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都该学秋女侠

烟_灰_灰 20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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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权主义者，非秋瑾女侠莫属！

秋瑾墓位于在杭州市区白堤尽头西泠桥畔。正面大理石墓碑上刻孙中山亲笔题词“巾帼英雄”四字。

墓座上端为汉白玉雕秋瑾全身塑像，高2.7米。头梳髻，上穿大襟唐装，下着百褶散裙，左手按腰，右手按剑，眼望西湖，英姿飒爽。

我们今天讨论秋瑾这个人物，往往只给她贴上革命先行者标签，尊称她为“辛亥三杰”之一，却忘了她还是一位美丽的女性、一位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一位杰出的清末诗人，短暂的一生，从生到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1905年，秋瑾乘船前往日本，此时日俄战争爆发，秋瑾在黄海船上看到了日俄战争的地图，悲愤交加，赋诗一首：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等她到了日本横滨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当时横滨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男女老少服饰艳丽，一个个欢声笑语、载歌载舞，还送着走向日俄战争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所有人都在欢呼“万岁”，秋瑾感叹：“在此时的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国民，这样的百姓，顿时觉得心中气苦，泱泱五千年中华，竟样样不如日本。”

确实，在1905年的时候，堂堂中国，随便到街上找一个匹夫问一问，未必他就能够明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然而日本人确实全民都知道，都在为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自豪，中国的儿郎们都在做什么？

秋瑾，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睿卿，小名玉姑。名字中的“闺”字日后被女侠丢掉，睿卿和玉姑也从来不提。她自己又取了 “竞雄”、“鉴湖女侠”、“汉侠女儿”等慷慨激昂的名字。秋瑾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1875年11月8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

秋瑾祖父、父亲都做过知州、知县等地方官。母亲单氏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理，诗书全通。1895年，19岁的她跟随做官的父亲秋寿南来到湖南省湘潭县。秋寿南在当地结识了湘潭首富、曾国藩的表弟王殿丞。王见秋瑾生得秀美端庄，聪慧可爱，就托媒人送礼给儿子王廷钧提亲。秋瑾对于这桩婚事十分不满，但在封建社会里，儿女的婚事只能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896年4月20日，王家彩銮花轿吹吹打打把秋瑾迎了过去。

秋瑾生性刚烈豪爽，喜男儿装，好诗词，关心时政大局。丈夫王廷钧一不好读书，二不务正业，每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秋瑾时常劝丈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要好好读书，为将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着想。”王廷钧却说：“朝廷只能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我们这些匹夫有个屁责。”还有一次，他们谈到了谭嗣同，秋瑾赞扬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是一位伟大的维新志士。而王廷钧却大骂谭嗣同是中华乱党、士林败类。两人互不相让，差点吵了起来。秋瑾内心十分痛苦，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1903年，王家花大钱在北京为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官职，秋瑾也随丈夫迁到了北京，住在绳匠胡同。秋瑾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常常感叹：“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来她又搬到南半截胡同居住，在这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吴氏夫妇思想较开明，崇拜孙中山先生，且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秋、吴二人很快成为知己。

秋瑾在吴芝渶家里读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新书报，对海外孙中山等的革命活动有了初步了解。她当时写下不少反清的诗歌，著名的《宝刀歌》、《宝剑歌》等就是那时写的。而这首《满江红》更是满腔悲愤、剑气冲霄。

满江红·小住京华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面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残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秋瑾坐着西式的四轮马车去听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

秋瑾和丈夫愈发走不到一处去：“我要去寻求真理，女人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两人吵得互不相让。王廷钧知道秋瑾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倔强女子，要说服她是不可能的，只好采取卑劣手段，趁秋瑾不备，偷偷将她的珠宝和首饰及积蓄全部窃走，妄图以此来阻挠她赴日。秋瑾气愤地说：“你可以窃去我的钱财，但你捆不住我出国留学的决心。”秋瑾变卖了仅剩的财产和衣物，加上吴芝瑛等人的资助，于1904年4月只身东渡日本。

1904年7月，秋瑾到达日本，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馆郑重留影，以示与满清决裂。

在日本，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在学校，秋瑾顽强苦读，毅力惊人，别人都已熄灯就寝，她仍写作、阅读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现收入《秋瑾集》中的诗文，很多是这个时期写的。她还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秋瑾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此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以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

三合会是孙中山指示冯自由等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属于“洪门”系统。“洪门”这个组织不仅在中国国内存在，在国外也有很多华侨参加“天地会”，这是“洪门”的别称。这个组织极具民族主义色彩，其中心就是强烈的反清精神。加入组织的人相互扶助，受人之托时决不推诿，义无反顾帮助同志解决困难，这种侠肝义胆的大无畏精神贯穿在组织的各个方面。正因如此，“洪门”在各地拥有坚强的联系网络，上级组织的头脑将朋友介绍给下级组织时，下级组织一定热情款待客人，这种和谐关系非常默契。这一点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侠客精神有相似之处。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孙中山非常希望在横滨设立洪门天地会的分支机构，所以，三合会的入会仪式也模仿洪门的仪式，参加者交纳10日元入会费，然后，举行了以刀架脖，跨火盆，喝鸡血酒等传统的入会仪式，接着大家集体宣誓反清光复中华。入会仪式结束后，新会员被委以各种职务，秋瑾被任命为“白纸扇(军师)”，年长的刘道一是“军靴(将军)”，从这时起，秋瑾被人称为“秋侠”。

