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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司马光认为，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是聪明睿智；察，是精明细致；强，是强大健壮；毅，是果敢坚毅。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 在用人思想中，司马光对人才并不一味地求全责备，而是主张随器授任。
《资治通鉴》中最推崇的用人成功的君主当数唐太宗，为了发现人才，他下令中央各部门的长官举荐贤能，表示将量才任用。唐太宗即位之初，就要求担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举荐人才，但许久都没有推荐一人。唐太宗诘问何故，封德彝回答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封德彝的回答暴露出严重的思想观念问题。人才在哪里？每个时代是否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是人人都能想得通的。此前，唐太宗就一直为难于发现人才而苦恼，现在封德彝居然回答说满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才，唐太宗就理直气壮地搬出杜正伦的理论驳斥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事实上，经过多次举荐，各方面的人才都陆续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并形成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班底。 “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选官与用人，除了讲究原则，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到司马光的时代，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这个资历体系，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对此，苏轼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即，选官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司马光提出的办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 （摘编自2013年3月18日《北京日报》 刘后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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