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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要从分析哲学的四个部分开始讲起： 一、分析哲学的起源 二、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主要思潮 三、分析哲学的主要遗产 四、分析哲学面临的主要挑战 何：好的。我注意到, 您在考虑分析哲学的产生时, 往往喜欢在达米特 (Michae Dummett) 《分析哲学的起源》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一书的基础上, 往前追溯到莱布尼茨 (Gottfried Leibniz) 。据我了解, 最近几年来, 您在全国各地讲学, 曾多次以“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为题。我想, 您肯定认为莱布尼茨为分析哲学传统提供了实质性的思想资源。 张：是的。在我看来, 莱布尼茨所设想的“通用文字”或“普遍语言”堪作分析哲学传统的源头。事实上, 弗雷格 (Gottlob Frege) 本人就曾把他的“概念文字”看成是莱布尼茨伟大构想的实现。 你应该还记得, 我曾说, 莱布尼茨实际上设立了一个评判哲学研究的标准体系。 何：哦, 老师, 我还记得, 这个标准体系包含五个维度, 就是:理解—交流维度、推理—演算维度、组合—分析维度、综合—平衡维度和形而上学反思维度。 张：对, 你记得这么清楚, 我很高兴。依我看, 如何做哲学, 哲学做得怎样, 应当按此严格标准予以评价。令人遗憾的是, 环顾现代哲学园地, 能得满分者寥寥无几, 也许只有弗雷格和哥德尔 (Kurt G觟del) 应得满分。 何：老师, 这就是您推崇“概帮三公”的理由吧。您和一些朋友用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来命名一个“概念文字帮”, 简称“概帮”, 确实很有趣。 张：这是多年前由邢滔滔和程炼命名的。目前, 我、滔滔, 还有几个朋友, 是咱“概帮”伟业坚定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倡导者。 何：可别忘了, 老师, 您的一些弟子也是和你们一样喜欢咱三公, 拥护您所说的“三公纲领”的哟。 张：哦, 对对对, 有弟子愿意像我们一样, 立志依“三公纲领”的要求做哲学, 此乃为师者的一大荣幸也! 何：关于分析哲学产生于何时, 可谓众说纷纭。特别是, 在弗雷格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之前, 分析哲学一般被认为始于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和摩尔 (G.E Moore) 对绝对唯心主义的拒斥。因此, 二人被尊为分析哲学之父。但是, 随着弗雷格的重要性被逐步认识, 他最终被追认为分析哲学之祖父。 那么, 到底分析哲学的产生应该定于何时呢? 张：有一个消解众多歧见、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 就是将“作为哲学运动的分析哲学”与“作为哲学思想的分析哲学”区分开来。按前者, 分析哲学产生于罗素、摩尔等人对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叛是可以接受的;按后者, 把分析哲学的起源追溯至莱布尼茨对“通用文字”的构想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从莱布尼茨公到弗雷格, 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康德 (Immanuel Kant) 和波尔查诺 (Bernard Bolzano) 。 何：是的。汉纳 (Robert Hanna) 的详细考察表明, 康德之于分析哲学有某种奠基性作用。 如此, 人们不禁要问:在康德与弗雷格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实质性的过渡?达米特等人对分析哲学历史的考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正面回答:波尔查诺。有趣的是, 曾将弗雷格尊为分析哲学之祖父的达米特, 又将波尔查诺尊为分析哲学之曾祖父。关于分析哲学自身历史的这一有趣事实表明, 要理解分析哲学的本性以及它是如何兴起的, 至少要明了波尔查诺对康德的反叛。 张：正如《纯粹理性批判》的简写本标题“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所示, 康德的“第一批判”是为他心目中真正的形而上学所做的长篇“导论”。在康德看来, 传统的形而上学虽然也包含先天判断作为其内容, 从而不同于经验科学, 但他心目中真正的形而上学却应该由某种完全不同的先天判断构成。因此, 康德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 是从对那类特殊的先天判断的探讨开始的。康德对这类特殊先天判断的决定性要求是:它们必须是“扩展性的”——即能够提供知识的。与之相对, 独断论的先天判断仅仅是“分解性的”——即并不提供知识。在此意义上, 康德心目中的形而上学乃是由“先天知识”构成的。因此, 可以说康德的先验哲学始于对先天知识之存在性、可能性和限度的探讨。 在传统观念中, 知识的先天性源于判断的分析性, 即一个判断内容无须诉诸经验就可被得知, 只能是因为对概念的纯粹分析就足以知道相关判断的真值。由于对概念的纯粹分析不可能提供新知识, 因而在传统观念下不存在“扩展性的”先天判断。由此, 要为这类特殊的先天判断的可能性作辩护, 康德必先打破分析性之于先天性的必要性。换言之, 他必须从对分析性概念的考察入手, 因为康德认定分析性判断 (谓词概念隐含地包含在主词概念中) 不是扩展性的, 所以形而上学的组成必定不是先天分析判断, 而是先天综合判断。 何：如汉纳的近著《康德与分析哲学的基础》 (Kan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所揭示的那样, 康德关于先天性/后天性, 分析性/综合性的讨论提供了后来分析哲学的基本概念词汇。可以说, 在蒯因 (W.V.O.Quine) 彻底抛弃先天知识和分析命题之前, 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在康德的基础上展开的。 张：但是, 即便如此, 似乎也无人主张是康德开启了分析哲学, 这是因为他并未发展出一套在后来的“语言转向”中成为正统的哲学语义学。按照达米特的主张, 正是在哲学语义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语言分析, 才是分析哲学的公理性特征。 何：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尽管有了先天性/后天性, 分析性/综合性这样的基本概念, 但康德在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中所贯穿的某种系统性混淆——特别是对逻辑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的混淆——使他发展不出哲学语义学。这一混淆在弗雷格哲学中得到了最严格的澄清, 因而反对哲学和逻辑中的心理主义是他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张：是的。康德的心理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在康德看来, 判断的构成要素要么是概念, 要么是直观。如果以概念间的特定连接关系来区分分析性/综合性, 则他势必认为分析判断的有效性基于纯粹概念关系 (主词概念与谓词概念通过包含关系联系起来) , 综合判断的有效性基于直观 (主词概念与谓词概念通过直观联系起来) , 而作为特殊综合判断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有效性则基于某种特殊的直观, 即先天直观。例如, 数学知识作为典型的先天综合判断之集合, 其有效性源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先天直观。由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视为某种主观性的、内在性的东西, 所以认知主体对二者的先天直观则成了某种心理学的过程。显然, 对综合判断之基础的这种准心理学解释, 忽视了判断本身的逻辑—语义结构。 第二, 康德对分析性和综合性的区分貌似基于概念本身之间的关系, 但对这一区分的实质性说明, 却总是诉诸主体对判断内容的“认知把握”是否要超越对主词概念的既有把握。也就是说, “a is b”是分析性的, 当且仅当, 主体不用超出对概念a的把握就可以知道概念b与a是直接相关的。这样, 康德就把分析性/综合性的区分奠定在主体的认知过程或心理状态之上了。此外, 康德把哲学分析看作仅仅是将分析判断的谓词概念从主词概念中分解出来。于是, 对他而言, 哲学分析便成了某种对认知主体主观心理状态的分析, 而不是对判断内容的语义—逻辑结构的客观展现。 有鉴于此, 如何在拒斥康德哲学中心理主义因素的前提下来回答康德式问题 (如作为先天知识的数学是如何可能的) , 就成了分析哲学得以产生的主要动力。仿照中国古代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的说法, 现在我们可以说, 就分析哲学而言, “成也康德, 败也康德”:成者, 康德式哲学问题也;败者, 康德式心理主义也。 