在日本，秋瑾与光复会诸位领袖也非常交好，在结识陶成章、宋教仁之后，秋瑾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加入光复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回国前夕，秋瑾第二次去找陶成章。第一次是在去年年底，秋瑾和王时泽一起去找陶成章，秋瑾像爱护弟弟一样关爱王时泽，他们去年11月在横滨一同加入三合会。见到陶成章后，秋瑾介绍王时泽加入陶成章刚刚在东京成立的光复会东京支部，陶立即表示欢迎，却不同意秋瑾加入光复会。

当时，光复会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地下组织，无论如何男女很难一起进行活动，否则，非常容易暴露组织。据说，陶成章对秋瑾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能力和革命意志，但还是不要加入组织了吧。

第二次找陶成章时，秋瑾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当场演练了一段威武的刀舞。秋瑾自幼好武，不论工作学习多么紧张，也要坚持习武，时常挤出时间去麴町神乐坂的武术道馆练习，甚至还练习骑马，有时从马上摔下来，摔伤了还坚持练习。秋瑾幼年开始习武，经过不懈努力，进步很快。

秋瑾出色的刀法令陶成章惊叹，他感叹说：“不愧是鉴湖女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终于同意秋瑾加入光复会，并亲笔给上海的蔡元培和绍兴的徐锡麟写信，推荐秋瑾加入光复会。陶成章曾在《浙案纪略·列传三·秋瑾程毅》一文中简要记述了这个过程。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军人物，他介绍的人应当得到光复会的认可，但根据规定，加入组织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介绍，秋瑾回国就是绝好的机会，争取得到国内蔡元培和徐锡麟两位领导的同意。3月末，秋瑾从横滨乘船回上海。她腰佩短刀，一身和服去见了蔡元培，当时蔡元培是光复会的名义会长，秋瑾把陶成章的推荐信交给蔡元培，并向他述说了自己的革命抱负，恳求加入光复会。但是，遭到蔡元培的拒绝。蔡元培当时的思想还比较传统，不认为一个女人能够参加革命事业，当时拒绝了秋瑾。

5月初，秋瑾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去绍兴西郭门外15里处的东浦镇“热诚学堂”拜会了校长徐锡麟。徐当年32岁，比秋瑾年长两岁。徐锡麟以拳术高强而闻名乡里，却是个高度近视，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极为罕见。徐锡麟一边看陶成章的信，一边听着秋瑾叙述自己的想法，他非常赞同秋瑾激进的思想，两人一见便成知己。

秋瑾听从徐锡麟的劝告，决定在绍兴万安桥附近的“明道女学校”担任体操代课教师。秋瑾带着徐锡麟写给陶成章的介绍自己加入光复会的推荐函，以及徐锡麟催促陶成章尽快回绍兴，商定革命计划。6月28日，秋瑾离开绍兴，经过杭州赴上海。在上海，秋瑾恰巧碰到刚从日本回国的陶成章，把徐锡麟托带的信和推荐函交给他，由于有了实力派陶成章和徐锡麟的推荐，秋瑾终于实现了加入组织的愿望。在上海举行的入会仪式上，秋瑾宣誓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盖上血指印后，秋瑾正式成为光复会会员。两年间，为了组织革命军，秋瑾不辞劳苦，反复往来于江浙会党之间，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工作。

1905年8月，秋瑾再次来到日本，时值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经冯自由的介绍，秋瑾在黄兴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秋瑾当天发誓：“联盟人，浙江山阴秋竞雄，驱逐满人，光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忠实守信，始终不二，违者甘愿受罚。”宣誓完毕，由黄兴教以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此时的光复会、华兴会，都整体加入同盟会，接受同盟会的统一领导。秋瑾被推荐担任浙江分会会长和评议部评议员。

1906年，秋瑾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租了房子，筹划《中国女报》。秋瑾有着办报的情结。1904年9月，她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名，发表了《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1906年2月初，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秋瑾见到了久别的密友和义姐吴芝瑛，吴芝瑛身边带着16岁的女儿廉研。秋瑾流着泪把留学时的艰辛一股脑向姐姐倾诉，特别是第二次乘船从上海去横滨时，在酷热的船底舱，秋瑾女扮男装和一群劳工并排躺在船板上，胸前紧紧抱着护身用的短刀，咬着牙等待天亮。就从那个时期开始，秋瑾患上心脏病。

