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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丹尼尔·迪福的双面人生 ——富国是如何变富的？ 英国拥抱全世界 甫一上任，沃波尔就启动了对英国产业和贸易政策改弦易辙的政策改革。在沃波尔之前，英国政府的政策一般是基于通过殖民化和《航海法案》（该法案要求所有与英国开展的贸易都应该用英国船只来运输）来获得贸易，并带来政府收入。促进毛纺业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例外，但即便这个例外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获得政府收入的需求。相反，沃波尔在1721年之后所制定的政策致力于促进毛纺产业的发展。 沃波尔1721年的立法旨在保护英国的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为它们提供补贴并鼓励出口。他大幅提高了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同时降低了用于制成品原料进口的关税，有些甚至取消了。制成品的出口鼓励有一系列措施，包括出口补贴。最后，他引入了对制成品产品质量的控制，尤其注意纺织产品，使得劣质厂商不会损害到英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声誉。 沃波尔的保护主义政策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帮助英国制造业赶上了并最终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 然而，关税远不是英国贸易政策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在殖民地，英国非常喜欢对它所不希望发展的先进制造业断然施以禁令。沃波尔禁止在美国建造新的轧钢厂和切分钢厂，迫使美国专注于低附加值的生铁和条形铁生产，而不能发展高附加值的钢产品。 英国也禁止从殖民地进口会与其自身产品在国内外相竞争的产品。 最后，英国实施了许多政策以鼓励殖民地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他希望确保殖民地固守初级商品的生产，永远也不要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因而，这些殖民地被迫将利润最丰厚的“高技术”产业拱手让给英国——这就保证了英国能享受到世界发展前沿的好处。 英国经济的双面生活 世界第一位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猛烈地攻击他所谓的“重商主义体系”，该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就是沃波尔。亚当·斯密的杰作《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其时正是英国重商主义体系的巅峰时期。他认为保护、补贴和特许垄断权对竞争所造成的限制有害于英国经济。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也就是《国富论》出版40年后，英国厂商精明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现在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开始为此运作。具体而言，厂商极力鼓吹废除限制了进口便宜粮食的《谷物法》。便宜食品之所以重要，在于可以降低工资而提高利润。 反《谷物法》运动得到了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鼎力相助。李嘉图凭借比较优势理论而声名鹊起，这一理论至今依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 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和众多制成品关税的取消，英国贸易政策在1846年发生了巨变。现在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喜欢把《谷物法》的废除描述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智慧对错误的重商主义的最终胜利。 美国参与争鸣 对英国的伪善给出最佳批判也许是由一位德国人完成的，但在政策领域最能抵制英国踢开梯子的国家是英国以前的殖民地、当今自由贸易的领头羊——美国。 在英国统治下，美国得到了完全的英国殖民地的待遇。它自然不被允许使用关税来保护新兴工业，也被禁止出口会与英国产品相竞争的产品，原材料的生产却会得到补贴；而且，对于美国能制造什么产品英国也施加了明确的限制。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1770年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政策背后的精神。听说美洲殖民地正在出现新兴工业，他说了句很有名的话：“（新英格兰）殖民地就是一个马蹄钉也不允许生产。” 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像皮特这样硬心肠。一些人在建议美洲实行自由贸易时认为，这会有助于这些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鼻祖、苏格兰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严肃地建议美洲不要发展制造业，他认为任何“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的尝试“不但不能使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完整的引述是：“假设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 许多美国人赞同这种看法，包括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但是还有一些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发展制造业，需要运用政府保护和补贴来达到这个目的，就像之前的英国一样。这场运动的知识领袖就是带有一半苏格兰血统的暴发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91年，汉密尔顿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以下称为《报告》）。在《报告》中，他扩充了国家需要一项庞大的计划来发展工业的观点。他的思想核心是，像美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应该保护它的“幼稚产业”免受外来的竞争，直到它们能自立之时。 在《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促成美国工业发展的措施，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重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和关税退让、发明奖励和专利、生产标准的管制、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 亚伯拉罕·林肯和美国寻求最高权威 尽管汉密尔顿的贸易政策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付诸实施，但在之后的30年里关税始终是美国政治紧张的缘由。不断恶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亚伯拉罕·林肯在其总统任期内不得不采取武力方式解决，也即“美国内战”。 尽管许多人称第16任总统（1861~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为美国奴隶的伟大解放者，但他也应该被称为美国工业的伟大保护者。林肯是幼稚产业保护的强力倡导者。 在1860年竞选过程中，一些保护主义州的共和党痛骂民主党是“南方的英国的反关税的分裂党”，这是受克莱“美国体系”思想的影响，认为自由贸易符合英国而不是美国的利益。然而，林肯在竞选中对关税问题竭力保持沉默，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来自民主党的攻击，也是为了维持新党脆弱的团结，因为党内还有一些自由贸易者（主要是之前反对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士）。 