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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的目标 瓦剌于正统十四年，也就是1449年七月兵分四路进攻明朝之时，目的只是劫掠和利用战胜提出点政治要求，这点在战争前后都表现得相当明显，是没有疑问的。如同其后的满清，假如国内没有李自成扣关，也是不敢进入中原争霸的。 七月一日，战斗就打响了，没有威胁与试探，直接就是硬碰硬的作战，大同右参将吴浩领兵出击，在猫儿庄迎战也先，兵败阵亡。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右参将都督石亨（没错，就是那个石亨）各领兵一万出阳和进行防御作战，又大败，宋瑛、朱冕皆战死，石亨败还大同。这是四路中的也先一路，也是瓦剌的中路主力。 另外一路是由瓦剌阿刺知院统帅，在击破几处小边城后，七月十二日起围困宣府外围城堡，并切断水源，不过阿刺知院主张讲和，与也先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故这一路虽也吃紧，但战事却并非很激烈，不过这一路，在随后的事态变化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是瓦剌四路中中路的二路人马。 而左右两翼的两路，则更多的是起到牵制作用。脱脱不花率东路军来犯，起初明朝总兵官都不相信送来的消息，及至遭到蒙古军突袭，伤亡惨重。“达贼三万余人入境、攻破驿堡屯庄八十处，掳去官员、军旗、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但也仅止于此，并未继续深入，不久脱脱不花就回军了。 瓦剌另外一路人马出犯甘州，明朝同样不能抵挡，迎战的左参将都督王喜、福保都指挥谷聪皆战死，前往支援的肃州卫都指挥胡麒又战死，人畜被掠走万余，明朝在甘州的抵抗也告失败。 不过实际上左右两路是为了中路的二路人马吸引注意力的，没有被要求更多的任务，所以瓦剌满足于劫掠成功，进攻并不深入。 而瓦剌在辽东和甘州的进攻，由于与也先相距过远，实际上对也先的中路大军并没有太大帮助。 英宗的决心 明军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英宗时年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决定御驾亲征，后世大都说英宗是由于王振的蛊惑，不过要知道，在宣宗之前，明朝皇帝亲征蒙古几成惯例，成祖朱棣甚至死于北征军中，受祖宗们战绩鼓舞，朱祁镇坚持决定亲征，并不能说错，至于王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小院认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七月十六日，仅仅两天准备后，即亲率大军仓促出发，大军出征非同一般，事前未作周密准备及策划，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十六日出征，当晚到达唐家岭（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十七日到达龙虎台（北京市昌平区西龙虎台村），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日过榆林，二十一日到达怀来城西，二十二日到达雷家站，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二十五日到达万全峪，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二十七日到达天城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城南，应该说，行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阳和城是明朝重镇大同七十二城堡之一，长4600余米，城墙高11.6米，还有一条10米深的壕沟，城门内外建有瓮城。也即是刘邦遭遇白登之围的古战场，元朝时称为白登县。 在英宗大军达到前十几天，七月十五日，明军与也先刚在这里发生过激战，总共四万明军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连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等高级将领都在战斗中阵亡，可见伤亡之惨重。英宗到达这里时，战场并未打扫，明军伏尸遍野，尸臭弥漫，带来了一股恐怖的气氛，对明军的心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已开始有胆小者开了小差逃亡。 英宗继续前进，想要寻求瓦剌主力决战，这时也先收缩兵力，退回了塞外，明军寻敌而不遇，在八月的天气下，行军越来越疲惫。八月初一，终于到达了大同，大同虽是重镇，但根本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眼看着再往前进，决胜希望更加渺茫，经过商议，英宗决定班师，应该说这个决定还是正确的，在当时形势下班师是个比较理想的选择，虽兴师动众劳而无功，至少未受大的损失。 明军的规模 在土木之战中，明军的参战人数，基本都沿袭自刘定之《否泰录》中的数字：“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而到后人引用时，更径直略去了“私属”，只作“官军五十万”或“五十余万”， “私属”指的是非正式编制的募兵和家丁，在正统年间，并非普遍现象，所以规模也不会太大。 那么明军出发时候准确人数应该是多少？《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而在英宗亲征前的一个月即当年六月底，已经“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分两路分别守备大同和宣府，京营精锐已被抽调不少。 明朝京师三大营的具体人数是机密，不同时代也各有不同，根据正统年间京营的规模来测算，最多在三十万人上下，再减去朱勇所选部，也就只有二十五万五千余人，再减去京师留守的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老弱士卒约有七八万人（京师戒严后，“羸马疲卒不满十万”），就算所携“私属”人数众多，总数也不会超过二十五万。 故明军号称五十万，很可能只是故作声势罢了。而即使以二十五万大军，对阵总数只有三至五万人的瓦剌军队，只要指挥得当，又是在自己国土作战，也是很有胜算的。 回师的路线 八月初三，明军班师，大同副总兵郭登建议，从紫荆关退回北京，可以远离瓦剌可能出击的路线，相对安全，应该说这条路线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但英宗听从了王振的建议，决定往东行进，从居庸关入关，这个决定最终葬送了明军。后世多把明军改变行进路线的原因归为王振，只是当时已近中秋，地处塞北的蔚州是否会有待收的庄稼值得人怀疑，区区一个王振有如此之大的能量也让人疑虑。 