何：老师, 这样说倒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 弗雷格哲学的第一个方法论原则便是反心理主义。因此, 他堪称打掉康德式心理主义的功臣。当然, 虽然弗雷格明确反对康德的某些观念 (如数学知识是综合性的) , 但他心目中主要的心理主义对手还不是康德, 而是密尔 (J.S.Mill) 和与之同时代的德国心理主义者。 张：直接向康德式心理主义发难的是波尔查诺, 这也使得他成为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一位先驱。正如我在课堂上所说, 如想了解详情, 可以读一读波尔查诺的泱泱大作《科学论》 (Theory of Science) 。 在波尔查诺—弗雷格传统看来, 分析性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语义概念, 绝不可能以心理要素来加以刻画。综合性的基础也在于纯粹的逻辑—语义结构, 而不可能源于心理过程式的所谓直观。至于分析性与综合性的区分, 当然就是由逻辑—语义结构给定的了, 而与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或心理过程毫无干系。 何：究其根源, 康德式心理主义的源头莫过于他把判断作为分析性的承载者, 而判断及其构成 (表征、概念、直观) 总是与特定主体的心理要素相联系的。因此, 要拒斥康德式的心理主义, 首当其冲的是把分析性与判断分离开来。在波尔查诺那里, 命题或思想才是分析性的承载者, 而判断仅仅是对命题真值的主观认定。命题作为既非物理又非心理的客观存在, 其本身具有确定的真值, 与具体判断 (对其真值的主观认定) 无关。 张：是的, 这与后来弗雷格关于思想或命题的著名实在论如出一辙。波尔查诺关于命题的实在论把对康德式的判断、表征、概念、直观等准心理学概念的讨论转换成对思想、命题、内容、意义等语义学概念的讨论。这一转换是如此重要, 因为正是后一组非心理概念成了后来语义学讨论的基本概念, 由此也真正开创了哲学语义学的先河。甚至可以说, 康德之所以发展不出哲学语义学, 恰恰是因为他始终着眼于前一组准心理学概念, 太过倚重先天直观的基础性作用, 其讨论跳不出主体的主观性因素, 从而无法在客观性层面走向对纯粹逻辑—语义概念本身的讨论。 在把康德对分析性/综合性的心理主义划分转换为逻辑—语义划分之后, 康德式的以直观来说明综合性的基础, 以先天直观来解释先天知识的可能性, 对于波尔查诺来说就变得毫无必要了。由此, 波尔查诺对康德的另一批判就凸显为对直观 (特别是先天直观) 的拒斥。简言之, 波尔查诺告诫我们:抛弃康德看重的先天直观, 而以纯粹的逻辑—语义概念来解答康德式的问题。 瞧, 依我看, 波尔查诺的独特之处在于认可康德式问题, 而拒斥其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还有, 正如康德以数学这种典型的先天知识作为他讨论的起点一样, 波尔查诺的哲学语义学也发端于对数学——特别是微积分的基础——的讨论。 何：我查阅的资料表明, 关于如何理解牛顿和莱布尼茨独立发明的微积分, 至波尔查诺的时代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牛顿—康德的动力学传统诉诸直观基础上的时间、空间、运动、速度等来理解微积分的基本概念, 而莱布尼茨—波尔查诺的概念分析传统以严格的函数性质和关系来理解微积分的基本概念。波尔查诺以牛顿—康德传统在本性上难以企及的严格方式定义了函数的连续性、极限等概念, 还证明了中值定理。他的这些工作以实质性的例证表明, 数学的基础在于其语义—逻辑结构, 而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必须以某种心理式的直观作为基础。 张：说得对。更重要的是, 波尔查诺以探索数学基础为起点, 把概念分析推广到所有命题上去。以他本人最为得意的替换法 (通过引入概念变元) , 波尔查诺对命题的分析性和综合性给出了系统性的刻画。这一策略不仅在严格性上避免了康德式的“包含”等隐喻性的说法, 还避免了把命题的综合性奠定在所谓直观之上的心理主义后果。这一技术性工作还严格地定义了蒯因式的“逻辑真”、塔斯基式的“逻辑后承”等后来在哲学语义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逻辑—语义概念。此外, 波尔查诺还首次把存在量词分析为二阶谓词, 并且提出了在弗雷格哲学中起主导性方法论作用的语境原则。 何：老师, 在这学期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课上, 您花了那么多时间讲解康德和波尔查诺的有关思想, 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很受启发。特别是波尔查诺的思想, 我们在以前阅读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论著中几乎无人提及。 张：哦, 我也是2008年在美国碰巧读到波尔查诺的《科学论》才发觉他的好些思想对分析哲学是如此重要。 如果说康德为分析哲学提供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 (如先天知识/后天知识、分析性/综合性、先验性/经验性) , 那么就可以说波尔查诺为分析哲学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如反心理主义、命题实在论、逻辑—语义分析、语境原则) 。因此, 倘若说弗雷格语义学纲领所启动的语言转向堪称一场哲学革命的话, 则波尔查诺针对康德心理主义所做的一系列批判性探讨至少开启了一场19世纪的哲学语义学运动。有趣的是, 这场运动在发生学上并未给分析哲学带来直接影响, 倒是与现象学运动颇有直接关联。研究表明, 弗雷格没有读过波尔查诺的任何著作, 而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则认真地研读过波尔查诺和弗雷格的论著, 并受到二人反心理主义立场的实质性影响。波尔查诺的诸多想法与弗雷格系统地阐述的许多思想不谋而合,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何：是的。波尔查诺在双重意义上拒斥了康德的心理主义:他首先拒斥了康德把判断作为分析性的承载者, 随即也拒斥了把先天直观作为先天综合命题 (如数学命题) 的知识论基础。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应康德问题, 即:“扩展性的先天知识” (如数学知识) ——既是非经验的, 又是扩展知识的——是如何可能的? 张：在波尔查诺工作的基础上回应康德问题, 似乎有两个选择:要么承认数学是先天综合的, 但不接受其基础在于先天直观;要么根本不承认数学是先天综合的, 转而接受数学是先天分析的。前一个选择面临的问题, 是为先天综合知识寻找不同于先天直观的知识论基础;后一个选择面临的问题, 是解释为何先天分析命题可以是扩展性的。 何：我们知道, 采取后一条思路来严格而系统地回答康德问题, 是弗雷格逻辑主义数学哲学的主要目标。一方面, 弗雷格要证明数学知识 (也许除了几何) 是分析性的;另一方面, 他要证明数学命题尽管是分析性的, 但却是扩展性的。 张：对。弗雷格关于数学是分析性的证明, 体现在他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逻辑主义纲领之中。他不同意康德把数学看作是综合性的,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分析性/综合性有不同看法。我们知道, 弗雷格哲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原则, 便是要求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分开来。于是, 康德把分析性奠定在心理学基础上, 就成了弗雷格要首先拒斥的。 对弗雷格而言, 一个命题的分析性源于其本身的逻辑—语义结构。因此, 他把分析性定义如下:一个命题是分析性为真的, 当且仅当, 其真可以仅仅依据逻辑定义和逻辑法则而得到证明。 (1) 在此, 逻辑定义体现了分析性的语义要素, 而逻辑法则体现了分析性的逻辑要素。依此思路, 要证明数学是分析性的, 弗雷格需要做两件事:为数学命题的基本概念给出逻辑定义 (在《算数基础》中实现) , 再把数学命题从逻辑法则中推导出来 (在《算数的基本法则》中实现) 。 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数学是分析性的但却是扩展知识的? 张：关于这一点, 弗雷格给出了怎样的证明, 以及这些证明是否有效, 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 他关于逻辑定义和逻辑法则的说明, 以及涵义与指称的区分, 可以为这一证明提供基本思路。简而言之, 数学命题对知识的扩展性源于对数学概念的逻辑定义。关于定义的性质, 一直存在着一个康德式的混淆, 即认为如果b能被用于定义a, 则b一定包含在a里边。波尔查诺早就将这一混淆表述为对一个概念可用于定义另一概念与一个概念包含于另一概念之间的混淆。弗雷格认为一个形如“a is b”的逻辑定义表达了a和b在外延上的严格等同性, 但它之所以不同于“a is a”这种重言式, 是因为“a”和“b”的外延相同, 但涵义不同, 从而“a is b”表达了某个“a is a”所无法表达的思想。数学命题的扩展性恰恰源于数学概念的逻辑定义表达了重言式所不能表达的新思想。因此, 弗雷格以一种完全不诉诸康德所谓先天直观的方式, 便解释了数学作为扩展性知识的根源。 