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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瓷器上清新明快的刀法，刚劲有力的线条，层次分明的构图，以及以绳丝图案为摹本的纹样，均在暖白色釉层的掩映下相得益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可谓冠绝当世。定窑还是最早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场，在一些定窑瓷器上常见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寿德”、“华宛”、“奉华”、“聚秀”、“德寿”、“慈福”、“寿成殿”、“昜定”、“凤华”、“会稽”等字样的铭款，多达15种之多，这在宋代瓷器上 是极为罕见的。 据考证定窑瓷器铭款中以刻“官”和“新官”字居多，仅1985年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官”字款的瓷器就达33件。1969 年，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基和净众院舍利塔基出土 “官”和“新官”字款的瓷器有17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也有数件“官”字款器物收藏，主要是盘、碗、水丞、罐等器物。流散到国外的也有数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国内外带“官”字款器大约有80 件左右。有人认为这些“官”字款器是辽官窑的产品、但是，自从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了大批“官”字款器后，学术界统一了观点，认为“官”字款白瓷是定窑产品，当年定窑中部分作坊被皇室或官府征用后，为防止与民用器物相混，刻“官” 字以示区别。与同时期器物相比较，这些“官”字款器制艺都相当精细，属于精品范畴、已明显具备宫廷用瓷的标准。
“官”字款器物大多出于五代末到北宋前期的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内蒙、河北、陕西、湖南及北京等地，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窑址内，北宋前期地层中也曾出土有“官”字款残片，而金代墓葬、窑址及清宫传世品中均未发现“官”字款器物。目前所见“官”字款器物主要以碗居多，此外还有洗、盖罐、圆盒、水丞、净瓶、盏托，以及皮囊壶、海棠式杯等，其中有许多精美极致的器物。如上海博物馆藏一件白釉荷叶式洗，仿佛一片被风吹卷的荷叶，叶脉清晰可见，釉面洁白细润，底部刻“官”字。如此生动形象的造型，实为定窑瓷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藏一件镶铜口划花洗，洗心划双凤穿花纹，底刻“官”字款。另一件出自河北定县静志塔基中的与此洗相同的器物，底部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卷拾足佰供养舍利”。塔基中出土的这件洗，一方面对塔中出土瓷器的烧制时间提供了下限时间，另一方面也大致可以确定带“官”字款瓷器的烧制时间。
带官字款定窑白瓷上，口沿部位还常镶有金属箍,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定窑白瓷口沿无釉的缺陷，起到美观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模仿金银器皿，提高器物的身价。在定窑其他未书官字款器物上，这种现象也存在。因为唐宋时期上层社会喜爱金银器饰，并以此作为权势的象征。《资治通鉴》上曾记：“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器具，用因银钿者毋得涂金。”《宋庆元仪制令》中也曾记：“非四品以上及宗室近戚，器不得用金镂。”《宋会要稿·职官》中提到，宋代手工业作坊中设有所谓的“錂作”，宋人洪迈更确切说：汴京城内有装镶陶瓷金属钿的店铺。通过以上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定窑白瓷器以金属釦嵌，主要是起到代替价高难求的纯金银器皿的作用，它的使用对象主要是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而刻“官”字款器物则为皇室宗亲所用。宋太平老人在《神中锦》一书中，将定窑白瓷与蜀锦、浙漆、吴纸等各地名产同列为天下第一。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辽驸马堇曾出土一件刻“官”字款花口白瓷盘,盘口足处均镶鎏金边，说明精美的定窑白瓷器也曾是北宋政权向辽国作交易的物品，即以 名贵的瓷器换取和平，而辽驸马将此件白瓷盘殉墓，同样说明它的珍贵程度。定窑白瓷除了大量“官”字器外，还有“新官”字款器，器物较“官”字款少，主要器形为葵花口盘和碗。
定窑一些器物上还见刻有“尚食局”、“尚药局”的字款，刻“尚食局”的器物比刻“尚药局”的器物多、均为大型盘类。河北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一件刻“尚食局”款的云龙纹大盘，刀笔流畅，龙纹清晰可见。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定窑窑址时，也采集到几片刻“尚食局”款的标本。而“尚药局”款器物目前见到的仅为一种直口平底盒，盒外壁自右向左横刻“尚药局”3字。宋宣徽院下曾设六局：“尚药”、“尚食”、“尚辇”、“尚醒”、“尚金”、“尚衣”，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馐之事，“尚线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还设有膳工及医师，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刻有“尚食局”字款的器物，是“尚食局”专用器皿，而刻有“尚药局”字款的器皿，则是“尚药局”专用。此外流散到英国的一件定窑白瓷碗上，还见刻有“食官局正七字”款，“食官局” 一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究竟为何处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址曾采集到一件刻“五王府”款的碗残片，为北宋时期定窑为王府定烧的瓷器，五王是东平郡王赵德文，他于宋庆历四年（1044年）封王，庆历六年早逝，此碗年代大约1044到1046年之间。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刻“昜定”款碗,“昜”是“阳”古体字、“昜定”是否可以解释为曲阳定瓷之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一件三瓣叶形盘，底刻“会稽”款。五代时期吴越王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此盘为吴越王钱氏定烧之器。
