版图仅略大于周朝。当时朝野上下都已经注意到“土地兼并，豪强四起”的问题。豪强四起的原因是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原因是人均耕种面积萎缩，小农经济无法维持。所以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不过是“人多地少”4个字而已。

汉武帝以损失将近1000万人口为代价，在西北、东北、西南方向收获了大片领土，军屯开拓，置郡设县。在他身后百年，汉朝人口不仅迅速恢复，而且启动了新一轮上涨，一直逼近到6000万的水平，才重新回落。在这里，马尔萨斯定律再一次显灵。死多少人不重要，因为人口总是倾向于无限增长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扩张土地的供给能力。

不过，从人口的角度看问题，只是看到一个总量。而在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比如经过多年征战，汉朝境内的铜钱总数，恐怕并没有减少。但是它们大都从皇帝的国库，转移到了富豪商人的手里，因此造成了“用度不足”。如果说汉武帝的功业是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公共服务”。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这项“公共服务”的成本，无法合理地分摊到整个经济中去。

汉武帝军费吃紧，想到的第1个办法是“卖爵”、“赎罪”。只要出钱，想当官的当官，想免罪的免罪。这样还不够。他的第2招就是把“少府”的商税拨给“大司农”使用，等于是拿皇室的私房钱补贴给政府。但是这样仍然不够。他又使出第3招，号召富豪商人们出来捐款。可是响应者不多。不得已，他只好放出第4招，称为“算缗”。这是一种财产税，直接抽取商人资产总额的5%到10%。那商人们肯定不乐意了，大肆隐瞒资产。终于第5招出台了，称为“告缗”。凡是揭发商人瞒报资产的，可以分得税额的一半。

汉武帝的这5招，逐次递进。他首先放弃的，是自己的部分行政特权。然后他又做出个人财务上的牺牲。再然后才把矛头对准商人，并且越收越紧。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向农业伸手。汉朝初年定下的十五税一，也就是6.7%的史上最低农业税，始终未变。

不过，战争花销实在太大，仅用这些办法还是难以力挽狂澜。所以在推行这5招的同时，汉武帝还实行了“官山海”。

汉武帝“官山海”主要涉及3种商品：酒、铁和盐。对它们实行政府专卖，也就是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中间的差价归政府所有。其中铁的开采铸造也全都由政府主管。

汉朝的酒业还不发达，主要是本地人自酿自饮。所以酒专卖完全是政府横插一杠，等于是强行加税。而且酒的酿造有相当的技巧性，官府制酒的品质通常较差。因此酒专卖很快就取消了。

铁是汉朝的战略资源。配备了铁兵器的汉兵，对匈奴作战优势极大。集中铸造可以防止铁器流失。而且铁矿的开采冶炼都具有规模经济性，所以政府接手之后，效率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炼钢，就发生在汉武帝时代，比欧洲早了1600多年。西汉高炉遗址中出土的铁块，最大者竟然重达20多吨，远远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

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活必须品，但是又没有人会吃得特别多。所以盐专营等于是平均地向全体人口征税。承担此义务的对象群体，基本上与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群体相吻合。因此在政府机构运作效率低下的古代，盐专营是非常理想的政府税收替代品。

汉武帝的“官山海”，显然是沿袭管仲而非商鞅。但是两者的出发点仍然有着根本区别。管仲的盐专营，着眼点在攫取类似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式的垄断利润。汉武帝的盐专营，却把着眼点放在平衡政府预算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汉武帝是当之无愧的“开百代之先”。

四、利弊之辩

管仲、商鞅和汉武帝，是“官山海”，或者说专卖制度奠基的3个标志性人物。他们身后还有唐朝刘晏、宋朝蔡京等人，也都于此颇有作为，但是终究不能超出这3个人的成例。

上述3人的历史评价各不相同。通常认为管仲代表商业成功，商鞅代表农业成功。对汉武帝的评价历来分化，但是也很少有人推崇他在经济方面的建树。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中国历代文人治史论文，更是无一不意在时事。既然最终目的是要比照当世，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历史环境的异同，以便检查结论的适用性。

