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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喜欢读笔记，凡能到手的无不浏览，杂七杂八地实在读了不少。 说笔记，其实还应说是掌故较为确当。一般笔记大抵是正统的。其中有专谈典章、科甲的一类，十分枯燥，一直不敢问津，如《枢垣纪略》之类。又有诗话一类，虽然也可看，但到底是另一部类了。还有专记忠孝节烈、神鬼报应的一种，更是乌烟瘴气，不敢领教。说来说去，仍是以记历史轶闻、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最合口味。这就显然与别种不同，一般只可称之为掌故了。 中国旧日笔记的来源甚古，唐宋人的笔记流传下来的很不少，到了明代，就更多了。曾听人说，掌故之学，始于龚自珍，这似乎是一种误会，龚所注意的怕还是较偏重典章官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掌故不同。 我最早接触的笔记是徐凌霄、一士兄弟的著作，连载于《国闻周报》，后来集印为单行本的有《一士类稿》等两种。徐一士的写作方法大抵很受孟心史《心史丛刊》的影响。搜集大量的原始素材，以一人一事为经，编织成文，读了非常有趣。孟先生所著有关龚自珍、董小宛的考证，都是著名的名篇。关于董小宛与清世祖的关系，后来陈垣更写下过著名的论文，《语录与顺治宫庭》等。这已经是史学家的正规论文，但仍不妨视之为掌故。冒广生的《孽海花闲话》，则是以做笺注的方法记述晚清政治历史人物的着力之作。 这都是晚近出现的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而以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为结穴，此后这类作品就中断了，衍化为形形色色的文史资料，显然属于另一部类了。 寅恪先生的这部书，是晚年失明之后的大作，正是涉及明清之际的一部大掌故，它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个大时代的面影，细读之余，能使人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至今南明史著作中还没有一部书可以赶得上它。当然，细琐、牵强之病不是没有，但终不能掩盖它的光芒。 以上说的是大块文章，至于零玑碎锦式的笔记，则可以举出邓之诚的《古董琐记》，篇幅不大而包罗万象，无所不谈。邓先生还有一部《清诗纪事初编》，对所收的每个作者的生平行事，作品评论都有精确的考释，也可以看作清初历史人物的一部掌故大作。枝巢子的《旧京琐记》则是专记北京一地的掌故汇编，笔墨干净，娓娓可听，在同类著作中可为代表。 抗战初起时即以汉奸罪被诛的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是一部分量不轻的掌故笔记，重点在晚清以还的政治事件，旁及诗话，文史考订，内容是丰富的。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以此书所记最为详尽，举凡官方案卷，时人记述，无不搜罗。此书敌伪时期由瞿兑之印于北平，印数不多，市价奇昂。前几年上海书店重印，流传遂广。但很少人引用及之，或于其书获得线索，著文时却不提其名姓。只有陈寅恪曾有“今日开编惜此才”之句。汉奸是无可原谅的，如其著作仍有用处，也不必一概毁弃。也许这是人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武昌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我爱读的一部掌故书。这是专记袁世凯的一部专著，继之而起的有张伯驹的续作，对原作提出了质疑与补充。刘成禺还有一部《世载堂杂忆》，初时发表于《新闻报》，50年代印成单行本，也是有史料价值的有趣读物。 以上所记，以晚近出现的掌故书为主，概不上推至清代著作。最后，不能不谈到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和《续渖》，这部著作是连载于1946年至1947 年的文汇报上的，是我据马先生的日记《香影楼日札》选抄发刊的。后由建文书店印成单行本。当时选抄的标准是我擅定的，大抵以我的个人趣味为依归，今日重读，仍觉得有趣味。实在也是短篇掌故笔记的结穴之作，以后就再不见此类笔记问世了。当然，那些充满了悠谬之说的作品，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石屋余渖》和《续渖》确实是有其特色的。这原来是作者的日记，不是准备公开的东西，因此就不少坦率的独抒己见的处所。在这里，可以选录几节。 赵之谦是有重名的金石书画家，作者据李审言的《脞语》记其遗事说，“……叔私造魏碑.售于世；书有润格，如应亲友之作，于首一字必淡墨书之，使之有别。又由杨惺吾介绍京师汇文堂为刻《续寰宇访碑录》而不付工资。则叔竟无行至此耶？” 除了李慈铭在日记中曾加痛骂之外，说赵之谦坏话的也仅见有此。又有《画可复定乎》一文，则揭出了晚近画坛的一种积弊。“吴湖帆之弟子各展其所画以饱人目，余亦往观焉。极佳者寥寥，而出售者已多。详察之，盖所谓捧场者也。最奇者有数幅粘小纸，书某某先生复定，并有粘上两纸者，此示有好者须'依样画葫芦’也，余谓言艺术无论作者手段如何高妙，决不能二三纸如出一辙，否则必影写耳。”开画展而以小红纸粘于画件下方，云某先生定及复定者，是一时风气。记得抗战中在重庆参观丰子恺先生画展，亦多有此种“复定”者。也许漫画笔墨简单，无妨照画耶？但“非赏鉴者可知”则可断言。 马先生善书，日记中亦多评书之语，其论王福庵与沈尹默云：“特尹默不可与福庵并论。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书，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 这里提出书法的“匠气”，确是真知灼见。今天街上的市招，有许多是“名书家”所书，但匠气扑人，不可忍耐，每遇此种恶书，总不能不想起马老此论。 马先生喜欢听歌，日记中常有记载。兹录湖北水灾义务戏观剧日记如下：“忽焉有感，肠回意惨，悲从中来，书李后主词以解之，而悲愈甚。乃与智影往开明听余叔岩歌。叔岩不应歌者数年矣，今晚为救济湖北水灾而出，座无虚席。其所演为打棍出箱。往年观谭鑫培演此，出神入化，可谓观止。 叔岩虽不及，而闲谈尚得鑫培之遗风余韵。歌音顿挫处无俗响，马连良真小巫耳。然问樵最佳，闹府次之，至打棍出箱，实已强弩之末。盖叔岩体弱，虽养息数岁，犹不能任也。数月前曾观谭小培演闹府至出箱，毫无父风，今观叔岩演此，又如食橄榄，可数日味矣。然余忽起一念，谓智影曰，此时此中曾有人念及国将亡耶？于乎，余乃亦此中一人耶？” 这真是一节出色的剧评。可见老辈听歌的经历与观感。今天的读者怕已不能充分领略其中的滋味，而京剧在从极盛转为中衰的消息，都可于此中领解一二。 马先生又精于烹调。从前北京餐馆中有一味驰名的“马先生汤”，即出于他的设计。日记中也有记录：“余亦喜制馔品，馀皆授归云以方，使如法制之，如蒸草鱼、蒸白菜之类，余唯试味而已。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然此汤在杭州制最便，因四时有笋也。豆腐则杭州之天竺豆腐，上海之无锡豆腐，皆中材。若北平豆腐，虽选其隽，亦不佳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唯雪里蕻为要品，若在北平，非向西单市场求上海来品不可也。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曾以汁贻陈君朴，君朴煮白菜豆腐食之，谓味极佳，而其家人不赏也。如就一二品增其浓味，便对一般人胃口，称道不置，然非吾汤矣。往在北平，日谒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这真是一则绝妙的掌故文章。在通常的笔记中是难得遇到的。《余渖》二集中涉及民风俗信的所在多有，不愧为笔记文学的压卷之作，姑选录数则，尝鼎一脔，可以知其佳胜矣。 1994年5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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