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里，心理咨询师总是板着一张脸，似乎看不出一点感情，简直是一个过于冷静，甚至有些冷淡的印象。 其实在咨询室的日常中，心理咨询师在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绪。 抑郁、焦虑、恐惧……越是剧烈的情绪，就越可能来自人生中的重大变故。面对那些情绪的疾风骤雨，心理咨询师其实和你我一样，内心都会出现波动。 以下是几位咨询师曾经在工作时，情绪出现巨大起伏的故事。 为了保护来访者隐私 我们已将故事中的特定细节做了变更和模糊处理 并获取了来访者知情同意  在我刚开始做咨询的阶段，有一位来访者给我印象很深，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Ta可能已经处在重度抑郁阶段，甚至可能就在自杀边缘。 Ta是在父母陪同下和我见面的，当时我很快发现来访者状态明显很不好，同时也发现Ta的家人对此极力否认—— “Ta没有问题，一定要继续念书的。” “Ta就是不够坚强，没有一点韧性！” “谁还不都是这样咬咬牙过来的吗？” 一边重复这样的言语，孩子的父母一边提出希望，请我能快速让孩子变好，回去读书。 但是这个孩子的状况已经不在心理咨询的范围内了，根据经验我认为Ta需要精神科的介入，甚至是需要住院的。 我一再告诉孩子的父母，Ta的情况已经超出我的工作范围，还帮他们联系好了精神科医生。 和这一家人见面后，连续几天我都担心这对家长没有带孩子去找我推荐的精神科医生，毕竟我们见面时家长言语中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否认。给那位医生打电话确认后，我得知那对家长真的没有带孩子去。  那段时间我就很担心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在重度抑郁的状况下，如果家人的态度如此强烈，我很怕会出问题，每天我都会担心那个孩子会怎么怎么样，一想起来心里就会起很大波动。 当时我和我的督导谈了一下这个孩子的事情，这个孩子当时并不是我的来访者，我们没有开展心理咨询的工作，其实我是不能打破这个设置去干预的。 于是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家长，希望提醒他们。 在这次电话中我了解到家长把孩子送进一家中医药的调理中心，希望孩子能通过喝中药快速“治好”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我并不是反对中医，但是我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能明显感到，Ta需要的是精神科的介入、帮助。 就在这次通话的时候，心里那种担心又更强烈地涌上来，隔着电话我也深深感到，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每个月给这对家长打一次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直到有一次很偶然从其他同事那里听说，那对家长终于还是带着孩子去了精神科，并且住院治疗。 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前前后后几个月持续担心。 真的忘不了那一次见面，孩子自己都能感到自己问题很严重了，特别是自我伤害的念头，但父母还在用一些否定的言语进一步伤害Ta…… 在后来的咨询工作中，我会常常想起这个孩子，想起Ta的无力感。 后来，我用了三年时间让自己准备好面对青少年个案。 关于青少年个案的咨询问题，我和个人体验老师、督导老师前前后后做了十几次、几十次交流，反复谈论我产生的那些担忧、焦虑等等情绪波动，最终消化、整理了自己的情绪和思路。  这个故事有点长，但之所以选它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很真实。 或者，因为Ta也许是最让我内心纠结的一位来访者。 Ta最大的困扰是没有办法相信别人，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Ta甚至很怕走出家门，因为一旦出门就会见到生人。 后来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一起进行咨询工作做了四五年，虽然没有完全帮助Ta从这种恐惧中走出来，但我们做到了一些改善。 有一次在咨询时，我们谈到Ta对孤独的恐惧，这次谈话后Ta可能很难消化这个感受，在某一天突然发信息告诉我说，Ta觉得自己已经好了，Ta可以不出门，不见任何人。 Ta是我开始做心理咨询师后不久开始一起工作的一位来访者，之前那么多年做过的努力，没想到就这样消散了，突然归零。 我当时直接冲下楼，买了一大包胡萝卜狂吃，因为吃其他东西就会怕长胖……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当然理解Ta并不一定是在回避我，可能是在回避自己心里的恐惧感。 作为一个和Ta认识很久的人，那一瞬间我感到巨大的无力感。 但是一段心理咨询并不是这样突然结束的，即使要停止一段咨询关系，我也希望能从专业角度，和来访者一起聊怎样去结束，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们没做到什么？ 当我提起我们有必要见面，这位来访者就回避，找了很多理由。 我征求了督导的建议，也小心翼翼斟酌了很久，一个礼拜之后，我写了一封信，告诉Ta我很理解Ta的恐惧，把我希望但是没有来得及和Ta讨论的事项说清楚，把我认为可以继续做咨询的必要说明白。 按照电影的情节路数，也许到这里会皆大欢喜，我和来访者继续一起面对Ta的困扰。 但是Ta的回复只有几个字，我印象很深，大意就是：好的，谢谢，不用了。 看到这几个字回复的瞬间，我的无力感可以说达到顶峰。虽然我知道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没有能够帮助到Ta，还是让我很失落。  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即使这位来访者发现咨询确实很有必要，Ta重新联系我，我们重新开始咨询——此时我仍然没有完全消解掉那种失落和无力感。 这种纠结一直消化了有半年时间，在一次团体督导会议上，我再次提起这个个案给我的感受。 大概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上，我才终于释然——那位来访者，或者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会以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去经历人生，甚至反复经历让Ta们很受伤的那一部分人生。 