可是，一旦当选，林肯就将工业品的关税提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 尽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全世界实施保护主义最积极的国家，但它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获得了无可挑战的工业优势，它才实行贸易自由化并开始支持自由贸易的目标。但是美国的自由贸易实践从来没有达到过英国在其自由贸易期间（1860~1932年）达到的程度，也从来没实行过像英国那样的零关税体制。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使用非关税保护措施也非常富有攻击性。而且，即便转向了更自由的（不是绝对的自由）贸易，美国政府也通过另外一些手段来推进重要产业的发展，比如对研发的公共资助。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占所有研发资助的50%~70%，这比日本和韩国这样一些“政府引导型”国家还要高20%左右。没有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美国不可能在计算机、半导体、生命科学、互联网和太空等重要产业上保持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 其他国家，罪恶的秘密 如果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有害，两个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如何通过如此高程度的保护主义获得了成功？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尽管英国和美国实行保护主义，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保护主义程度更轻些，因而在经济上也更为成功。实际上，其他有名的富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确实看起来好像比英国和美国有更高的关税壁垒。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如今的富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和美国曾实施的保护主义程度更强。法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常被认为是保护主义乐园的国家——总是比英国和美国的关税更低（在这两个国家获得经济优势转向自由贸易之前）。 法国通常被当做自由贸易的英国的保护主义对头。但是，在1821~1875年间，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初之前，法国的关税比英国的要低。 德国的关税一直较低。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实行贸易自由化之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才开始被看做是保护主义者。 所以，自由贸易的两个倡导者英国和美国不仅不是自由贸易经济体，反而是富国中两个保护主义程度最重的国家——在它们各自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家之前。 当然，关税只是国家用于推动幼稚产业发展的许多手段之一。毕竟，汉密尔顿最初的建议列出了11项促进幼稚产业的措施，包括专利、生产质量标准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英国和美国也许是使用关税最猛烈的国家，别的国家通常更多地使用其他政策干预的手段——比如，设立国有企业、补贴或出口市场扶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富国都更加致力于促进产业发展。巨变发生在法国。与流行的印象相反，法国政府并没有一直奉行干预主义。所以，从拿破仑统治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法国政府都在经济上采取了极端的自由放任的政策。1945年之后，它开始在经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它出台了“指示性”（indicative）的计划（以此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强制性”计划），通过国有化接管了重要的产业，通过国有银行将投资引导到战略行业中。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已在许多领域中成为技术领先者。 在日本，著名的通商产业省（MITI，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所设计的产业发展计划现在已成为了一个传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工业品关税不是特别地高，但是通过政府对外汇的控制，进口被严格地管制。鼓励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地获得外汇以购买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购买机器或者支付技术专利费）。这涉及直接和间接的出口补贴，还有来自政府贸易部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信息和市场帮助。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来为幼稚产业积累新的生产能力创造机会。 像芬兰、挪威、意大利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都需要快速的工业发展——也运用了类似于法国和日本的战略来促进工业发展。 由此可见，如今所有的富国都曾使用过民族主义的政策（比如关税、补贴、限制外来投资）来促进其幼稚产业的发展，尽管所用政策的组合、时期和期限都各有不同。 与我在本章中所展示的历史证据相反，自由贸易经济学认为保护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简单共存并不能证明前者导致后者。Irwin (2002)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对的。但我至少尝试着去解释一个东西（经济发展）和另一个东西（保护主义）是共存的；而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却不得不解释自由贸易如何会成为如今这些富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当这些国家在变富之前压根就没有这样实践时。 从历史中学习正确的教训 发展政策的设计与这种对历史的考察最为相关，但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虽然有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历史经验，但我们不愿从中吸取教训，而是毫无异议地接受流行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富国是通过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政策而发展起来的。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发展的早期，事实上所有成功的国家都使用过某种混合形式的保护、补贴和管制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 不幸的是，历史的另一个教训是富国已经“踢开了梯子”，将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策强加在穷国身上。即便是富国俱乐部的最新成员、我的出生地韩国，也不是这种模式的例外。 然而，比“踢开梯子”更普遍也更重要的是历史遗忘症。于是，许多富国的人民虔诚地相信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认为他们的祖先正是运用了这些政策才使他们的国家变得富裕了。那些伪善人从来没想到他们所推荐的政策与历史所告诫我们的最佳发展政策是相冲突的。他们的政策建议背后的意图可能是诚实的，但是效果却并不比出于故意踢开梯子的目的而提供的政策建议更好些。 前面两章中论述过的历史——最近的和稍远些的——将会预告下面几章的内容，我要解释如今的伪善人在经济政策的重要领域——国际贸易、外来投资管制、私有化、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的错误，如果想要促进穷国经济发展的话，应该如何改变富国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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