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到新中国成立近六百年时间的历史，在史料中找不到关于元青花瓷器的记载，更没有关于至正型瓷器及其造型、纹饰、钴料发色和工艺特征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除了旧社会从事过古董生意的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经过四五年消除“文革余悸”后，才恢复了收藏意识而外，现在从事收藏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收藏意识。
1995年，北京才正式开启文物市场（以前的文物保护法是封闭的——民间不准买卖文物，民间的文物只能卖给国家的文物商店和收购站）也就是说，六百年以来，人们不知道元青花是什么形状；因而，历史上并没有元青花的仿品和伪造品。
有史以来的元青花仿品出现在八十年代初，伪品元青花出现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盛行于1998年~2003年。
八十年代初，景德镇陶瓷馆和东方瓷厂两个单位，组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作为科研项目，才开始复制元青花瓷器（83年他们把产品做出来后，搞了一个展销会，还获得了轻工业部的奖励）。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把元青花的特点研究透彻（就是现在也还没有研究透彻），所以，这些复制品比真品还精美，却没有真品必然存在的缺陷，更没有历经几百年沧桑岁月的古朴气息。这批仿制品，正如陶瓷专家李知宴所说的那样：“仿古瓷往往得其形而失其神，能效其俊秀而失其古拙。故仿品似是而非。一般仿其优点而忽视缺点，对主体进行认真制作而对附件敷衍”
1994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刊登的冯先铭先生的《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文章，全面介绍了明清两朝和近、现代仿古瓷的情况，里面也没有仿元青花的问题。说明1994年以前根本没有值得讨论或研究的仿元代瓷器。由此可见，明朝初期至1994年，民间根本没有元青花仿品。至于1980年至82年景德镇陶瓷馆和东方瓷厂两个单位作为科研项目仿制的元青花瓷器，因为数量太小，影响面太狭窄，所以冯先铭先生在《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中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据叶佩兰先生讲：“8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馆和东方瓷厂两个单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采用传统手工工艺，按照原物大小、器胎的厚薄、形体的变化、纹饰的形象和画法，装烧的处理以及青花瓷的釉色和料色等方面进行复制……，并结合运用现代工艺条件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求艺术风格上与原物达到一致。当时的复制品大件有瓶、罐、盘、碗等，小件有玉壶春瓶、高足杯、花觚、香炉、小罐、折腰碗、高足洗等……，这批80年代的仿古瓷是许多专业工作者在探讨古陶瓷的科学技术和艺术风格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再现了600年前元青花艺术；但从鉴定上严格地说，则精美有余，古朴豪放不足”（摘自《中国文物报》总第一期）。“这批非常精美的东西过去了以后，后来基本上就不做了。因为那时是作为科研项目（做的）……。”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我国许多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解体。9５年秋后，北京的“鬼市”也发展成为政府认可的“古玩市场”，开始影响全国，景德镇的厂子也在这个时期解体了，一些原来搞陶瓷研究的技术人员和职工，开始自立门户烧制瓷器。经过几年的摸索，仿古瓷成了景德镇这些私人作坊的首选项目。有些人曾经在80年代初参加过第一代元青花仿制工作，但过去在厂里，是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现在是单打独斗，技术力量分散，设备简陋，普通技工的仿制水平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绝不可能仿制出乱真的产品来。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对于元青花的研究时间短，且断断续续，不够深入，理论上显得支离破碎，不系统，不完善。就是现在那些文博单位的专家们都还没有把元青花研究透彻，那些仿制元青花的工匠们又如何能将其研究透彻呢？他们在没有研究透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仿制出乱真的产品来呢？
当代研究元瓷有一些成就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无人能及，昂然傲视民间，过分夸大仿品的乱真程度来吓唬收藏者。近几年，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暴露出在元末明初至正型瓷器方面缺乏实际鉴定水平的弱点，为保住已有的声誉，对于民间藏家的至正型真品瓷器，既不敢看也不敢上手，更不去深入研究，满足于过去从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经验，并且非常武断地说：“我国民间不可能有至正型瓷器”。甚至有些人还说：“至正型元青花都是出口瓷器”,“至正型青花瓷器都是来料加工”,“90年代后期突然出现这些至正型瓷器都是假的”，“都是受利益驱使在景德镇制造的高仿品”，……各种主观臆想和奇谈怪论，弥漫整个鉴定与收藏界。