但那就是他们的步调呀。 很多人会认为，咨询师的工作是让人“改变”，很多来访者来找咨询师也确实是期待自己能发生改变，但是改变并不是几次聊天，说一两句金句之后就能发生的。 回想这段经历，“改变”是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真正面对那个困难，因为面对产生出一些勇气，然后才能终于迈出去的那小小的一步。  在医院里，会看到人性的很多面，而且是被放大的样子。 各种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作为一名医生，特别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肯定需要相对中立的态度去面对患者，而不是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做出评判。 我刚刚进入心理医院时是在心理科，接触到一些有情绪问题的青少年，比如他们会打自己的父母。 我当时就会非常气愤，很自然就会觉得：作为子女怎么可以打自己的父母呢？ 虽然这种情绪不会对患者表现出来，但是关起门来和同事分享时就会非常气愤。 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姐姐跟我说：“他有他的路要走，这些是他处理不了的情绪，你不要急着去改变他。”  很多人会说医生成长后会变得冷漠，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准确的——不是变得冷漠了，而是变得冷静了，能更全面地去看待这个人和这件事了。 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当你站在这个人的角度，那么他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是角度问题而已。  在我刚刚开始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位遭受家暴的来访者给我印象特别深。 第一次见面时，她希望解决目前这段恋情中的一些困惑。 几次见面后，我意识到她处在一段控制型的亲密关系中，比如她男友会疏远她和家人朋友的距离。比如，她习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总担心哪些事情会让男友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慢慢意识到，她遭遇的家暴是很隐形的。 每次提到一些冲突，她都会故意换个词汇去描述这些冲突。当她一次次受伤，她都会发自内心认为这样的对待是来自男友的一种爱。 像拼图一样，我终于通过一些细节确认了她和男友关系真实的样貌。 作为咨询师，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直接干预她，即使她在某一次被男友家暴之后问道：“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在她表达自己感受到男友的爱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无论我自己的情感经历，还是我的观念，都不能支持我去理解她。  当时督导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帮我去找到来访者的视角——对于个案来说，她有着自己所处的角度和立场，如果外人用网上经常能看到的“女性就应该独立自主”那些概念去要求她，这些没有温度的话不仅无法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加深她的伤害。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咨询，虽然家暴的频率的确在减少，但也仍然会发生……这个事实是最让我伤心的，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 很遗憾的是，有一天这位来访者突然提出结束咨询关系，她认为已经解决了情感中的问题。 那种无力感对我冲击很大，每一次分析没能帮助这个个案的原因，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不够专业的地方。 后来，我申请了犯罪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旨在系统学习施暴者和受害人的心理机制，并完成了家暴相关的硕士论文。 现在，我会更多关注那些有可能遭遇家暴的女性个案。  这位来访者最初和我见过几次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Ta的状态不是很好，负面情绪的积累已经很严重。 受到小时候一些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成长中的一些创伤经历，逐渐导致Ta在后来上学、工作的时候总是用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习惯于放大负面的情绪，而Ta所在的公司的工作节奏原本就很快，工作强度也很大，这对于Ta的情绪状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我就建议来访者去医院精神科做一次正式诊断，但是Ta对去精神科一直很抵触。 当我们在几次见面中讨论这个议题的那段时间，来访者的生活突然发生变故，以往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出了事故，不能再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了，这也促使Ta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现状，选择去医院就诊。 当Ta再次来到咨询室的时候，已经去医院做过了诊断，的确如我所想，抑郁程度比较严重。 在那一次咨询时，我能直观感受到Ta心里承受的那些负面情绪，真的就像潮水一样，层层叠叠。 陪着来访者在那些负面情绪里一边体验，一边梳理，这些情绪的能量级之大，是我直到咨询结束后，才切身体会到的——负面情绪带来的疲惫感，在一瞬间袭来。 因为我和来访者一起在Ta那些负面的情绪里走得很深，那一瞬间，我也感觉到自己也处在很负面的抑郁情绪里。 接下来，我在咨询室里做了一次正念，一边在呼吸中体验这些情绪，一边回放本次咨询。 