秋瑾和吴芝瑛久别重逢，异常高兴，她们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尽情诉说分别后各自境况，微醉之下，秋瑾乘着酒兴，边吟诵着自己写的诗，边拔出一直随身携带的护身“宝刀”翩然起舞。

吴芝瑛在《记秋女侠遗事》一文中，用简洁的语言叙说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情景。

“酒罢，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章，命吾女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

这首歌很可能是秋瑾的《勉女权歌》，歌词发表在1907年《中国女报》第二号上，还附有简谱以供人们传唱。歌词开始是：“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

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办报需要钱。秋瑾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最后，只筹集到几百元。秋瑾痛感中国妇女界的死气沉沉，“简直有点麻木不仁”。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而且已经分居，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其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

离家后，秋瑾即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以免株连家庭。1907年1月14日，依靠这笔钱，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

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被誉为“报界女才”。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秋瑾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中国女报》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文化的妇女争相传阅，没文化的妇女也设法请别人念给她们听。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报上的文章，还展开辩论。封建遗老们看了则大为震怒。

秋瑾在上海不但办《中国女报》，还和光复会的同志一起组织光复军，秘密研制炸药，还在试制炸药的时候被炸伤。1906年6月，她先后到浙江中部的金华、缙云等地拜会当地会党组织的首领，她和这些会党首领举杯痛饮，说服他们配合光复会一起行动。陶成章和秋瑾的计划就是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帮派统一组织起来，让他们团结在光复会周围，确立共同目标，在光复会统一指挥下共同谋事。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首先就必须和这些帮派领袖成为好朋友，推杯交盏融为一体。秋瑾说话感召力强，饮酒豪爽，使帮派领袖们深感钦佩，逐渐成为意气相投的好朋友，他们久闻鉴湖女侠的大名，经过多次交往，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服从秋瑾的“出师命令”，和光复会一起行动。

秋瑾为人豪爽义烈，无论是革命党人、绅士名流、乃至于江湖草莽、朝廷官员都对她极为佩服，而她也常常一身男装、挎刀骑马，纵横街市，与江湖豪杰们相会，甚至还能靠威望压服群雄，有人回忆，早年光复会与江湖帮派互相瞧不起，酒席间拔剑相向，而秋瑾一声怒喝，往往大家都能偃旗息鼓，毕竟，她另外一个身份还是洪门的“白纸扇”。

在炸药爆炸受伤之后，秋瑾一直在西湖养伤，杭州苏堤的北端有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写着“岳王庙”，穿过牌楼，就是宋代抵抗金兵入侵的民族英雄岳飞庙，庙堂正中供奉着高约五米、身披战袍、威风凛凛的岳飞坐像，坐像头后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还我河山”。每次来西湖秋瑾都要到岳飞庙祭拜。

在祭拜“宋岳鄂王墓(岳飞墓)”时，秋瑾和挚友南社女诗人徐自华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被葬在西湖湖畔。徐自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咱们俩人中，后去世的人一定要把先死的人埋在西湖旁。”听了这话，秋瑾似乎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感慨异常地说：“真的吗？我们一言为定，能够埋在岳飞墓旁真幸福！”口气中显示出必定是自己先去世，二人兴奋地开着玩笑，并当场订下“埋骨湖山之约”，约定死后要埋在西湖湖畔。秋瑾死后，经过许多挫折，最终实现了二人“埋骨西泠”的湖山之约。

1907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秋瑾突然再次来到崇福徐家。她告诉徐自华，起义即将举行，成败难以预料，故乘去上海办事的机会特意绕道来与她话别。交谈中，秋瑾提到筹划起义经费的种种困难。此时徐家已衰落，徐自华寡居后，独自养育一对儿女，经济实为拮据，她即将自己的积蓄和首饰约合黄金三十两倾囊交付秋瑾作起义经费。秋瑾十分感动，自手腕褪下翡翠玉镯一对，回赠给徐自华作留念。对此徐自华事后作了《哭鉴湖女侠》：

过从夜半叩柴扉，握手心惊瘦若斯。

痼疾愈深嗟乏术，重衾犹冷泥披衣。

热诚爱国遭诬易，公益忘身力疾归。

凄绝一声依去也，至今耳畔尚依稀。

1907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名“通师范学堂”，是1905年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基地。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

清晨，激越的号声将学员从床上唤起时，秋瑾已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腰佩倭刀，骑在马上了。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分散隐蔽起来，又在和畅堂的家中密室里烧毁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学生们各自回家。13日下午4点，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据秋瑾弟弟秋宗章回忆，山阴（绍兴当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率军包围大通学堂时，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绍兴知府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但是直到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写供词，于是留下了传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绝命诗。

贵福怀疑李钟岳有意偏袒秋瑾，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敭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钟岳，令他马上执行。李钟岳先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为理由拒绝行刑，最终却不得不执行命令。

时已子夜，李钟岳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他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凌晨，秋瑾被押赴法场。据当时《时报》报道，行刑队伍“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处于“即行正法”，饮刃轩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