1978年，浙江临安县吴越王钱宽墓也曾出土 “官”、“新官”款白瓷14件，其中一件海棠式高足杯造型仿越窑青瓷式样。早在五代时期吴越王钱氏就曾向后唐、后周、后晋称臣进贡，入宋以后又贡北宋政权，至使数量相当大的越窑青瓷流入北方，对北方瓷器生产产生影响。如定窑白瓷刻划花纹饰，汝窑青瓷的裹足支烧等。而北宋政权又将定窑白瓷作为赏赐品赐给吴越王钱氏，使南北名瓷得以广泛交流。
定窑瓷器上的铭文，有些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如“官”、“新宫”、“昜定”、“尚食局”、“尚药局”等；还有些铭款是器物运到宫廷后，由宫廷玉工后刻。如上海博物馆藏一件素白釉折腰碗，底刻“凤华”，另一件折腰碗底刻“奉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镶铜口花瓣口洗，洗内心刻划一朵盛开荷花，底足刻“聚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盘心刻划团螭纹，底足刻“寿成殿”，此外还见有“寿德”款碗，“华宛”款莲花纹碗，以及刻“慈福”、“禁宛”、“德寿”等字样的器物。
这些铭款都与南宋宫廷建筑有关，且字体大体相同仿佛出自一人之手。“德寿宫”即南宋宫殿名，位于南宋大內北望仙桥东，绍兴三十一年建造，高宗赐以德寿宫名，并将其作为自己当太上皇处所。《续资治通鉴》载：“绍兴三十一年，太子即位，太皇即驾之德寿宫。”“慈福宫”也是南宋宫殿名，它是吴皇后的居处。《兰亭博议》上记：“吴皇后即慈福太后、亲翰墨，尤爱兰亭，作小楷一本流传内外。”关于“德寿宫”、“慈福宫”这两处宫殿，在《舆服志》一书中也有记载、其曰：“奉上则有德寿宫，重华宫、寿康宫，奉圣母则有慈宁宫、慈福宫、寿慈宫。”此外“奉华”2字也是南宋宫殿名，指奉华堂。奉华堂是德寿宫的一座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婉容所居。刘贵妃喜爱书画.并刻有“奉华堂”印一枚，她还曾在自己收藏的一幅名画上，铃盖“奉华”小印一方，那些刻有“奉华”字款的器物.当年也许就陈设在奉华堂内。除定窑白瓷外，在汝窑、钧窑等器上也都发现过“奉华”字样，字迹工整同出宫廷玉工之手。刻“奉华”铭文的器物大约是在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以后刻上去的，至迟不会晚于淳熙十四年（1187 年）,因为这一年刘贵妃已离开人世。
定窑白瓷上之所以刻写南宋宫殿名称，与南宋时期偏安江南的社会背疑以及南宋宫殿建筑有关。宋室南渡后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定都。关于在临安定都一事，”明清《挥尘余话》一朽有如下记载：车驾初至临安，霖雨不止，叶梦得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上曰：'亦不觉窄，但卑湿耳，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求安’。
它说明在肖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临安条件虽然不好，但有安身之所高宗已经十分满足了，或许在他心中只将临安当作暂居之处.并未想到会在此终老一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南宋宫殿建筑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行在所录》书记：建炎间，高宗至杭，命内臣杨公弼，徐康国创行宫，务使简约，去华饰，逍祖制也。《舆服志》一书也提到：“宫室汴京之制，侈而不可以训.中兴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南宋宫城与北宋宫城规模虽大体相仿，但面积要小多了，许多宫殿合并为一。如北宋东京城内的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个大殿在南宋临安宫城内合并一处.《行在所录》 中记：凡上寿则曰紫宸殿，朝贺则曰大庆殿，宗祀曰明堂殿，策士则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随事揭名。
出于这种原因，南宋宫廷用瓷在一些器物上刻写宫殿名称，是为了不至于造成混乱，做到随事而用。
瓷器上的铭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特征，铭文的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状况，它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瓷器上带铭文的器物，目前发现最早始于东汉，以墓葬出土的青瓷谷仓、虎子、油灯、壶、罐等冥器居多。其铭文内容主菱是记录器物制作的年月、墓葬人姓名、以及一些祈福求祥内容。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制瓷业的发展，瓷器上的铭文内容较前有了更新，除纪年款外在唐代长沙窑器物上，还出现了写有专业作坊或工匠姓名的款识。宋金时期瓷器上铭文内容更加丰富，磁州窑器物上常常题写宋、金两代流行的词牌、曲牌、还有题写商业广告性质铭文等。定窑白瓷上的铭文内容，又将器物的使用与分类作了严格规定，特别是对供奉宫廷的器物，作了明确标注，为人们了解宋朝宫廷生活以及宫殿建筑，提供了非常准确珍贵的资料，在中国陶瓷史上也是开一代先河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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