这个时候，我想起来访者的一系列小小的“自救”念头。 在谈话中，Ta曾经表达出来愿意一边服药，一边通过咨询治疗抑郁症的想法。还说到自己会去找身边一位曾经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去聊一聊，去寻找这种支持。而且，还会找一个曾经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去向Ta的家人说一说，什么是抑郁症，该怎样帮助抑郁症患者。 即使在那么糟糕的状态里，Ta同时还有自救、求生的一种力量。 也许相较于负面情绪的巨浪，这些自救的念头很小，但是我坐在咨询室里，看着Ta坐过的地方，感到很大的力量。 几年前一位来访者找到我，希望解决一些情感问题。 当我们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咨询，在一次见面的时候，Ta突然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Ta希望可以暂停。 在我问为什么的时候，Ta的情绪突然崩溃，是那种声泪俱下的哭诉：Ta罹患重疾，生命可能会随时逝去，因此无法继续咨询。 在那个时刻我也无法抑制眼泪往下掉，这是我在咨询中第一次没有刻意让自己收住眼泪，人在那样的冲击之下，那个眼泪你是收不住的。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眼泪哗哗流的时候我还会去想：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可以谈论什么？还是暂时继续停留在这种悲伤中？ 后来，Ta的情绪平复下来，我们就静静讨论Ta此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这次见面之后，很明显地我需要和自己的个人体验老师、督导老师去讨论这个经历，特别是和督导老师要讨论后续我还要不要联系这一位来访者，后续如何处理这个个案。 再后来，我们都决定不要去打扰Ta，把时间留给Ta和Ta的家人。 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就是当天咨询结束时。我告诉Ta，在任何时候，如果有咨询的需要都可以随时回来，我会随时等待Ta。 很多时候，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是以“好”与“坏”来区分情绪，当这种分裂的方式定义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时，也在压抑着我们所有真实的情绪。 在这样的状态里，我们其实是在防御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忧伤。 对于无助，对于愧疚，对于失去了你内心曾一直希望、期待的美好完美之爱的悲哀。 然而这恰恰是哀伤的价值，是从分裂到整合必经的一条路，可能除了眼泪和勇气，我们有时也真的做不了什么，但能静静地待在哀伤中重新理解与思考，这或许也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允许绝望，可能才是希望的开始吧…… 后 记 当我们决定要写今天这篇文章时，我们和上文中的一部分咨询师，一起参加了陈坤发起的心灵建设类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 那个时刻，我们在滇西北高原上，刚刚完成了一次全程“止语”的长途跋涉。 到达了“行走的力量”的终点，我们就和几位咨询师一起聊到今年活动的一个主题，“情绪”。大家都交换了曾经哪个让自己心里发生过波动、扰动的故事。 虽然，这些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在学术环境中谈起，但是当时听到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仍然会暖暖的。 看到大家都很激动，随队心理老师志斌讲起他在“行走的力量”活动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听完，我们发现几位咨询师的眼睛都有一些湿润。 志斌老师的这个小故事，正适合放在最后。 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能温暖到更多的人，也能让大众对“心理咨询师”这个群体多那么一点点了解。 在“行走的力量”项目中，我遇到一个蛮受益的故事。 在行走之前，西藏登山学校的老师要给我们先做一个培训。给我们介绍15位“高山向导”，会全程陪同我们完成这一次行走，帮助我们应对各种行走时的问题。 这些高山向导是怎样炼成的呢？ 他们首先会在学校学习三年，理论、技术、各项基本能力的训练都会学习。然后有两年实习，这一年主要会去一些高山的情境，做些事情。 五年下来，那些优秀的人才能进入登山相关的服务公司，在公司从初级向导做起，协同别人登珠峰，在大本营适应高山的状态，继续做练习。 等他们真正成为“高山向导”，就意味着他们既能够自己登上珠峰峰顶，还能保证他们服务的客户遇到各种困难时，仍然可以帮他们登到山顶。 有人向高山向导提了个问题：“你们不觉得累吗？上那么高没有反应么？” 他说：“没有啊，一点都没有，我是机器人。”说完他就笑了。 我们一下就体会到了，大家都是人，怎么可能不累？只是对于这种累、疲惫他们有更强的耐受力，有更大的内在空间来承受，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向导伙伴去交流、分享自己的困难和累。 这件事给我挺大触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在与来访者工作时，我们相当于是情绪的向导。我们自己想在临床给其他人作支持的时候，首先要有系统的理论、技能，还有具体临床的实习，再加上督导、个人体验继续强化我们的能力，可能还要按照自己的流派持续去进修学习。这样，等到真正成为咨询师，我们才有可能陪伴我们的来访者在关系中一起去穿越情感的“高山低谷”。 但就像那些高山向导一样，我们其实都不是孤军奋战，我们背后有自己的督导、体验师、还有咨询师团体。一旦真的产生一些情绪，或者遇到艰难的个案时，大家都能讨论一下，互相支持。 再强大的人也不可能不需要支持，总需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团体、朋友。 虽然最后站出来的是一个个体，但咨询师背后有一群人，那是我们能站出来做这件事的，非常重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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