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童年。 父母养育了五个子女,我最小，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大概是我最小的缘故吧，不仅倍受父母的疼爱，而且还有哥哥姐姐们的呵护。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我曾写道：“我没有挨过父亲打骂的记忆”，现在仔细想想，父亲的确从来没有打骂过我，连大声呵斥的情景也没有。不是因为我很乖，而是因为父亲是一个极有涵养的人，家里家外从未见过他发火、失态的情景。对我这个最小的孩子更是疼爱有加。 父亲很忙，平时我很少有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但是，遇到下雨下雪不能干农活的时候，父亲总是喜欢把我带在身边。在我的记忆中，有过一些父亲把我揽在怀里与乡亲们谈天说地、说古论今的温馨场面。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上街赶集常常会特意带着我。当时，经过新中国建国后五、六年的恢复和发展，市场已经很繁荣。小小的下洼街，一街两行布满了花样繁多的小吃店铺和摊点。包子、饺子、油条、火烧、馄饨、面条、麻糖、果子、牛肉汤、胡辣汤、豆腐脑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父亲带我到一家包子铺前坐下。不知道是熟悉还是老板经营有道，父亲和老板都很随意、很热情、很高兴。看着大大的平底锅里正在煎着的包子，一个个金黄油亮、圆圆鼓鼓，冒着热气、嗞嗞作响，我早已馋得偷偷咽口水了。父亲又让老板再加一工，在煎好的包子上浇上鸡蛋液。随着一阵嗞啦作响之后，一个个金黄焦香带着飞边的油煎包子就端上了桌子。那包子，很像大号的象棋子，圆圆扁扁、两面平光、金黄油亮、薄皮大馅、外焦里嫩，吃上一口，面香、肉香、蛋香、韭菜香交织一起，满口留香。倘若我没有随父亲同去，父亲还会买上一些，用高粱莛子串成一串，给我“捎包”，带到家里吃。这种包子在当时曾是集市、庙会上的主打小吃，相当流行。不知怎的，后来就见不到了。跟随父亲吃包子，成了我童年幸福的回忆。 合作化后，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父亲相继在几个集体小工厂里担任技术骨干。集体食堂有什么好吃的，父亲都会叫我去解馋。期间父亲还种过几年瓜。瓜熟季节父亲把我叫到瓜园里，西瓜、甜瓜（香瓜）、牛角蜜，沙瓤、水瓤、脆的、面的、随我挑选。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父爱的甜蜜和幸福。 除了在外面吃美食之外，父亲还是一个厨艺爱好者，时不时地在家里下厨露一手。清蒸碗肉、面皮蒸仔鸡，红烧、小炒、软炸、焦溜等都会让我们大饱口福。其中一款“溜鲜桃”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我家有两个桃园，二十多棵桃树。桃熟时节，家人们吃多了桃子就不愿吃了。父亲就会挑选一些大桃，削皮、去核、切块、拍粉、挂糊、油炸之后，熬糖汁、淋水淀粉，将炸好的桃块下锅翻炒，裹匀糖汁即成。在我成年之后虽然吃过不少星级酒店，却再也没有尝到过“溜鲜桃”的美味。那美味也只停留在童年的幸福回忆中。 童年时期，我一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自然享受的母爱也更多。但是，我却有着母亲打我的记忆。那是一次和小伙伴“搁气”（方言，单指小孩子之间打架吵架）后，被告到母亲那里。母亲教训我，我争辩，母亲打我，我委屈，站在那里抗争，惹得母亲动了很大的气。事后母亲教我说：“以后我说打你，你就跑，我嚷得越凶，你就跑得越快，事大事小，跑了就了，可别站在那里怄气”。从那以后，遇到母亲说要打我，我撒腿就跑。常常是母亲拿着一个秫秸疙瘩（带根的高粱秆，有点像唱戏用的金瓜铜锤）啪啪的打在墙根脚或树根、石头上，一边猛打，一边喊着“你站着，你给我回来！”我只管跑，再也没有打到过我。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这一招比“老子打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还绝，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现在想想挨母亲的打也是一种幸福。 母亲心很细，很注意我的细小心理变化。有一次闲聊时无意间说到电影里土匪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场面。我说“当土匪还挺好的，拿一大块肉啃起来多过瘾哪”。母亲当时就说“你是馋肉了，过年煮肉时一定让你大块啃一回过过瘾”。果然，过年前煮肉时母亲兑现了诺言。我就在厨房里享受了一把大块吃肉的幸福。 母亲料理一家人的一天三顿饭，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吃得更好一些。