正如康德关心数学, 是为了在一种典型先天知识的基础上, 一般性地讨论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一样, 弗雷格的真正兴趣也并不限于数学这种特定的先天知识——对数学的处理只是他工作的“第一步”, 他关心的是所有那些他称之为“能够仅凭逻辑就建立起来”的知识。 应予强调, 弗雷格发现, 基于主词—谓词结构的传统逻辑极大地误导了我们对语言结构的理解。要以逻辑—语义分析为手段达到对先天知识的恰当理解, 就必须从对传统逻辑的改造开始。我们知道, 弗雷格以算数语言为模型构造了一种莱布尼兹最先设想的“普遍语言”, 它革命性地把命题分析为函项—主目结构, 再加之他关于逻辑连接词和量词的理论, 便构建起了第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可以说, 弗雷格为了一般性地研究先天知识而顺带地发展出了现代逻辑——现代逻辑不过是弗雷格的哲学语义学的副产品而已。或者说, 与斯鲁加 (Hans Sluga) 的判断相反, 弗雷格在根本上关心的是哲学问题, 而不仅仅是数学问题和逻辑问题。 何：但是, 为何仅凭逻辑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知识 (如数学) 与经验知识具有根本差异呢?换句话说, 逻辑本身的普遍有效性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弗雷格不得不回应他心目中的主要敌人——密尔。对弗雷格而言, 把逻辑的有效性奠定在经验归纳之上的密尔, 其最大错误在于混淆了“把命题当作真”与“命题本身的真”:前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后者是一个逻辑问题。 据达米特考证, 弗雷格从一完成《概念文字》开始直至晚年, 曾数次尝试写一本系统阐释逻辑之性质的书 , 尽管终未完成, 但是我们从这本书所设计的第一章 (也即著名的《思想》一文) 可以看出, 弗雷格把逻辑的客观性奠定在其研究对象本身——思想或命题——的客观性之上, 而不是像密尔那样奠定在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之上。这是在坚持弗雷格哲学第一原则 (反心理主义) 前提下为哲学语义学奠定了原则性的基础。 张：我们在波尔查诺那里已经看到过这种反心理主义的实在论观念。其实, 波尔查诺—弗雷格传统的哲学语义学是以某种柏拉图主义式的形而上学为支撑的。 按照弗雷格的理解, 逻辑研究的是真 (即如何从真的前提得出真的结论) , 而真之承载者是“思想” (注意:是thought, 而不是thinking) 。因此, 逻辑的基本任务是一般性地研究思想的结构。在弗雷格的早期阶段, 他将思想称为“可能判断的内容”;在后来对涵义和指称作出区分之后, 他将语句的思想对应于其涵义, 把语句的真值对应于其指称。这样, 逻辑研究思想的结构及其真值关系, 就可以看成是研究语句的涵义与指称之间的关系。涵义与指称分别对应一个语句说了什么内容与一个语句所说的内容“关于”什么东西。按照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 的经典定义, 涵义与指称的关系是一种意向性关系。对这种意向性关系的系统处理方式, 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就是构造恰当的哲学语义学。 何：弗雷格关于涵义决定指称的语义学论题表明, 一个语句S的涵义 (S说了什么) 决定了S在特定世界中的真值, 因而S的涵义便可用S之为真的条件来刻画。 张：这里的主导思想成了后来分析哲学构造哲学语义学的一个主要模式——成真条件语义学。从对语句层面的涵义与指称的讨论入手, 这是在坚持弗雷格哲学方法论第二个原则 (语境原则) 的前提下其哲学语义学的真正开端。而进一步把语句分解为《概念文字》所展示的那种函项—主目结构, 依照某种构成性原则来讨论语词的涵义与指称, 这是在坚持弗雷格哲学方法论第三个原则 (严格区别概念与对象) 基础上系统地完成哲学语义学。 弗雷格的哲学语义学纲领是如此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深刻性。如果像拉姆塞 (Frank Ramsey) 所说的那样,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哲学分析的典范, 那么就可以说, 弗雷格的哲学语义学纲领堪称哲学分析的典范之典范! 何：然而, 奇怪的是, 分析哲学后来的发展却表明, 弗雷格语义学纲领的核心概念 (涵义) 和核心理论 (间接指称理论) 并未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恰恰相反, 倒是对弗雷格“涵义”概念的攻击成了分析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特别是, 在后来的直接指称理论拥护者看来, 弗雷格首倡的涵义 (original Sinn) 甚至是哲学语义学的原罪 (original sin) ! 张：确实, 弗雷格之后的哲学语义学研究者, 不管是反对阵营的成员, 还是坚定的拥护者, 他们的语义学理论都跟弗雷格奠立的语义学模式有紧密的联系。要更好地理解这些分歧, 需要以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作为背景。看来我们得简略地清理一下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了。 何：哦, 老师, 记得您曾说想写一本名为《分析哲学运动》的书。请问:您所说的“分析哲学运动”是否由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蒯因对分析性的批判、日常语言分析、直接指称运动、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与达米特的争论, 甚至认知科学的兴盛等所组成? 张：嗯, 大体上可以这么看。也就是说, 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一些依次出现的主要思潮, 构成了我所说的“分析哲学运动”。其实, 施皮格伯格 (H.Spiegelberg) 所写的《现象学运动》一书基本上也是这么看问题的。 张：从思想史角度看, 波尔查诺把康德和弗雷格联系了起来。康德和弗雷格所依赖的一组核心概念——先天知识、分析性、内涵/涵义——所历经的兴衰历程见证了弗雷格之后分析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思潮: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意义怀疑论、日常语言分析、言语行为分析、格莱斯纲领、戴维森纲领, 以及直接指称运动, 等等。 先看这样一个有些诡异的历史事实:号称第一个发现弗雷格的是罗素, 而其实第一个反对弗雷格的也是罗素。当然, 我在这里不是指罗素那封致使弗雷格最终放弃其逻辑主义的著名信件。尽管我能理解年轻的罗素当年发现一位深刻而严谨的思想家的某个致命缺陷时所怀有的那种激动, 但如若罗素没有写那封信或者晚几年再写, 那么弗雷格的《算数的基本法则》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就可以写出来了。实际上, 在目前致力于恢复逻辑主义的新弗雷格主义者看来, 以休谟原则为基础的弗雷格系统是一致的 (休谟原则在二阶逻辑中蕴含皮亚诺算数公理——弗雷格定理) , 因而罗素悖论并不那么致命。 罗素对弗雷格哲学语义学的反对, 最早出现在他致弗雷格的另一封信里:他认为“勃朗峰高4000米”这句话表达的思想, 包含勃朗峰那座山峰本身——而不是“勃朗峰”的涵义——作为成分, 因为那句话谈论的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而不是弗雷格式的涵义。对罗素而言, 一个语句表达的内容 (涵义) 与这个语句谈论的东西 (指称) 是一回事。换句话说, 他认为语句的涵义就是其指称。基于对布拉德雷式的内在关系理论的不满, 罗素把性质和关系视为某种外在于对象的东西。因此, 在他看来, 语句的指称就是某个特定事实——某个由对象、性质和关系等构成的复合物。而某种特殊类型的事实, 即“原子事实”, 则成了构造整个世界的“逻辑原子”。 何：但是, 把命题等同为事实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假命题对应何种事实?似乎很难说存在假事实。或许可以说存在迈农式的“隐在的” (in-existent) 事实。为了保持一种“健全的实在感”, 罗素走向了一种极端立场:他否认语句本身 (不管真假) 表达任何命题或指称任何事实。他认为语句只有与某个判断者联系起来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命题。 因此, 尽管语句S是假的, 从而很难有事实与之对应, 但是P相信S却是真的, 从而对应一个事实。 张：这样, 罗素就把对命题的讨论带回到对判断的讨论了。我们已知, 恰恰相反, 波尔查诺和弗雷格把康德对判断的讨论转换成了对命题/思想的讨论。说来真是奇怪, 罗素这位分析哲学运动的创始人在创始之初就违背弗雷格的第一个方法论原则, 对心理主义做了悄悄让步。换言之, 罗素把意义与认知主体的心理要素结合起来, 为意图—交流语义学这种反弗雷格式成真条件语义学的拟心理主义模式埋下了伏笔。 当然, 否认弗雷格式涵义观念的罗素不得不处理弗雷格面临的几个典型问题:否定存在断定问题、空名问题、弗雷格之谜、信念报导之谜…… 何：是的。我们知道, 罗素的策略集中体现为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为了贯彻意义就是指称的主张, 罗素借助于所谓的“不完全符号分析法”, 把所有的非逻辑专名都分析成为谓词。 