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除杂乱无章之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推理。这类主观论断一遇到逻辑推理，就会显出其荒谬。下边仅举孔子回答学生子路和子贡的提问，就可见一斑。
一天子路问老师：“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原文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是用武力，而是管仲的辅佐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原文为：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孔子一直强调“事君以忠”，即令到了人们认为谄媚的地步也不在乎（事君以忠，人谓之谄）。但是春秋时候管仲并不忠于旧君公子纠，相反，公子纠在齐桓公的压力下被鲁国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管仲不仅没有杀身以从，还归服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担任了宰相，这当然是不忠不仁。
子路是少有敢于质疑孔子的学生，以此问孔子，颇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孔子已陷于二律背反：要忠君就应该杀身成仁，那么，管仲就没有之后的辉煌，也没有孔子赞扬肯定的基础。要肯定赞扬管仲之后的辉煌，就必须抛弃忠君的陈词滥调。
在子路的追问下，孔子已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绕开“事君以忠”另立仁德标准：指出有管仲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功绩。
孔子并没有回答自己理论的前茅后盾，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子贡对此很不满意，依然拿子路提过的疑问问孔子：“管仲算不上仁人志士吧？齐桓公杀了他的主子公子纠，他不能杀身一从，还担任宰相辅佐齐桓公。”（原文为：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孔子回答说：“管仲做齐桓公宰相，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服从天子，人民现在还都享受到他的恩惠。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还要受狄人侵扰，被同化为野蛮人。岂能拘泥于普通男女那类小节小信？跳进小水沟自己淹死，又没有人知道。”（原文为：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大概有点生气，又提出三条标准为自己辩护：其一是，管仲帮助齐桓公匡正天下，民众受益；其二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其三是，忠君是匹夫匹妇的行为准则，是小信小节，死了也没有人能知道。
这是似是而非的诡辩。
首先，民众受益即爱民，爱民同忠君经常相对立，只有在极其少有时候才出现暂时的统一。孔子的这条标准，事实上已经背离了“事君以忠”的道德标准。
其次，没有管仲，中原民众都会被异族同化为野蛮人是危言耸听，这同孟子所说：“天不生仲尼，漫漫长如夜”一样，都是唯心史观的产物。历史总是按照发展的需要，不断呼唤着各色各样的英雄伟人，当历史需要这样人物出现时，必然会涌现出来，从没有人物断层，从没有整个社会群龙无首的荒蛮时期。
再次，孔子说忠君是“匹夫匹妇”“小信小节”的论断，已“同事君以忠”大相径庭。如果是小信小节，就没有上升到仁德标准的层次，不能成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领性行为准则，亦即后来儒家门徒归纳的三纲。更重要的是，匹夫匹妇的圈定十分荒谬。历来王侯将相没有种子，人类繁衍过程中，不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每个人在盖棺之前，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眼下的不忠或叛变叛离是为了将来的建立功业扬名立万，那么所有不忠和叛变叛离都不应受到指责，忠君的道德标准就不能成立。至于之后能不能建功立业扬名立万，那是将来的事情，要受各类条件的制握，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很显然，孔子被两个学生挤兑在墙角，就地转身中，他不能认识到忠君标准的荒谬，只能慌不择言地乱说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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