除了家常饭之外，春天，新韭菜一出，除了包子、饺子外，还有蒸卷煎、烙盒子；夏天，有凉粉、凉面、“和 huò菜”（凉拌苋菜粉丝）；秋天，新高梁面一下来，就有滑顺可口的“蛤蟆蝌蚪”；冬天，天寒地冻，吃饭总少不了热乎汤，其中“锅出溜”（类似福州特色小吃——“鼎边糊”的做法,只是材料简单一些）很受人喜欢，可惜做“锅出溜”需要柴火土灶，现在的锅灶做不出这种美食。“锅出溜”也只能是童年幸福的回忆了。 我们姐弟五人的排行是：大姐、大哥、二哥、姐、我。姐比我大六岁，我一记事就是姐带着我玩。差不多大的还有四姐带着小辫儿，九姐带着小安儿，七姐带着小八儿，留姐带着兰。几个人一起，热天找阴凉、冷天找太阳地儿、下雨下雪到磨屋。选好场地后几个姐姐一起抓籽儿、踢毽儿、跳绳，换着花样玩。几个小孩儿就看热闹。姐的手很巧，经常做些小玩意哄着我玩。过年时扎花树，用棉花柴和彩纸扎成花花绿绿的花树，还配上高粱秆扎成的大麦、小麦、谷子、高粱，插在土堆上，很热闹、很好看，比现在的“圣诞树”有意思多了。过端午节前还会用各色小花布给我缝制香布袋（香囊），连香料都是自己动手地里挖、园里采的。我知道的有“香附子”、“艾叶”、“薄荷”等。连阴雨天，还会用高粱杆扎一个“扫天婆”挂在房檐下，都很好玩。只是每年的正月初十“抬石头神”，七月七藏在眉豆架下或者树丛里看牛郎织女，姐姐们玩得很神秘，不让我们跟着看。长大一点上学、初中毕业回乡劳动、参加社会活动等，一直都有姐的呵护。 大姐比我大得多，早已出嫁。虽然我没有和大姐一起生活过，但是大姐对我这个最小的弟弟特别亲。我到大姐家走亲戚的次数也很多。六、七岁时我已能独自一人穿过六个村庄，趟过一条大沙河，步行十八里路到大姐家去。这其中还有过一次惊险的经历。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按照老习俗，娘家人要接出嫁的闺女回家过端午节。我就带着任务去了大姐家。中午大姐做的烙馍、炒鸡蛋、炒豆芽、煎豆腐、酱熟粉条（酱爆粉丝），还有时令蔬菜。大姐只怕我吃得少，烙馍卷菜卷了一个又一个，直到我实在吃不下了才罢手。因为大姐家靠山是沙土地，豌豆、大麦比我们那儿早熟几天，已经开始收割豌豆、大麦了，不能跟我回家过端午，所以午后我又独自一人往家走。半路上，走到贾寨和小陈庄中间，突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噼里啪啦、倾盆大雨打着旋倾泻而下。我哪见过那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边哭边跑。跑到小陈庄，庄头上人家的房顶被狂风掀开了，人们冒雨忙着压房子，见我哭叫着跑在大雨里，就把我喊到他们家。几个大人一问，都认识我父亲，就一边安慰我，一边生火给我烤干了衣服。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我就东绕西绕的绕过积水道路回到家里。我刚到家，大姐不放心，也跟着到家了。 我记事时二哥已经外出工作了。有一个在外面工作的哥哥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期盼。二哥过一段时间回家一次，一回来就会带回很多外面的新鲜事，带回一些图书画报等简单通俗的读本。其中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我直到参加铁路工作后还一直带在身边。因此，我和姐从小就比别的孩子多接触一些新的知识,为我们后来的成长奠定了一定基础。除了精神食粮外，二哥还不断带一些饼干、点心、水果、罐头等好吃的回来，让我们一饱口福。当时交通不便、物流不畅，一些南方水果如橘子、菠萝等，村里活了六十多岁的老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当我们吃到新鲜橘子、菠萝罐头时，优越感、幸福感油然而生。逢年过节，二哥还会给我们添置新袜子、新帽子。所以我经常盼望二哥回来，只要听说二哥要回来，我都会跑到村口的大路上去迎接。直到我长大后，二哥还是很关照我。我十六岁那年到南阳参加“南阳专区半农半读教育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会议”，二哥在南阳县文教局工作，知道情况，就推着自行车守候在方城县来开会的必经路口，看到一车人们头戴方城特色尖顶凉帽的敞篷卡车开过，就骑车追赶到南阳地委招待所。当时我个子小，别人都是跳下车的，我不敢跳，正好二哥赶到，把我抱下了车。报到的当天晚上，会议上没有安排活动，二哥就带我逛街吃冷饮。八月初，正是南阳最热的时候。走进冷饮店，清凉的环境，冰天雪地的风景壁画，精巧的玻璃餐具，漂浮着冰块的大水缸里冰镇着西瓜，加上电风扇送出的习习凉风，顿时感到凉爽宜人。坐下来后，二哥点了冰激凌、酸梅汤、冰镇西瓜。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别说吃了，看看那盛冰激凌的精巧玻璃杯、玻璃勺（那时候没有塑料的），看看那一会儿给我扇扇，一会儿给二哥扇扇，精致、无声的摇头电扇，我有点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更别说那冰激凌的味道、酸梅汤的味道、冰镇西瓜的味道，都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味道。