剩下的所谓真正名称 (如“这”) 指称的则是语言使用者使用这个词时当下亲知的对象。基于亲知对象的知识是罗素所谓的“亲知知识”, 其基本特征是单称性、直接性、从物性和基础性。 这使得“亲知知识”颇为接近康德式的经验直观。 张：这可视为被波尔查诺—弗雷格传统所驱逐的康德式直观的现代残余。鉴于亲知知识之于其他知识 (描述知识) 的基础性, 在罗素的认识论背后起着根本作用的是某种洛克—休谟式的经验主义教条:只有在经验中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才是知识的终极基础;鉴于亲知对象之于专名意义的基础性, 在罗素的语义学背后起着根本作用的是某种反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只有在经验中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才是意义的终极根源。因此, 虽然摹状词理论在哲学分析上坚持、拓展了弗雷格开创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如函项—主目分析、构成性原则、语言的逻辑形式与表面语法的区分等, 但它在哲学语义学的基本构成上却是极端反弗雷格的。简言之, 罗素要打掉弗雷格式的涵义概念, 把真正名称的意义归约为其指称。半个多世纪后, 这个密尔—罗素论题在所谓“新指称运动”那里发挥到极致, 从而构成了对弗雷格主义的彻底反叛。 何：接下来我们该探讨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了吧。我注意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中几乎只引用了两个人——弗雷格和罗素。也许可以说, 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对弗雷格和罗素有关思想的某种改造和综合。 张：确实可以这么看, 而这种改造和综合颇具特色。弗雷格要求语言的各个层面和类型都具有涵义 (而且除了空名也都有指称) 。罗素刚好相反, 他要求语言的各个层面和类型都没有涵义, 但有指称。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只有语句才有涵义, 而只有名称才有指称。 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的理解基于一种图像论的观念, 即只有能够成为图像的东西才有涵义, 这与波尔查诺有几分相似。很显然, 语句可以成为 (事实的) 图像, 从而具有涵义。 何：但是, 为何名称没有涵义呢?难道名称不是某个特定对象的图像吗? 张：关键在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存在某种“独自存在”的对象, 因为对象总是处在某种事态之中的对象。正如维特根斯坦本人所说, “我们不能在与其他对象的结合之外设想任何对象” 。同样, 我们当然也不能脱离表达事实的语句来理解名称——这可看作是维特根斯坦在新的背景下对弗雷格语境原则的坚持和推广。因此, 名称不能成为图像, 从而没有涵义。只有名称与名称的结合才能成为图像, 从而具有涵义。 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命题是某个存在或不存在的事态的图像, 而不是那个事态本身。这使得纠缠罗素的假命题得到了恰当处理——假命题是不存在的事态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区别于罗素的第一个重要地方, 也是为何维特根斯坦要批评罗素把判断者引入命题理论的缘由。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存在罗素式的“原子事实”——说存在“原子事实”就意味着好像存在“分子事实”一样。但是, 维特根斯坦强调, 逻辑连接词并不指称任何对象, 因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分子事实”。所以, 尽管许多文献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当作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 但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不倡导那种罗素式的逻辑原子主义。当然, 我们可以简单地了结这个问题, 因为可以说, 有两种逻辑原子主义:一种是罗素式的, 另一种是维特根斯坦式的。也许还可以说有第三种逻辑原子主义, 就是卡尔纳普式的, 因为他毕竟写出了《世界的逻辑构造》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一书。只要别把三者混为一谈就行。 何：嗯, 关键是要弄清楚它们的根本区别。 张：是的。再说,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因为一个命题是事态的一幅图像, 所以如果事态存在, 则命题为真, 否则为假。于是, 就其作为一幅图像而言, 一个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给出了那个语句的成真条件——这可视为对弗雷格式成真条件语义学方案基本思想的继承。在此观念下, 既然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作为一幅可真可假的图像, 那么任何必真或必假的语句就不是真正的图像——因为它们要么是一切情况的图像, 要么不是任何情况的图像——从而它们在本质上关于世界的情况什么都没说。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 它们是乏义的 (senseless) 。 由于维特根斯坦把重言式和矛盾式看作是先天知识和分析命题的真正基础, 一方面他不可能像康德一样认为先天知识可以是扩展性的, 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像弗雷格一样认为分析命题可以是扩展性的。受到维特根斯坦启发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这一点作了发挥。 不少人把逻辑实证主义视为分析哲学的代名词, 继而把它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当作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其实, 波尔查诺—弗雷格传统背后的柏拉图主义、罗素哲学背后的经验主义, 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世界基本构成的刻画, 这些都表明, 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某种形而上学, 并以之为基础重塑和重解传统形而上学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仅仅代表了分析哲学的某个特定运动对形而上学的极端处理方式。其基本立场源于逻辑实证主义并不像早期分析哲学家那样去构造哲学语义学, 并试图回答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而是专注于给出某种划界原则, 用于界定一个陈述“有意义性” (meaningfulness) 的条件。 逻辑实证主义给出的有意义性的条件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必须要么是分析性的, 要么是可经验证实的 (或可证伪的) 。这个标准要成立的第一要务是要严格说明什么是分析性命题。 何：艾耶尔 (A.J.Ayer) 也注意到康德对分析性的定义存在心理主义式的混淆, 进而主张把分析性的基础仅仅奠定在语词的定义之上, 而把综合性的基础奠定在语词的定义和相应的经验事实之上。 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则主张相对于不同形式语言来严格定义分析性概念。具体而言, 一个形式语言L中的语句S是L-分析性的, 当且仅当, S是L的意义公设 (meaning postulates) 的逻辑后承;而如果S的有效性需要诉诸经验事实才能得以确立, 则S是综合的。总之, 逻辑实证主义把综合命题的有效性奠定在某种经验事实成分之上, 从而否定了存在康德式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 张：还须注意, 卡尔纳普试图以内涵概念为弗雷格式涵义概念给出严格刻画。他以所谓的“状态描述”定义了必然性和可能性这样的模态概念, 再把弗雷格式涵义概念刻画为某种从不同可能性到外延的函数。例如, 一个语句的涵义是从不同可能性到真值的函数, 在不同的可能性中, 根据可能事实的状况确定那个语句的真假。因此, 给出一个语句的意义可视为给出它在不同可能世界为真的条件。 其实,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 事态就以某种方式扮演了可能世界的角色, 他把图像与事态结合起来已经暗示了真值条件与可能性的内在联系。而卡尔纳普的思路首次明确地将语句的真值条件从现实世界扩展到可能世界。这一观念影响巨大, 不仅可能世界语义学把语句的真值与特定的可能世界联系起来, 而且在当前颇具影响的二维语义学中, 语句的意义典型地都是以内涵 (即从不同类型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 来刻画的。 