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史学史》一书所想到的

 

摘要：近来病中无事，读金毓黼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一书，迷茫之情锐减。此书一明史家，二通史籍，三晓史学，洵斯书之名矣。然此书体例，颇有目录学之大概，故而略论之。 《中国史学史》一书著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金毓黼先生（1887-1962），又名毓绂，号静庵，斋名静晤室、千华山馆，辽宁辽阳人。其主要著作有：《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总目提要》、《中国史》、《东北古印钩沉》、《辽会要作法》、《东北通史》、《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等。编有《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中国史学史》一书可算得上是中国史学史在开创时期的扛鼎之作。 史学一词，源自十六国之石勒。《晋书·石勒载记》记载道：“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鳏寡谷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暢、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勒载记》，中华书局版）何谓“史学”？金氏在书中提到：“更就已撰之史，论其法式，明其义例，求其原理之所在，是谓之史学。”（金毓黼：《中国史学史》导言，第2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以下同）而研究史学的源流、发展过程的学问，就是史学史。全书分为十章，前有《导言》，后有《结论》，详细叙述了自上古三代至民国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笔者不才，试略言这十章的内容，并就此书与目录学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因手中参考资料仅有这一本书，难免有所疏漏，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史学史》内容略述

 因为内容很多，加之打字不便，因此我在总结每章内容的同时，标注该内容的页数，以便大家查找。

 一、“古代史官概述”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金先生在第一章的开篇就提出，如果想要了解史学的发展，必须从史籍入手，而史籍的来源又源自史官的著述，因此考查史学的发展，必须要先了解史官的发展。金氏在是章开篇论述“史”的由来，总结“史”是官名，掌记言记事之任（5-11页）。其次他从《周礼》中关于史官制度的记载入手，辨明上古所言的“左史、右史”与《周礼》中内史、大史的关系。金氏认为，周代的左史、右史，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内史、大史（11-21页），并同时说，因为汉代离古未远，汉代的史官制度和周代的史官制度有一定的联系，可以从汉代的史官制度中窥见周代史官制度中的一些特点，比如史官世袭，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太史令一职。

 二、“古代之史家与史籍”

 在这一章中，金氏先对清代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说法进行解释，总结为“盖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擘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第31页）既而对《尚书》、《春秋》、《春秋左氏传》、《国语》、《逸周书》、《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等记载上古三代的史籍进行一一介绍（第32-44页），并认为中国的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研究上古史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文献的缺失。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矣。”

 三、“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在此章中，金氏主要论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主要是二人的史学著作《史记》和《汉书》。金氏先是介绍了司马迁写《史记》和班固写《汉书》的动机和背景，其次比较《史记》和《汉书》的优劣，进而叙述班、马二人史学的特点，“《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第65页）。

 四、“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本章先对后汉、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私家之史书进行一一介绍，用表格记叙各家之史书的存亡、卷数，并在下文中比对各书优劣。其后总结了这一时期私家著史的原因（第95-96页），论述诸史家之等第，并对刚刚出现的典礼与方志之书进行了简要介绍。鉴于私家著史之风在此时颇盛，金氏于此章感慨道：“吾谓王官失守，而诸子之学以兴，史官失守，而乙部（即史部。——余注）之书日盛，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华之果，研史之士可无述乎。”

 五、“汉以后之史官制度” 

金氏于第一章介绍汉之前（包括汉）的史官制度，到这章重新开始介绍汉代以后的史官制度。首先，金氏叙述职掌天文历法占卜的太史与修史的史官开始细化分工，从此异途（第102页）。其次他叙述了后汉以来史官名称的三次变化，初名为著作，汉代尚未使其成为正式史官，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开始设置著作郎，掌撰国史。其次名为史官，南朝齐、梁时，曾经置撰史学士及撰史著士，北齐始置史馆，到唐代重置史馆，以宰相监修。再次是翰林院兼掌，元世祖中统二年，立翰林国史院，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明、清延置。再次，叙述记注之官，即记录起居注的史官出现及发展。。最后，引刘知几、韩愈、柳宗元、万斯同等人议论设置史馆修史的弊端（第109-115页）。为方便读者了解历代史馆建置沿革，作《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列于章末（第117-126页）。

 六、“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如这章标题所述，金氏于此章主要介绍官修史书。首先他先分析了唐宋以来纪传体正史私修者少的原因，并对唐宋以来官修国史的制度进行大略介绍（第128-129页）。其次从编年体之实录、纪传体之正史、典礼与方志四大类史籍入手，叙述该时期的诸种史籍（第129-170页）。最后总结了官修之史与史家的关系（第170页）。 

七、“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 

本章先从纪传体之正史别史、编年体之《通鉴》、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和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四大类史籍的介绍入手，详细分析了诸种史籍的优劣得失（第171-288页），最后总结了这一时期史家的特点及趋势，认为：“本期史学，自有相当之成绩，相当之进步，不过考古之作多，而通今之士少耳。时涉多忌，史难举职，虽豪杰之士，亦为之无可奈何，此刘知几、章学诚二氏，所为徒垂空论而不能自造一史也。”（第288-290页）。

 八、“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

 此二人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二人均有论史的专著，刘知几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金氏说：“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几，而章学诚继之。”（第291页）金氏首先解释了《史通》书名的释义，略述史通各篇大意，考察《史通》的写作动机和背景，将刘知几史学的源流叙述略竟（第292-309页）。其次介绍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较为新颖的五个论点，即论六经皆史、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论方志、论校雠（第309-321页）。最后对“郑樵可比肩刘、章”的观点进行驳斥，金氏在褒扬郑樵的同时，也对其缺点直言不讳，“郑氏以一人之力，穿贯诸史，会为一书，体大气锐，诚可惊叹，然其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第331页）。

 九、“清代史家之成就” 

本章就清代史家成就进行总结，详细论述了清代史家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并对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纪昀、崔述、徐松、张穆、何秋涛、王国维及治西北史地与东北史地诸史家的成就以及缺点一一介绍（第333-365页），并总结清代史家研究趋势为：第一期“以研讨明代事迹为本位”，第二期“为文字之考订”，第三期转治边疆史（第365-366页）。 

十、“最近史学之趋势” 

金氏此书作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出土石料大量发现之际，故他在此章中将此时的史学趋势总结为两个：一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二是新史学的建设和新史的编纂。金氏首先对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等地的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档案、少数民族文字和各地金文六种新出现的史料逐一介绍（第368-384页），并叙述梁启超的史料分类和搜集鉴别方法。其次谈及民国时期诸人对新史学的建设，尤其对梁启超、何炳松诸人的通史目录进行逐一分析，甚为妥当（第386-423页）。 

金氏写就十章后，于最后结论处将此书大略重新加以整理，余意为如果想要粗通《中国史学史》这本书的大意，先读结论再前面十章甚是得当。

参考资料： 

1、金毓黼：《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版。 

2、[清]张廷玉：《进明史表》，《明史》，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