管仲治理下的齐国“煮泲水以籍于天下”，靠自然资源就可以向天下人收费。它类似于今天的沙特，是拥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国家。今天很少有人认为沙特是工业立国，更没有人认为它是商业立国。所以虽然管仲确实很重视工商业发展，但是他最主要的一条政绩“官山海”，却很难算是商业上的成功。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是名符其实的乱世。史籍所载“斩首X万级”，“坑杀X十万”，“屠X城”比比皆是。这种情形下，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侈谈。生存永远是人的第一需求。在商鞅看来，活下去，就是胜利。至于手段是农业、工商还是文学，是发展山海，还是抑制山海，都没那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说，商鞅与管仲的处世哲学并无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以维持君王贵族的安乐为限，还是要谋求全国整族的生存空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二人才会并称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与前两者不同，汉武帝可用不着去适应时代，而是有机会去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他面对的环境，才是更加典型的政策抉择。这里我们就展开讨论一下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得失。

第一，不要削藩行不行？恐怕不行。因为中国地理上缺乏自然分隔，所以割据势力的边界天然不稳定。合未必强，但是分则必乱，这已被春秋战国的历史所证明。此外，统一的大市场无疑也对经济和文化有利。

第二，不征匈奴行不行？可以是可以。但是从结果上看，开疆扩土，人口倍增。征匈奴的决策是划算的。如果再考虑到沟通西域，走向世界，那更是善莫大焉。

第三，打仗不花钱行不行？这个问得奇怪，但是先秦时代打仗还真不怎么花钱。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兵的只求吃饱，打仗主要消耗粮食，赏赐激励主要用耕地。但是汉朝的生活丰富多彩，货币已经是必需品了。

第四，军费不加于民间行不行？汉武帝已经把“少府”的私房钱捐了。政府的钱也不能凭空多出来。所以羊毛必须出在羊身上。

第五，开征财产税行不行？“算缗”就是这样的政策。不过针对存量财产征税，偶尔一次或许可以，但是很难长期维持。而且经营国事，利在万民。如果成本全都摊在少数富翁头上，不仅于理无据，还会滋生抱怨。

第六，开征所得税行不行？在现代社会，这是最完美的办法。但是在汉武帝时代，纸张尚未发明。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输都非常困难。建立相关的观念和制度更需要潜移默化。开征所得税无异于天方夜谭。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建成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

第七，开征流转税行不行？汉朝确实征收流转税，主要体现为各式商税。商税附加在商品上，提高其价格，缩小其市场，对商业发展来说，商税是确凿无疑的抑制力量。汉朝商税历来较少，汉武帝也没有打它的主意。说他“抑商”自然也不成立。当然，从税制原理来说，盐专营也是一种流转税。但是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条再说。

第八，实行其它商品专营行不行？这个问题比较关键。财政收入取自哪种商品，哪种商品的发展就受到抑制，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应该如何选择收入来源？为什么要选择盐呢？

盐的产业链超短，煮晒之后就直接食用。而且技术上又最没难度，照样人人得吃。所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看，盐业是最不怕低效率，最不怕压制的。相比之下，茶、酒的工艺和销售要求就比较高，产业链也更长。低效率经营对茶酒行业的损害就比较大。其它加工食品或手工艺产品就更是如此。

汉武帝以降，历代财政在田赋之外的大头，都是盐专营，而不是其它商品专营，或者是普遍征收的商税。这其实是牺牲了盐业而保护了其它行业。我们以宋朝为例。宋朝不仅重视盐专营，而且把军需增量全部都压在盐业上。盐专营收入占宋朝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北宋的不到20%，一路攀升到南宋的50%以上。可以说，宋朝其它商品和商业的繁荣发展，正是建立在盐业专营的基础之上。

第九，为什么不能提高田赋？我们知道，种田需要人力、工具、种子等成本投入。把这些成本扣掉，可以得到一个种田的毛利率。如果田赋高于这个毛利率，那么这块田就不值得种，就会荒芜。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就会减少，就要饿死人。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完。如果我们再想下去，饿死人之后呢？无疑人口和耕地会达到新的平衡。而这时候，低毛利率的劣田已经退出了耕作。全国耕地的平均亩产提高了。

假设原本农民1家4人，全力耕作也只能供养5人，现在则可以养6人了。那么原本4户农民才能供养1户非农人口，现在2户农民就可以供养1户非农人口了。原本全国至少要有80%的人口务农，现在只要67%就可以了。

更少的人口，更多的人均资源，更高的非农人口比例。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恐怕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想想，为什么不能动田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