何：尽管基于其特定的有意义性标准, 逻辑实证主义把众多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归结为伪问题, 但它对分析性、命题、意义和卡尔纳普式的内涵概念的刻画似乎承诺了某些内涵性实体的存在。这可视为隐藏在逻辑实证主义背后的除了经验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蒯因和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引领的意义怀疑论运动下, 这些内涵性实体的合法性却受到了挑战。 张：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以构造哲学语义学为核心的分析哲学, 其内部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语言单位具有意义, 以及如何严格刻画语义概念 (如涵义、分析性、命题、内涵等) 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从50年代开始, “意义存在”这个哲学语义学的基本信念开始受到了严重挑战。蒯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克里普克是这场意义怀疑论运动的旗手。 蒯因对意义——以及一般性地对内涵性概念的合法性——的攻击集中于他对所谓的经验主义第一教条的批判和对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述之中。在对分析性/综合性区分的批判中, 蒯因展现了意义、定义、同义性等语义概念难以非循环的方式给出恰当说明。 何：按此思路, 似乎有恰当的理由怀疑内涵性概念的可理解性, 以及相应内涵性实体的存在性。 张：对。另一方面, 由于翻译可被视为某种在保持意义恒定的情况下语言表达式之间的转换操作, 所以翻译不确定性的存在表明所谓独立于语言的意义实体是不存在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暗示了某种完全不同于其早期的对语言及其意义的看法。我们已知,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至少某些语言单位 (如语句) 作为事态的图像是有意义的。但是, 到了后期, 他不再以图像论的观点来看语言, 而是把语言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生活形式——中来看它实际上如何起作用。现在, 作为语言使用者生活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 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所具有的某种恰当的图像式的表征功能, 而在于它能正常地运转。因此, 与其谈语言的意义是什么, 不如谈它是如何被使用的。所谓的“意义即使用” (meaning as use) 的口号不应理解为意义就是使用——因为这似乎暗示毕竟还是存在意义这样的东西, 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被理解为“只谈使用, 不谈意义”这样的维特根斯坦式禁令。 何：似乎可以说, 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的创造性解读更加强化了对意义的怀疑主义态度。在《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中, 克里普克标新立异地重解了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和遵守规则的怀疑论悖论, 创造了一个被学界称作的“克里普克的维特根斯坦” (Kripke’s Wittgenstein, 或径直简称为Kripkenstein) 。克里普克以算数的加法算子为例, 凭借一系列思想实验, 力图一般性地展示, 并不存在关于特定符号的独特使用规则。语言的意义通常被视为语言使用这种特定游戏活动的规则:语言的意义规定了如何使用语言。既然遵守规则的怀疑论悖论具有普遍性, 那么语言意义这种规则也不存在——严格来说, 并不存在关于意义的事实。 张：重要的是, 面对这样的怀疑论悖论, 克里普克反对某种蒯因式的基于倾向 (disposition) 的解悖方案。这一方案通过诉诸过去的使用历史、过去的心理状态及过去行为的心理倾向等事实来为规则的确定性做辩护。依照倾向性解释, 一个合格的语言使用者, 在某个特定语境中, 有按照某一特定方式使用和理解某个语言表达式的倾向。因此, 尽管可能不存在关于意义的事实, 但存在着关于倾向的事实, 这保证了语言使用规则的确定性。我们知道, 关于倾向的事实必须满足反事实条件句限制:如果条件C, 则D。这里的C是一系列用于实例性地展现 (token) 倾向的理想化条件。因此, 以倾向为基础来回应怀疑论, 存在着一个棘手的困难, 即如何确切给出 (specify) 诸理想化条件。克里普克认为, 以倾向为基础不足以确定某个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他认为维特根斯坦主张的是某种以承认怀疑论悖论所展现的不确定性为前提的解悖方案。这一方案放弃追求语言使用的符合规则性, 而追求语言使用的恰当性, 而且这种恰当性奠定在某种其本身的恰当性无需辩护的基础之上——生活形式。 何：意义怀疑论运动试图把对意义的讨论完全清除掉。而几乎与之同时展开的日常语言分析运动, 虽然并不主张完全清除意义概念, 但对意义的根源和基础却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简单地说, 日常语言分析运动主张意义的根源和基础不在语言本身, 而在语言使用者。他们的基本信条是语言本身无意义——人使用语言才有意义 (正如枪支本身不杀人, 人使用枪支杀人) 。罗素和斯特劳森 (Peter Strawson) 关于指称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清楚地展现了这一差异。 张：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传统中, 先天命题、分析性和涵义等概念几乎总是通过语言本身的某些语义性质得到刻画的。在日常语言分析运动下, 由于取消了语言本身的意义, 把一切都归于使用语言的人, 对先天命题、分析性、涵义等概念的讨论也就变得无从着手了。 据此, 所谓的语言意义只能在某种衍生的意义上被谈论, 它最终被规约为语言使用者的意图以及相应的语言交流行为。在此意义上, 哲学语义学构造的基本模式从传统的成真条件模型转换为意图—交流模型了。格莱斯纲领是就是典型的意图—交流模型。 我们已知, 分析哲学开端于对心理主义的拒斥, 一开始就反对康德式的把逻辑—语义要素与主体的心理要素相混淆。日常语言分析运动把意义奠定在使用者的意图—交流要素之上, 这是分析哲学向心理主义的暗中回归。而向以心理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全面倒戈则来自蒯因和直接指称运动。 何：对。前面所说的对意义、分析性、涵义、同义性等语义概念的攻击已经暗示了蒯因的自然主义倾向, 因为拒斥内涵性实体是拒斥抽象对象 (非自然对象) 的一个典型策略。 蒯因更明确的自然主义主张是要求知识论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 把所谓的先天知识看作经验知识系统中的某些核心成分, 从而否定了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那种在根本上不同于经验知识的先天知识。此外, 他对从物模态可理解性的著名质疑不仅为模态逻辑的合法性画上了问号, 也极大地挑战了卡尔纳普式的把内涵、分析性等语义概念奠定在可能性等模态概念之上的尝试。 张：蒯因的工作之所以重要, 主要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本身有多么正确, 而是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 他所提出的那些著名挑战必须要得到认真回应——不管这样的回应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例如量化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都是在严格地回应蒯因关于量化纳入 (quantifying into) 的可理解性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的。 在哲学语义学上, 蒯因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内涵性概念可理解性的怀疑, 以及对内涵性实体的拒斥。前面已经提到, 弗雷格语义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涵义决定指称, 它体现的是涵义作为意义的根源充当着语言与世界相关联的中介。但是, 如果真的不存在涵义、内涵、命题等内涵性实体充当意义的成分, 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充当语言与世界相关联的中介了。这样, 意义的根源就在于语言所谈论的对象本身, 而不在于语言如何谈论那些对象。换句话说, 语言与世界是直接相关的, 这就是直接指称理论的基本观念。 何：玛可斯 (Ruth Marcus) 关于专名的模态论证, 克里普克关于专名和自然类名的模态论证、认识论论证、语义论证, 卡普兰 (David Kaplan) 和佩里 (John Perry) 关于索引词/指示词的模态论证, 唐纳兰 (Keith Donnellan) 关于限定摹状词和专名意义的语义论证, 以及帕特南 (Hilary Putnam) 关于自然类词项的孪生地球论证, 等等, 构成了直接指称理论对弗雷格主义的主要批评。 