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具备哪些人格和担当？

《论语》感悟（一六零）

文/王营

原文：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文：8.7 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他责任重大，路途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路途还不遥远吗？”

感悟：本章是曾子对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的具体阐述。曾子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胸襟宏大，性格刚毅，因为他要为国家、为社会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而且为了完成这一重任要走很长的路。具体说来，就是要把实现儒家所倡导的“仁”做为自己人生理想，这个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这一责任要履行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难道路途还不遥远吗？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胸襟不弘大，就无法以“仁”为己任；性格不刚毅，就可能半途而废，无法做到死而后已。

一般来说，只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但是在儒家看来，知识分子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曾子所提出的，是“君子儒”的标准，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胸襟开阔，放眼天下；二是要勇于担当，有崇高的人生理想；三是要坚强刚毅，为了实现理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宋代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九死一生，不仅仅因为他卷进了新旧党争，更主要的是他所坚守和承担的道义，总是让他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王安石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全力支持，这一点苏轼应该十分清楚，然而他却常常向王安石发难。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他上《议学校贡举状》，明确表示反对；王安石主张开封府低价买浙灯四千，他上《谏买浙灯状》，两项计划俱被停止。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对新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轼引起了新党的忌恨，只好自请离京外放。他虽然身在地方，依旧关心时政，当他看到新法的弊端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写诗批评。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一党对变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策，苏轼则认为尽管新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不能仅凭意气用事全盘否定，而应该区别对待，保留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为此，他多次与权势熏天的司马光当面发生过争论。当然，引来的又是旧党对他的排斥。

苏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他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还是故意特立独行以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可以从其弟苏辙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找到答案：“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苏轼从小就像先贤范滂一样立下了澄清天下之志，为天下社稷、黎民百姓说话是他的人生信条。“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因此他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韬光养晦，不会曲线救国，而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为后代知识分树起了一座人格精神的珠穆朗玛峰。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一生积极入世，始终以人生和社会为关注的焦点，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在官场上，他虽然有过种种不幸和委曲，有过内心矛盾和冲突，但他没有沉沦，也没有做遁世的隐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管穷达与否，都要兼济天下；不管是否在位，都要谋政、议政。他一生坎坷，转死沟壑，西南漂泊，老病孤舟，但始终却保持着不衰的政治热情，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信念，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仁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楷模。

教师做为知识分子，虽不能与古代圣贤比肩，但也应力求做到“弘毅”，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放眼天下，敢于担当，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要意志坚定，不怕困难，以“攻城不怕坚”的精神，克服教育教学中的一个个难题；要淡泊明志，甘于寂寞，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乐观情怀，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否则就可能沦为“小人儒”，即使辛苦教书一辈子，最终也只能碌碌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