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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至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鸦片贸易日益泛滥，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一局面直接扭转了英国多年在华贸易的入超的状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内银价上涨，引起银贵钱贱危机，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已经远远超出清初制定的纹银 1 两兑换制钱 1000 文的标准，银贵钱贱危机严重干扰了当时的财政和经济活动，传统货币制度遭遇重大冲击。  道光咸丰年间货币问题论争的背景一 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1白银外流白银外流从 19 世纪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期，在这近半个世纪的白银外流过程中，长期以来，鸦片泛滥被认为是造成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但是同一时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也不容忽视，早在 1842 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就与外部世界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因此鸦片泛滥并非白银外流的唯一原因，还有世界经济的因素。 例如，全球金银减产导致货币供应不足；欧美经济不景气影响到中国的茶叶、生丝出口，以致出口货值无法弥补鸦片进口值，导致白银外流。 从 18 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夕，与中国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从中国进口丝绸、茶叶、瓷器等，向中国输入毛织品、印度棉花等。 18 世纪，茶叶在英国逐渐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全民饮品，因此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量也逐渐增加。而此时中国经济依然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对英国输入的毛呢品需求不大，在中英贸易中，英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  2白银外流英国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不足以抵付购买茶叶的货款，这种贸易逆差使得英国缺少向中国购买茶叶的白银，为了维持茶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 到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所赚取的白银足以抵付购买商品的货款，中国白银开始不断外流。 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19 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出现了以银贵钱贱为特征的货币危机。清朝建立之初，规定白银对制钱的兑换比率是 1 两白银可换制钱 1000 文。 因此学界所讨论的银贵钱贱危机就是以 1:1000这个标准来判断的，大体上来说，当 1 两白银所兑换的制钱大于 1000 文，就称之为银贵钱贱；反之，当 1 两白银所兑换的制钱小于 1000 文时，就称之为银贱钱贵。 自乾隆后期开始，由于鸦片贸易和白银走私导致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国内银价不断增长，银钱比价不断攀升，尤其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银钱比价到达了历史最高点，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民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清代的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的紊乱清朝的货币制度是银钱并用，没有主辅币之分，属于称量货币和铸币并用的体系。政府的铸币厂铸造制钱，银两主要由民间铸造，各地银两成色、平码、形式的不统一增加了货币流通的困难。同时外国银元的流入和民间私票的兴起使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 1银两和制钱制度清朝前中期的货币制度是一种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银两和制钱相辅而行，货币的币材分为铜和银两种，一般来说民间大额交易用银，小额交易则用铜钱。 虽然国家一般的收支用项都使用银两，但由于民众日常生活都属于小额交易，因此制钱在民间还是居于重要地位。 清顺治三年（1646 年），当时政府规定银两对制钱的比价是 1:1000，但由于银两和制钱的供需不平衡，以及流通的银两成色不一，重量标准也存在分歧，不同时期政府铸造的制钱也存在成色的差异，因此这个比价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整个有清一代，银钱比价是一直在变化的，因为中国并非产银国，银矿依赖进口，国外银价的变动就会引起国内银钱比价的变化。 中国幅员辽阔，铜钱转运不便，因此清朝自始至终采取分散铸币的政策。京城设立宝泉、宝源两局，分别归户部、工部管理。在地方上各省布政使司有铸币权，各省随时可以奏准设局铸钱，制钱背面都有局名。 2 .洋钱的流入和私票的兴起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国外流入的银元已经开始广泛的流通。在咸丰以前，外国银元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是西班牙银元，其后还有墨西哥鹰洋，美国银元蓬头，荷兰银元马剑等。 朝廷已经意识到洋钱在中国已经大面积流通，并且对中国的纹银流通产生威胁。相比于中国的银两，外国银元在中国能够广泛流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运输成本低，可进行大额贸易支付；二是重量、成色相对稳定，在交易中便于计算；三是形式统一、制造精美。 而这三点正是当时中国通行银两制度所缺乏的，因此洋银的广泛使用弥补了中国银两制度的缺陷。 