这一系列论证的要义在于恢复一种密尔—罗素式的指称观念:名称及其类似语言单位的意义穷尽于其指称对象本身。既然没有涵义等内涵性概念充当语言与世界的关联中介, 那么语言如何与对象勾连起来便成了直接指称理论的棘手问题。为此, 所谓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主张把指称对象的确定问题规约为命名仪式加历史—因果传递链条, 从而回应指称如何确立的问题。 张：直接指称理论对指称中介的拒斥, 可被视为对以内涵性实体为代表的抽象对象的一般性拒斥, 这是语义学中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上的集中体现;历史—因果理论把指称机制问题规约为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经验问题, 这是语义学中的自然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集中体现。分析哲学从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式的自然主义开始, 但在历经一个世纪之后, 却吵吵嚷嚷地开始走向了对自然主义的全面回归。历史, 确实是由许多充满嘲讽意味的故事构成的。 我们已经看到从弗雷格对成真条件语义学的首倡到自然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 哲学语义学的基本构造模式是从意义的成真条件模型向意图—交流模型转换。这一转换的要害在于试图打掉弗雷格式的涵义观念, 把对意义理论的构建基础从语义要素转向语用要素。 从罗素对弗雷格涵义观念的首次批评开始, 历经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格涵义理论的大幅修正和意义怀疑论运动对涵义观念的怀疑, 直至直接指称运动的全面兴起, 弗雷格式的涵义观念受到了最全面的攻击。在经典的直接指称理论之后, 分析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是直接指称理论与弗雷格主义的持久论战。在这些论战中, 支持弗雷格哲学语义学方案的一方发起了一场保卫涵义的运动。 何：看来戴维森的成真条件语义学纲领就属于涵义保卫战的重头戏了。 张：可以这么说。戴维森认为塔斯基似的真理论提供了理解对象语言意义的全部内容。关于“真”, 戴维森持一种实在论立场, 因为他把真看成是一个超越的概念, 与主体的认识论要素无关。因此, 他既反对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把意义看作证实条件, 也反对像达米特那样把意义看作可断定条件——这二者归根结底都受限于主体非超越性的认识论要素。戴维森主张把意义看作成真条件。这样的实在论立场、超越性观念, 以及成真条件语义学主张, 使得戴维森成了弗雷格语义学纲领的真正继承者, 而声名卓著的弗雷格研究专家达米特在关键点上却是反弗雷格的。瞧, 这又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戴维森对自然语言意义的系统刻画可被看作是对意义怀疑论的有力回应, 也是在基本精神上为弗雷格式涵义理论的间接辩护。 何：对弗雷格式涵义理论的直接辩护多是在技术细节上展开的。在直接指称理论对弗雷格式涵义观念发动系列攻击之后, 弗雷格主义与其对手罗素主义之间的较量集中于对那一系列经典问题——弗雷格之谜、信念报道之谜、空名问题等——的解决能力之上。弗雷格主义的维护者认为, 罗素主义者否认存在涵义这样的指称中介则难以解决上述问题, 或者说不能比弗雷格主义更好地解决它们。因此, 罗素主义者致力于发展出更精细的策略来解决上述问题, 而弗雷格主义者则致力于发展出更精细的涵义概念来避免罗素主义的诘难。 如若要以一言来概括双方的争论要害, 那么这个要害必定是弗雷格式命题观与罗素式命题观的较量。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弗雷格与罗素关于“勃朗峰”的争论所示, 弗雷格认为命题的构成是语词的涵义, 而罗素认为命题的构成是语词的指称。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涵义或指称的简单组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表征世界的整体? 张：我们已经知道, 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答:每个对象总是在与其他对象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中出现的, 因此, 对象的名称也总是在与其他名称的相互结合下才具有意义, 从而具有表征能力。 弗雷格的解答则是基于对饱和性与不饱和性的区分:由于概念词的涵义是不饱和的, 因此它能被加诸对象词 (弗雷格统称之为“专名”) 之上, 从而结合成一个整体。 何：罗素在1910年以前认为命题的这种整体性不是源于命题本身, 而是源于命题的判断者。罗素这条思路成为萨蒙 (Salmon) 、索姆斯 (Soames)、金 (King) 、汉克斯 (Hanks) 等当前活跃的罗素主义者发展反弗雷格命题理论的基本资源。这可以看成是拒斥成真条件语义学后对意图-交流模型的进一步发挥。另一方面, 埃文斯 (E-vans) 、麦克道尔 (Mc Dowell) 、福布斯 (Forbes) 等弗雷格主义者也试图以更精细的方式落实对弗雷格式涵义观念的刻画。 张：在弗雷格主义与罗素主义的较量中, 出现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折中方案——二维语义学。它受启发于卡普兰对弗雷格主义的二维式拆分。我们知道, 在弗雷格那里, 涵义与意义和真密切相关:一方面涵义是意义的基本来源, 另一方面涵义又是 (或决定了) 语句的成真条件。卡普兰认为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因此, 他主张以character来刻画涵义的意义维度, 以content来刻画涵义的真值条件维度。 何：也可以这样说, 二维语义学明确地将一个语句的意义拆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 作为从认识论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 体现的是弗雷格式涵义决定指称的基本观念;第二个维度, 作为从形而上学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 体现的是直接指称理论式的指称对象进入真值条件的基本观念。 这种拆分试图综合弗雷格涵义理论与直接指称理论关于意义、指称与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直觉。 张：但须小心!二维语义学给我的感觉是:它有点像一个居委会主任, 企图在势不两立的两种哲学立场——柏拉图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居中调解, 显得没有什么深度和力度。当然, 这个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何：老师, 学习分析哲学, 我体会最深的是它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精确的语言分析和严谨的逻辑论证。记得您讲过, 分析哲学展示的是做哲学的典型方式, 它与典型的哲学史研究不同。现在, 结合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谈谈分析哲学到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值得珍视的遗产? 张：好的。简略地说, 虽然我深知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 但我仍要强调二者的区别:前者旨在解决哲学问题, 后者却是重在分析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之演变轨迹。在我看来, 分析哲学留给我们的第一个主要遗产, 就是它系统地展示了哲学的显著特点:问题的基础性、学科的自觉性和方法的独特性。 借用库恩 (Thomas Kuhn) 的“范式” (paradigm) 概念来表达, 可以说, 典型的哲学问题就是那些针对特定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所提出的问题, 因而具有基础性。不妨想想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些关于直观、概念、命题、意义、涵义、指称、真理、分析性、意向性等的哲学问题吧。 至于哲学学科的自觉性, 则可由哲学本身老是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得以体现。不用说, 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 涉及的关键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请注意, 如果追问“科学究竟是什么?”, 那么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而不是科学问题。 