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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自铸银元、改革币制已成为一种思潮，不少有识之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主张。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林则徐会奏：“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无钱为准。”魏源亦指出：“今洋钱销蚀，洋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菪鹜，独不少官铸银钱以利民用而抑番饼乎？”咸丰五年（1855年），周腾虎在《铸银钱说》中提出：“今计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以钢铁制为板式，面文咸丰宝货，环以年月，并银文字；幕文为龙凤，环以满文，亦仿洋钱之式，以板石椎而成之。”光绪九年（1883年），御史陈启泰在奏折中称：“外夷货易中国之银，掺和夹杂熔铸洋钱，使用几遍天下，而又能操纵其洋价之低�n，以为出入，盘剥商民，漏厄无算。”随后，还有给事中方汝绍、御史易俊等人，皆力主自铸银元，但均被朝廷驳回。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辩论，直到光绪中期，机器铸钱的奏议方为清政府批准。 广东是中国南方的门户，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过境商人之多，生意之广之大，远为内陆各省所不及。外围银元大量流人中国，“以致利归外洋，漏厄无底。”在这种形势下，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币制改革，设厂铸币，以抵制外国银元的入侵。他在《奏请用机器试铸制钱折》中说：“博采众议，惟用机器制造，则钱精而费不钜。” 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张之洞上奏朝廷，提出在广东设立钱局，购买机器鼓铸制钱。尽管这一奏请被朝廷批复缓办，但同年4月，张之洞电请驻英公使刘瑞芬，向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全套造币机器设备。光绪十四年底，全套机器抵粤；次年二月竣工，定名为广东钱局，并雇用四名英国工程师专司其事，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造制钱。这是中国近代使用机器大规模铸钱的开始，以后才开铸银元，即所谓的“七三番版”银元（图1）。张之洞认为：“外洋银元重漕平七钱三分，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奇，定为库平七钱三分。银元上一面镌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义合璧；一面镌蟠龙纹，周围镌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译文，以便与外洋贸易。” 张之洞铸“七三番版”银元，原意是想以此币成色足、分量重，以达到抵制外国银元的目的；但正因如此，市场试行中很快被商人收藏或熔毁新铸，效果适得其反，因而改为“七二版”。初铸时为“七二番版”（图2），背面为龙纹，镌以中文“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正面为满汉文“光绪元宝”，围以英文。“七二番版”银元在光绪十五年底议定，户部尚书张之万要求新版银元形制有所改变：“该督送到大小银元（即七二番版）所印洋文，自系为中外商民行使均易辨认起见。惟将洋文列于中国年号之内，体制尚有未合，应请饬令该督将洋文改錾蟠龙之外，以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汉文十字改到正面，其半元以下小银钱以此照改，较为妥协。”因此，到开铸正式流通的“七二版”银元（图3）时，“遵即督饬局员转饬工匠另置钢模，将洋文改錾蟠龙纹外，正面改刻广东省造等字。” 广东银元开始在市场流通时，张之洞就强调：“由粤省开铸试办，即由户部行知各省，凡向用洋钱各省关一律通行，准其与洋钱一体完纳华洋厘税，并各项杂款，一切捐项。其官商军民或用中国银元，或用洋铸银钱，随宜通用，听其自便。”光绪十九年，御史张俊说：“为今之计，惟有议铸银钱，尚可一塞其漏厄也。……广东业已试办，著有成效，不闻稍有窒碍。”这充分说明广东银元一经流人市场，市民欢迎，商人称便，因而以枚计算容易，行使便利，更没有碎银和银两需过称之麻烦。于是，清政府下令，将广东银元作为主币来使用，所有钱粮、关税、厘损均得使用这类银元，民间一切交易与外国银元一样看待。广东银元不仅在广东流通，且控制着华南各省的金融市场，并深入内陆和华东、华北市场，有一定的行市。 在货币发展史上，计数货币代替计重货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符合货币发展趋势的。清代外国银元在广东流通，保证了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币制产生深刻影响，引起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改革。张之洞引进机器自铸银元，以银元代替银两，且有流畅的行市，在币制改革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中国机铸银元之先河。自铸银元的广泛流通，深受市民和商人的欢迎，也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有力地削弱了长期统治中国货币市场的银两制度，并大大减少了外国银元在中国货币市场的流通额，使铸钱之利不致于流入外洋，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最终为中国货币制度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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