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现身旧山楼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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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计然子 

我的一篇拙文《＜徐霞客游记＞与常熟的联系》，经与“徐霞客学会”秘书长唐汉章先生探讨，蒙之不弃，将与今年《徐霞客研究》第四期刊登。唐先生言及徐霞客游记底稿和诗底稿“到常熟不是不可能，钱谦益曾嘱毛氏刊刻成书，这有据可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刻成，也许清兵南下的原因，而底稿（极有可能是霞客原稿），留在常熟被收藏也在情理之中。其余流传的多为手抄本。”

唐先生又多加勉励笔者“如能找到底稿将会轰动徐学界，功莫大焉！”。有此勉励，笔者不胜惶恐，就现有相关之史料，继续耙梳一番，希望能为解开这一谜团作出微薄之力。

一、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如何出现在了旧山楼

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霞客自书四本是收录在《旧山楼书目》补录中。这个补录是旧山楼主人赵宗建的儿子赵仲举著于光绪廿六年十月中，光绪廿六年，即公元1900年，这一年的五月，赵宗建去世。

随着时世的动荡，私人藏书往往也是朝不保夕，旧山楼的藏书慢慢在散佚。在补录卷首，赵仲举也已发出感慨：“此中书已有归别姓者，最可惜石斋未刻稿、牧斋杂诗文日记等，较宋元本尤难得。”

在赵仲举的眼里，比宋元刻本更珍贵可惜的是“石斋未刻稿、牧斋杂诗文日记”，钱牧斋因为写有《徐霞客传》，他与徐霞客的交往前文已赘述，这石斋即黄道周，而这黄道周，也与徐霞客有着紧密的亦师亦友的交往经历。

难道这四本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与黄道周有联系？

二、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考

先来简单认识一下黄道周。

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 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从莆田迁徙至漳州。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庶吉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年-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

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我们依旧可以回到钱牧斋的《徐霞客传》中去探迹一二。他们的交往经历中，是否也留下了“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的点滴端倪呢？

《徐霞客传》中共有两处写到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牧斋用简笔行文 ，却笔力凝重 。一处在正文中间 ：

母丧服阕，益放志远游。访黄石斋于闽，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登罗浮，谒曹溪，归而追石斋于黄山。往复万里，如步武耳。

另一在正文末 ：

余之识霞客也 ，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闻石斋下诏狱 ，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返，具述石斋讼系状。据床浩叹 ，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

实际上，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游不止以上两次，确切的应该有四次。

两人面晤始于崇祯元年（1628年），这一年2月20日，徐霞客从江阴到福建漳州“万里造膝”，专程登门造访黄道周，当时黄道周丁忧在籍守孝。

崇祯三年（1630年），黄道周守孝期满回京复官，途径江苏境内，徐霞客闻之，火速星夜赶到丹阳道与之相会。

崇祯五年（1632年）7月，黄道周贬官出京，两人又相会重游镇江金焦二山、茅山、太湖等景胜。

崇祯六年（1633年），徐霞客北游五台山、恒山后，专程赴闽与黄道周晤叙。

当然两人的交往期间，少不了诗文酬唱，留下了很多互赠的诗文。在《徐霞客游记》中，也数次提到了徐霞客关注着黄道周的仕途变化，行踪走向。徐霞客和黄道周两人的友谊可以说是赤诚相待、生死不渝、沧桑不改。

本文着重在探寻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的下落，以上所述只是为了说明徐黄两人有着如此深厚血浓于水的情谊，那么徐霞客的心血底稿送给黄道周过目了吗？

▲黄道周像

三、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去了哪？

答案是肯定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55岁的徐霞客从鸡足山返回江阴家中，因病卧床不起，然而他得知此时黄道周“廷杖下狱”又牵挂不已，立即委派儿子徐屺带着寒衣和游记底稿四册赴京探狱慰问。

黄道周在狱中读完游记，写有《狱中答霞客书》一信，并有诗两首。其中一首诗序言：“读游记知名山幽胜无奇不有，不觉手舞足蹈，欣赏不已”。徐屺将信与诗带回，徐霞客读完，又听完儿子的讲述，悲愤不已，病情加重，竟“不食而卒”。

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确实是由徐屺带到狱中送给黄道周过目了，至于徐屺有没有将之又带回，没有明确的记载。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徐霞客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他将游记原稿托付给了季梦良，由其整理抄誊，最终有了一系列抄本的出现。

黄道周所见之底稿与季梦良所受之原稿，如果是同一稿，那随后的清兵南下血洗江阴，此稿毁于兵燹荡然无存，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

但毕竟《旧山楼书目》上白纸黑字写明着此游记底稿诗底稿四本是霞客手书，也就是说绝非季本等手钞本。

四、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现身旧山楼的猜想

对此，笔者有个大胆的猜想。徐屺带去的底稿和徐霞客交付给季梦良的原稿并非同一稿件。

因为徐屺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赶赴京城，按照当年的交通情况，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徐霞客临去世之前又赶回江阴，恐怕也是风雨兼程匆匆而回了。如果是同一稿件，徐霞客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从容几次托付给季梦良。

所以，徐屺并没有带回游记及诗的底稿，而是赠予了黄道周，黄道周因此而得以保存底稿。这体现在两人深厚的友谊基础上，生死不渝的情感足以诗书相赠互相留念。

而黄道周保存下来的此底稿，与他的诗文稿又始终在一起，转辗颠沛，又最终被旧山楼赵宗建所收藏。

而旧山楼赵宗建父子为何对黄道周的遗稿如此情有独钟呢？除了黄道周伟大的人格外，还有一点就是黄道周当年反对杨嗣昌夺情，“廷杖下狱”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名叫赵士春。这个赵士春也是常熟人，他是赵用贤的孙子，他是旧山楼赵家的宗亲。对于宗亲的铮铮铁骨一事，赵宗建历来颇为看重，值此与宗亲联系在一起的人，旧山楼自然另眼相看。

黄道周遗稿得以存世的原因也是因祸得福。因为书有吕留良的吕批，赵宗建在跋文里写道：“买得者因文字狱繁兴，恐被累，不敢出现，今数百年后，为余所藏，岂偶然哉？”

钱钟书说，天下就没有偶然，偶然不过就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徐霞客游记底稿诗底稿，看似偶然来到了旧山楼，笔者相信其中肯定也是存在着必然。这个必然，目前来说，也只是一个猜想，但笔者相信，这个猜想或许就是一点点微弱的光芒，它就像晨曦时的太阳，必将光明一片。

如果苍天有眼，这四本珍贵的游记底稿一定再会“偶然”出现，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