最值得强调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及的“三公纲领”所显示的那样, 我认为典型的分析哲学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 概念分析、先验论证、反思平衡乃是做哲学的基本方法。限于篇幅, 我在这里就不作详细阐述了。 何：好的。在跟随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几年来, 我对老师倡导和实施的这些观点已有所了解, 也十分认同。不过, 还是希望老师尽快将您那些系统性的思考公诸于众。 张：嗯, 谢谢! 何：这学期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还特别设置了一讲来讨论“意义与形而上学”。受此启发, 回顾分析哲学的历史演变, 尽管大部分技术性工作集中于语言的逻辑—语义分析, 但是关于哲学的本性, 分析哲学作为一个继承了西方哲学传统的运动, 似乎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一切哲学都是形而上学。就分析哲学的独特性而言, 关于意义的形而上学, 是以构造哲学语义学为核心的基本形而上学领域。而在坚持反自然主义的原则下, 分析哲学关于哲学语义学的构造模式留给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对意义的认识可以通过把握意义与真理的内在关联而获得。 张：有一种对分析哲学的流行看法认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以斯特劳森和蒯因的工作为代表) , 分析哲学才重新关心和接受形而上学问题。的确, 维特根斯坦对治疗性哲学观的提倡和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似乎早期分析哲学玩的是一套没有阵地的游击战, 自己不占据特定的形而上学阵地, 只会以逻辑—语义分析为武器来逐一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 其实, 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可以说, 分析哲学从未经历一段真正脱离形而上学的历史。在前面所说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回顾中, 诸多形而上学观点在各种哲学思潮背后所起的根本作用已经可见一斑。实际上, 从波尔查诺开始, 形而上学就是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我们已知, 他把命题视为某种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实在对象, 这样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命题观构成了他开创背离心理主义的哲学语义学运动的真正基础。弗雷格关于“第三域”实在的形而上学之于他的语义学纲领与波尔查诺有异曲同工之妙。罗素那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立场在他各个时期的主要哲学主张中所起的根本作用也是不难看出的。早期维特根斯坦也是从他关于世界的本体论构成开始其对形而上学命题性质的独特思考和理解的。甚至后期维特根斯坦所钟情的“生活形式”和“世界图式”, 从根本上说, 都是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 恰如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转向不是转向认识论而远离形而上学问题, 波尔查诺—弗雷格传统开启的语言转向也不是仅仅转向“语言分析”而远离形而上学。从古希腊人创立哲学开始, 形而上学问题就是所有真正哲学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分析哲学亦复如此, 只不过它通过引入在精细度上前人难以企及的语义—逻辑分析手段, 试图弄清真正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什么, 并着手以一种严格而系统的方式切实地回答它们。尽管分析哲学注重语言分析, 但这并不代表分析哲学关心的只是对世界的表达, 而不关心世界本身。分析哲学改变的只是做哲学的方式, 而并未改变哲学的初衷。即从根本上说, 形而上学依然是分析哲学的核心所在。可以把这个主张的确立看成是分析哲学留给我们的第二个主要遗产。 当然, 尽管可以说一切哲学都是形而上学, 但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却是有差异的。也许可以说, 传统形而上学关注的主要领域是世界、心灵与上帝。分析哲学通过对语言与逻辑的关注, 造就了另一个全新的形而上学领域:意义。对哲学语义学中的基本概念——如意义、涵义、指称、真理、命题、思想、内涵、内容等——的形而上学研究形成了分析哲学独有的“意义的形而上学”。 何：其实, 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初, 有关意义实体的观念就开始起着核心作用。可以说, 如果不把命题作为某种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对象来看待, 那么就很难避免康德式的准心理主义。正是通过把命题与主体的认知要素和心理要素区分开来, 才使得一种纯粹就命题本身进行语义—逻辑分析的传统得以开启。 我们已经看到, 各种意义怀疑论与自然主义语义学试图消解意义的形而上学。其实, 如果接受怀疑论与自然主义的主张, 那么其后果不是对某些特定的分析哲学立场的抛弃, 而是对整个分析哲学的拒斥, 对哲学分析这样一种独特的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的拒斥。哲学分析以构造哲学语义学为核心工作, 这一工作必须在关于意义的形而上学上有其特定支撑, 最后必须落实到某种既非物理又非心理的抽象语义学对象之上, 否则很可能落入某种相对主义。 张：是这样。作为哲学分析之典范的弗雷格的语义学纲领, 正是建立在关于意义与命题的柏拉图式实在论基地之上的。以之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意义存在”这样一个旗号, 而是促使我们去不断寻找和认识意义领域的抽象对象的动力。这可算作分析哲学留给我们的第三个主要遗产。 第四个主要遗产就是成真条件语义学的研究纲领。可以认为, 在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中, 存在着这样一条主线:关于意义的形而上学与意义理论的基本构造模式, 从波尔查诺引入命题作为分析性和真值的载体, 到弗雷格把“真”作为语义学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 以及对涵义和指称作出区分, 到卡尔纳普以内涵来刻画涵义和真值条件, 到可能世界语义学把意义视为相对于不同可能世界决定语句真值的条件, 再到戴维森系统性地以真值条件来刻画意义, 分析哲学塑造了一个成真条件语义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基本结论是意义与真理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这一点在关于语言的基本直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即知道了一个语句的意义, 就可以通过参照相应的事实状况来确定语句的真值。因此, 语句的特定意义以某种方式给出了语句之为真假的条件, 有待相应的事实状况来满足之。 何：不过, 从弗雷格开始, 关于成真条件语义学的观念就存在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到底是意义可以用真值条件来刻画, 还是意义就是真值条件本身?如果意义只是通过真值条件得到刻画, 那么意义毕竟还是某种不同于真值条件的东西。 张：在弗雷格那里, 语句表达的意义是思想或命题, 它是由构成语句的词项之涵义通过构成性方式结合而成的有结构的整体, 而真值条件则是无结构的。比如说, “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与“三边形内角之和为180度”的意义不同, 但对应的真值条件似乎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意义比真值条件更加细密 (fine-grained) 。 何：嗯, 目前活跃的意图—交流语义学模式的倡导者, 对成真条件语义学的首要反对即来自于对真值条件不具有足够的细密度这一点的不满。根据卡普兰对弗雷格涵义的二维拆分, 意义是从语句的使用语境到其内容的函数, 因此意义只是决定了真值条件, 但它不等于真值条件本身。 (1) 因此, 有理由认为, 弗雷格相信意义可用真值条件来刻画, 而不等于真值条件本身。但是, 在戴维森那里, 由于他相信塔斯基似的T—语句给出了关于一个对象语句的意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那么真值条件就被强化成了与意义同一的东西。 张：无论如何, 成真条件语义学观念把对意义的刻画或其本体论基础奠定在“真”这样的弗雷格式逻辑—语义学对象之上, 避免走向诉诸认知主体的意图或交流行为的自然主义模式, 使得莱布尼茨设想的“普遍语言”方案、波尔查诺开启的以纯粹逻辑—语义分析方式来构造哲学语义学的进路、弗雷格展示的“概念文字”和哲学语义学纲领, 以及哥德尔大力倡导的“概念研究”等等,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顺便提一提:分析哲学通过涵义和指称概念开拓出了处理意向性问题的新思路, 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第五个主要遗产。