一餐冷饮下来，我感到简直是神仙般地享受。 大哥虽然曾经在县农机厂工作过几年，但是大哥在家的时间最多，我和大哥相处的也更多。大哥是我的榜样，是我的楷模。大哥为人忠厚、善良、公道、正派、靠得住。大哥长期担任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这是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大哥干了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也没有人说过闲话。农村大食堂时期，食堂偶尔要改善伙食，加工肉类等好吃的，需要找正派、靠得住的人帮忙时，大哥便是首要人选。在家，大哥是父亲的好帮手。吃苦耐劳，有担当、有谦让，处处为大家着想。从小时候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二哥，到二哥工作后，大哥一根扁担两个筐，和二哥轮换挑着侄儿德成和行李，步行二百多里路送二哥到镇平去上班，再到1962年全国干部、工人下放时，大哥主动要求从县农机厂下放回乡帮助父亲支撑家庭。还有，平常在家吃东西总是把好的让给家人，自己吃不好的。事事都彰显出大哥根植于心的善良和习以为常的厚道。说起吃东西，大哥常常把母亲气得发火。缘由家里做了好吃的，母亲总希望全家人人都能吃上，偏偏大哥要让给大家，不肯吃。母亲哪里忍心看着他一个家里出力最大的人吃不上呢，于是就让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生气发火，大哥才不得不吃。在家里是这样，在外边也是这样。1960年闹灾荒，父亲在大队粉丝厂，大哥在方城县农机厂，大嫂在吴庄当妇女队长，二哥一家在镇平，姐在陌陂上初中，都在外面吃集体食堂，家里只有母亲和我。最困难时每人一天只有四两八钱的粮食（还是十六两秤）。当时大哥在方城县农机厂当车工，粮食供应虽然比家里好点儿，但也是很紧张的，不知道大哥是怎么从嘴里省出来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带两三斤救命的绿豆面和小米回来。有了这些关键时刻的接济，我和母亲都躲过了村上许多人都逃脱不了的浮肿之苦。1963年我在陌陂上初中，有一次大哥和生产队几个人一起到陌陂粮站交公粮，中午自己开伙做的猪肉面片。大哥端了一大海碗肉面片走了一里多路送到学校，看着我吃完。在一年到头只有过年和“六月六”才能吃上两次肉和白面的当年，吃上一碗猪肉面片，比现在吃“佛跳墙”还享受。过后我常想，大哥只顾我了，不知他自己吃上了没有？ 大哥对我的关照不只是在童年。在我初中毕业回乡当了“耕读小学”教师后，大哥处处都在支持我。不管家里多忙，都是他独自担当。当年烧柴紧缺是家家都要面对的困难。上山打柴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大哥每年都是独自承担，从来都不让我去干。我记得只是和大哥一起到山后学庄（实际应是许庄，当地许多村庄地名都有“喊转”——变音的习惯）用架子车往家里拉过两趟山柴。大哥继承了父亲的多项手艺，磨粉、下粉、磨豆腐、旋粉皮、织苫子、编席子、编凉帽等都是一把好手。会的多就干得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连阴天下雨、午后歇晌都闲不下来。看着大哥家里家外“丢靶弄扫帚”辛苦忙碌总不停歇的身影，我常常在内心感到自责，恨自己眼里没活儿，手上没手艺，不能主动抢在前面为大哥分担一些家务活。于是，我学着大哥的样子，见缝插针地割草拾柴、捡粪积肥、开荒种菜、挖池种藕，努力补贴家用，减轻大哥的负担。我的点滴努力、些许收获，都会收到大哥的赞许。大哥对我总是贴心知心、疼爱有加。我有成绩，大哥欢喜，我有苦恼，大哥开导。在大哥的身边，我总是感到很温暖、很舒心。 童年时期，除了家人之外，我接触较多的还有堂哥堂弟道全和道堂。说是堂哥堂弟，其实论亲缘，我们并不是一个爷爷，而是我们的父辈们是一个爷爷。因为同住一个小院，天天在一起，所以比不住一起的亲堂兄弟还要亲。平常年景不用说，有好吃的一起吃，有好玩的一起玩。1960年闹灾荒，春天青黄不接，家里、地里、甚至连鸟儿们藏在墙缝里的可吃的东西都抠出来吃了，还是饿得慌。我们三个就把大人们砍下的榆树枝的榆树皮剥下来，用一个破铁锹头在火上炕榆树皮吃，竟然吃得很香甜。到了秋天，虽有好转，还是吃不饱。幸好四婶（道全和道堂的妈妈）在集体大食堂当炊事员，利用工作之便，把食堂做南瓜汤时丢弃的南瓜瓤拿回家，加点盐和葱花，煮成汤给我们三个喝。那南瓜瓤子汤不仅填饱了我们的肚子，而且很香甜，还真是一道至今仍然想念的美味。 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等亲人们的疼爱、呵护下，我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亲情。不论年景好坏，我都感到我的童年生活在幸福之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