19 世纪初期，中国的私票流通范围也日益扩大，市场上流通的私票主要是钱票。私票一般指未经过政府批准同意，由民间的票号、金融机构、商业企业乃至个人发行的票据，流通范围仅限于某地。商人钱票的普遍使用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道光年间，一些官员认为银贵钱贱危机是由奸商使用钱票引起的。  道光年间的货币论争与货币政策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银荒为特点的银贵钱贱危机，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针对此次危机，朝野上下的学者和官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 一方面，他们对银贵钱贱危机形成的原因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探讨了该如何应对危机对国家和人民财富造成的威胁，需要采用哪些方法来化解危机。 学者和官员提出的解决危机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张政府插手消除危机，即国家进行干预的货币政策；另一类主张由市场自行运转来化解危机，即放任的货币政策。政府最后采取了放任派的意见，维持前“听从民便”的货币政策。 一对银贵钱贱危机的讨论1立场不同对于出现的银贵钱贱危机，由于视野以及立场的不同，朝野上下的学者和官员都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大部分人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是鸦片的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银两减少，银价暴涨引起银贵钱贱。 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广总督即奏明银两偷漏出洋之弊，到道光年间情况依旧如此，道光皇帝也在上谕中要求广东督抚以及海关监督认真巡查出口洋船，禁止洋船偷漏银两。道光十六年（1836 年），给事中许球上奏请求禁止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 朝野上下有官员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是因为“生殖日繁”，即因为人口增多，费用消耗变大，但白银产量没有增加才导致的银贵钱贱，但许球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才是主因。 除了上述两位官员，还有给事中孙兰枝、浙江巡抚富呢扬阿、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官员纷纷上奏祥陈白银外流的危害，要求严惩出口白银的商人。从嘉庆朝后期开始，就不断有官员上奏白银外流的危害，要求禁止白银外流，但在道光年间甚至到咸丰年间，白银外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加猖獗。 2 对洋钱和私票流通的讨论洋钱和私票是民间自发流通的两种新形式的货币，洋钱即外国的银铸币，在明代开始输入中国，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后（1685 年），海禁开放，此时外洋各国与闽广的通商贸易还使用银两。 至乾隆后期，洋钱在福建、广东等沿海贸易地区已普遍流通。19 世纪上半叶，洋钱和私票的流通日益扩大，在道光年间的货币论争中，一些官员认为洋钱和私票的流通也是引起银贵钱贱的原因之一，因此朝廷官员针对是否应限制洋钱和私票的流通展开了讨论。 至道光年间，洋钱在中国沿海贸易城市的流通已有半个多世纪，对中外的贸易往来以及民间的日常交易已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朝廷官员不赞成完全禁止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二 发行大钱和纸币的讨论如何应对以及解决银贵钱贱危机带来的影响，朝野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由国家发行纸币或铸造不足值大额铜钱；二是鼓励政府多在财政收支上多使用铜钱而少使用银两；三是政府用贵金属铸造硬币，补充银两之不足；四是维持“听从民便”。在这些政策主张中，国家发行纸币、铸造大钱引起的争论最多，参与讨论的人数最多。 1 发行纸币的争论中国的纸币始于宋朝的交子，宋、金、元至明初皆实行了钞法，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在道光年间的这次货币危机中，学者王瑬提出的行钞建议最为具体详细，引起的争论也最多。 道光八年（1828年），王瑬写成《钞币刍言》一书，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刊行于世，该书汇集了王瑬大部分行钞思想。但其父看过之后认为体例还不够精确完善，容易遭到别人的反驳，因此毁其书。之后王瑬重新修正改定，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刊行于世，更名为《钱币刍言》。此后王瑬为了丰富自己的行钞主张又继续刊行了《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 王瑬的行钞办法是非常具体的，他建议发行七等面值大小的纸币，五千贯、千贯、五百贯为大钞，百贯、五十贯为中钞，十贯、二贯为小钞。 2 铸造大钱的主张大钱指不足值的大额铜钱，即额面法定价值大于金属材料本身价值的铜钱。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第五錡铸造当十、当五十的“乾元重宝”，这项政策导致民间私铸泛滥，引起物价飞涨，不久即废。历朝历代所发行的大钱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道光时期，发行大额铜钱的建议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广西巡抚梁章钜是最早上奏支持发行大额铜钱的官员。此外还有御史雷以諴、御史张修育、安巡抚王植、御史江鸿升、四川学政何绍基都提出了发行大额铜钱的建议。 道光十八年（1838 年）, 广西巡抚梁章钜最先奏请铸大钱。他建议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及当千共五品大钱。他认为当时银价之所以高昂，不光是因为银少的缘故，还有钱多的缘故。如果要解决银贵钱贱危机，一个变通之计就是铸造大钱，用大钱来补充银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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