（注:此文写于2004年以前,文中所述现象,现在已有较大改观；有些信息来自故宫老师们传递，难免有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但为了正确反映当时的状况,在此,就不作修改了。另外，最近看到景德镇陶瓷学院欧阳世彬先生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名为《艺术市场》的杂志上的，里面关于我国初识和初仿元青花瓷器的情况介绍得准确些，适当的时候，可将欧阳先生的文章转贴出来，供陶瓷爱好者对欧阳先生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
凡是研究元青花瓷器的人都知道，全世界公认的至正型标准器，是从我国流失到英国还不到一百年的庙宇供器。那么，民国期间，我国就只流失了这一对至正型瓷器？谁敢说当时这一对象耳瓶的流失,就代表元青花在国内的终结？
这对至正型瓷器是我国元朝乡村百姓张文进订做的，若说至正型瓷器属于“来料加工”，纹饰属于阿拉伯人喜爱的，那么，如何证明张文进是阿拉伯人?假若元末明初至正型瓷器是为了满足伊斯兰民族的生活习惯而制作的出口瓷器，那么，如何解释满足张文进需要的这对象耳瓶呢？又如何解释日本、英国、美国收藏的至正型瓷器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民族生活习惯而制作的？如果英、美、日等国收藏的至正型瓷器不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而出口的，就必然是与至正型标准器一样在清末民初和日本侵华时期流失出去的。如果我们对英美日等国收藏的至正型瓷器多打几个问号，多思考它们的来龙去脉，想一想清末民初和日本侵华时期我国的国情，想一想那个时期我国大量流失文物的状况，就应该明白，我国不是没有大型的至正型瓷器，也并不是只有一对标准器,而是大量地被别人弄走了（但也并不是被别人弄得一干二净）。
【附有关张文进居住地的史料：“信州”属“扬州”所辖，即现在的上饶市。
《宋史》卷88《地理志》载:宋初置江南东西路，“东路”辖“州七”有“宣、徽、江、池、信、太平”等州，。南宋仍设江南东西路”，“东路”改辖“州”复有“徽、池、信、太平”诸州。信州在北宋和南宋都是隶属江南东路。元代：信州被元改称信州路。承宋属江南东路，历史上称上饶为“江东信州路”
元末，陈友谅“尽有江西、湖广地”
，元末信州也被陈友谅所占。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一决胜负之战，朱元璋得到了江西人的帮助。所以朱家坐稳江山后，就把将信州（上饶）送给了江西，以报助战之情】
元朝时期，伊利汗国疆域内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都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伊利汗国是大元帝国的组成部分，相当于现在的“特区”或“自治区”。元末明初青花瓷器向谁出口？是向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出口?还是向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斯兰百姓出口？可以肯定地说，元末明初至正型瓷器只是贸易瓷，当时的伊利汗国（今日的伊朗和土耳其）的市场，不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自治区市场而已，这些瓷器在大元帝国的附属国销售，只能算贸易商品。当然，伊斯兰普通百姓决不买大型的至正型瓷器。若说来料加工，就只有伊利汗国的蒙古贵族而不是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斯兰百姓，然而，权威人士说蒙古人不习惯用瓷器，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张文进只不过是蒙古人统治下的四等公民，既不是蒙古贵族，也不是伊斯兰的大财主，来料加工的奇谈怪论怎么就那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达成共识呢？
根据张文进在至正十一年订做至正型瓷器，可以想到，古代的交通极其不便，张文进只是为了祈求保佑家人清静平安特意制作庙宇供奉瓷器，他虽然在信州路辖区而不在饶州路辖区，但绝不可能距离窑场非常远。当然，也不能排除张文进本人就是制瓷工匠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张文进是距离元青花制瓷窑场不很远的汉族人，也就是蒙古人统治下的四等公民。四等公民可以订做的至正型瓷器，能算官窑瓷器吗，当然不能！也不能因为至正型瓷器的铭文有张文进的名字，就说是张文进的来料加工！更不能说是“出口瓷转内销”卖给张文进的。
至正型青花象耳瓶在国内倍受冷遇，而被外国人收去鉴定为至正型标准器后，中国专家又跟在外国人后面学舌，实在可悲可叹！现在，民间收藏的元末明初精美瓷器同样在重复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同样在国内遭受专家们的冷遇，并大量以伪品或者工艺品之名，非常便宜的流向外国。收藏者们痛心疾首地大呼：专家们，救救国宝吧！可是，他们不仅麻木不仁、不屑一顾，还闭着眼睛说：都是现代仿品！……
当前，由于专家权威们“宁可把真看成假，不可把假看成真”的错误指导思想，致使大量的元朝瓷器被当作工艺品，正在重复演绎着元末明初至正型青花标准器的历史。爱国的收藏家们痛心疾首，倾其家财保留国家的珍品，为国家做作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收藏家们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保管员。许多大收藏家们并不是缺钱，收藏那么多珍品干啥？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爱国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