您知道, 我曾就此问题写过一篇短文, 在此就不必细说了吧。 何：老师, 请允许我在这里引一段您自己的话:就哲学研究而言, “依我看, 当今之世, 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乃是妨碍我们拨乱反正的三大路障, 而逻辑—语言分析、先验哲学论证和柏拉图式实在论立场则是指引我们复归正道的三大路标。”读来令人振奋!我现在想问:您是否认为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分析哲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张：在我看来, 清除这三大路障是当今整个哲学面临的挑战, 分析哲学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何：现在, 我想提出一条思路供讨论。众所周之, 分析哲学注重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面对同一个问题, 往往有多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和进路。正是这些“内部”冲突构成了分析哲学的基本内容。但是也存在一些“外部”冲突, 比如说, 以自然主义和收缩论为代表的潮流认为, 构成分析哲学基本内容的那些理论不是错的, 而是误入歧途的。 张：这条思路很好, 颇具内外兼修之风采。当然, 就分析哲学内部而言, 前面所论各种难题理所当然是必须要加以处理的。比如说, 改进、拓展“三公纲领”, 构造更好的哲学语义学理论, 发展弗雷格主义, 拿出最优的处理涵义、指称、真理、直观性、意向性、规范性、合理性等问题的新方案, 乃是分析哲学内部的工作。 当然, 分析哲学的核心任务是构造哲学语义学。前面已经提及,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分析哲学开始向以心理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回归:蒯因彻底的自然主义纲领, 直接指称理论和历史—因果指称理论声势浩大的扩张, 日常语言分析导致的所谓“语用转向”和多种因素促成的所谓“认知转向”等等。可以说, 诸如此类的所谓“转向”, 搞得人们晕头转向!这一切甚至使得自然主义妄想成为引领当前分析哲学的新潮。 今日各种版本的自然主义相对于传统自然主义的看似优越的地方, 无非在于前者发展出了更多精细的辩护策略, 可称之为一系列“反—反自然主义”策略。然而, 就其本性而言, 当前的各种自然主义依然是反哲学的。自然主义对哲学的一般性反叛, 在于它企图消解形而上学问题, 也就是说, 它千方百计地想把形而上学变成经验科学的一部分。而它对分析哲学的独特挑战, 则在于它妄图消解关于意义的形而上学, 也就是说, 它千方百计地想取消对意义的本体论承诺和对意义的哲学分析。但是, 我们之所以说分析哲学继承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正宗血脉, 并非在于它以某种方式消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 而是在于它试图以一种全新而系统的方式正面解答那些传统的哲学问题 (当然对问题做了有意义的转换) 。自然主义却要取消那些传统的哲学问题, 甚至认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哲学问题”。 何：显然,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 因为它无限制地扩展对科学所抱有的乐观信念, 以至于认为科学在原则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它以一种近似蛮横的方式妄想了结哲学困扰, 试图阻断真正通往哲学智慧之路, 从而在根本上威胁到哲学事业的合理性。 如果说康德的时代需要对理性的限度有所批判, 那么我们的时代则需要对非理性的限度进行批判。在我看来, 自然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在哲学上犯了什么错误, 而在于它关于哲学所犯的错误。因此, 作为一个继承西方传统的哲学运动, 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其反自然主义的原则性立场, 因为正是这一原则性立场确保了传统哲学问题的有效性, 并且使得某种更接近真理的哲学解答变得可能。 张：你注意到没有, 在对待自然主义的问题上,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却是我们的同盟军呢。 何：嗯, 真是呢。 张：至于你提到的收缩论 (Deflationism), 则可视为自然主义的同盟军。正如我们已提到的, 从弗雷格到戴维森的成真条件语义学传统把真理、意义、指称、命题、涵义、内容等概念视为哲学分析的基本对象。自然主义对这个传统的挑战在于:要么否认这些基本概念在哲学上的必要性或可理解性, 要么否认这些基本概念具有形而上学的蕴意。 收缩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认为, 即使承认真理、意义、指称等语义学概念是可理解的, 成真条件语义学传统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那些所谓的基本语义学概念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或深刻的形而上学性质。换言之, 收缩论者主张, 那些语义概念的所有性质都可以穷尽性地展现于关于那些概念的日常语言使用当中, 因此根本不必也不可能发展出各种真理理论、意义理论或指称理论来刻画它们。 何：以“真”这个语义概念为例, 那些收缩论者认为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等真理理论都是误入歧途的, 因为“真”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在他们看来, 说“X是真的”与直接说“X”是一回事。收缩论者认为塔斯基的T—等式恰当地表达了对“真”概念的收缩论式的理解: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并不比说“雪是白的”多说了什么, 因此“真”这个概念类似于某种去引号 (disquotation) 手段或新语句构造手段。如果真之概念确实是一个非实质性的概念, 那么试图以真值条件为基础来理解意义也就难以给出实质性的理论。此外, 收缩论者还主张把对真理的收缩论理解推广至对意义和指称的理解, 认为可以构造某种类似于T—等式的模式来展示意义和指称概念的非实质性特征。 张：值得注意的是, 收缩论者竟然将其理论源头追溯至弗雷格这位成真条件语义学的倡导者。他们认为, 弗雷格首次指明了真之概念并不为一个语句增加新的内容, 因此, “真”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概念。 诚然, 弗雷格认为断定一个语句为真并不为那个语句增加新的内容, 但其理由并不是说真理概念没有实质性内容, 而是因为“真”属于语句的指称领域, 而不属于涵义领域。在弗雷格看来, 只有涵义领域的东西才能为语句的内容 (即表达的思想) 作出贡献。他压根儿不会像收缩论者那样, 认为真理概念是一个无实质性作用的语义概念, 无法为其他语义学概念奠定基础。相反, 弗雷格认为, “真”作为某种独特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物, 乃是逻辑学和哲学语义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既然收缩论反对针对真理、意义、指称等概念来构造相应的理论, 其基本主张不仅是反成真条件语义学这个分析哲学的基本成果的, 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整个分析哲学传统的挑战。因为如前所述, 分析哲学的核心工作恰恰是构造系统的哲学理论来对真理、意义、指称等基本语义概念给出实质性说明, 并由此重述和重解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取消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哲学解释, 当然也就是要取消以哲学分析来从事哲学事业的独特方式。因此, 收缩论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应对的强敌。 何：老师, 最后让我再引一段您的话来作为我们这次对话的结束语吧:“我坚信, 在未来的岁月里, 经过先验论证和柏拉图主义洗礼的分析哲学必将在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尽显强大的威力和迷人的风采。” 我觉得这话似乎恰好开启了对前述挑战的回应。 张：哦, 谢谢你这么用心。好, 且让我们暂停对话, 而步入新的探索之旅吧。 《哲学分析》 2011年06期 我们在找你！ 思庐招募｜“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但你可以挑战它！”（主讲师、笔记、群管理、经验帖） 冬日穿搭 近期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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