另有一种说法，说是明军不从紫荆关返回是英宗自己的决定，执意要走居庸关，原因是英宗还在寻求同瓦剌的决战，同时蔚州——紫荆关路线一路平原，反而容易遭到瓦剌骑兵的突袭，平原上无险可守，对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非常不利。不论这种说法在当时形势下对错如何，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所以笔者认为不管原因是什么，明军不走紫荆关路线显然是错误的。 也先的谋略 八月初十，明军达到宣府。大半路程已经走完，居庸关已近在眼前。这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瓦剌军再次进犯，大同遭到了也先毁灭性的攻击，军士死伤大半，几乎被攻破。这样，大同镇已无力出战，也就无力在瓦剌围攻英宗时及时赴援了。 这样看来，也先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在英宗士气正高，寻求决战时，主动撤退，避其锋芒，待其锋芒已过，一意思归时，再次集中力量，先扫清外围屏障，清除可能对侧背造成的威胁，随后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不断骚扰袭击，步步进逼，最后毕其功于一役。 可以说，也先是个高明的军事家，明朝君臣和他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在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比战斗力衰退严重的明朝指挥官与军队明显技高一筹。与其战法类似的，有萨拉丁进攻耶路撒冷王国的战役，阿拉伯骑兵同样也是不断骚扰袭击，避免正面决战，待十字军又热又渴丧失战意后再进行合围，一战歼灭十字军主力，连同十字军统帅也被一同俘虏，和随后的土木堡之变何其相像。 回到土木堡，也先清除潜在威胁后，开始尾追明军，八月十三日，追兵迫近。这时，明军又犯了错误，英宗派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等引兵拒战，结果大败，吴克忠部作为明军后卫，兵力当在万人以上。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人马至鹞儿岭与也先交战，结果中伏，全军覆没。 朱勇率领的这支人马是明军精锐，以骑兵为主，这支部队覆败后，明军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同也先决战的本钱了，同时军心也已经开始涣散。这样，明军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已经损失惨重，减员当在五万以上，实际兵力已经不足二十万，并且丧失了精锐的骑兵。 假设朱勇覆败前，明军能集中主力进行瓦剌决战的话，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也先不会给英宗这个机会，蒙古铁骑的马蹄声在身后隐约可闻，给明朝官兵和英宗的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明军使用的添油战术，正中也先的下怀，不费什么功夫就歼灭了明军精锐主力，也先正一步一步达到他的目标。 土木堡的选择 八月十四日，最后的日子临近了，明军行军到土木堡，开始扎营。对于为何在土木堡扎营，后世史学家多有争议，当时还未日落，而怀来城仅有二十余里，为何不进怀来据守以防不测，而要在土木堡扎营，传统观点是认为王振坚持要等千余辆辎重车辆到达后才肯进城。而小院认为，不说当时明军是否已切实得到了怀来已经失守的消息，即使要等待辎重，与往怀来行军并无冲突，这很可能是后世为了给英宗开脱，给王振扣的另一口锅。 土木堡是明代京北三大堡之一，是个船形城堡，南北长约500米，东西长约1000米，城墙高约6-7米，这样的城堡并非没有战略意义，而明朝在此筑堡，也考虑到了水源的问题，在土木堡南面十五里不到就有河流，但已被瓦剌军占据，而城内掘地三尺又没有挖出水来，造成了明军极度缺水的局面，这是明军最后崩溃的关键。 “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 既然要在土木堡扎营，明军不可能没有考虑过水源问题，为何会不知水源已被瓦剌占据？土木之变后于谦说过：（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不独于谦，其他朝臣都有类似说法，可见，由独石、马营南下占据桑干河的瓦剌军队，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要原因，如果明军能占据水源，当不致遭遇皇帝被俘这种级别的溃败。
瓦剌兵分多路，很多人只看到尾追明军的也先主力，忽略了阿刺知院和脱脱不欢的两路兵马，正是阿刺知院这路瓦剌军队，在土木之变前，早已“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守备马营的是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之子杨俊，守备独石的是都指挥赵玫。杨俊兵溃南逃，赵玫也弃城南奔，随之而来的是沿线的龙门卫、龙门所、怀来、永宁纷纷失守，宣府以东的居庸关外已无防御。 怀来距河流仅五六里，比土木堡更近。如果明军能行军到怀来扎营，显然是更理想的选择，但由于怀来已被阿刺知院部瓦剌军所占，明军不知虚实，加上天色将黑，未敢轻动，不得已才选择在土木堡扎营。正是由于阿刺知院部瓦剌军占据了水源，导致了明军极度缺水，这也是于谦等人在事后弹劾杨俊的原因。
后世说由于王振坚持要等辎重车辆到达因而不进怀来城，笔者认为又是把锅甩给了王振，反正王振已在土木堡被击杀，加上大多数人又痛恨他，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了。 事实上要二十多万人的部队听从一个宦官的明显错误的指挥，不会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英宗也必定会进行判断，毕竟朱祁镇在历史上并不算昏庸，在其夺门之变后也能看得出来。在明军出征前，英宗已经收到了阳和战败的报告，而独石、马营被围，却被杨洪因为杨俊是其子的缘故瞒报了。后来明军回师时，还按原路返回，似乎也没有得到马营失守的消息，以致没有考虑到水源的问题。 等不到的援军 另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独石、马营虽失守，宣府还在，而宣府作为九边重镇，配备的兵力在当时为各边关之首，当时至少有三万步兵，一万骑兵以及各种火器“《兵骑考：镇城有额操马12387匹》《兵器考》：有大将军炮14，神筒2161，神枪4223”等等，如果再收集一下溃兵和附近友军，可以派出一支强大的部队进行支援。但事实是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杨洪并非是个懦夫，他以军功升至大将，被称为“杨王”（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不过杨洪的军功，都是在与兀良哈部落作战时取得，他并未与瓦剌进行过作战，非但如此，杨洪还与瓦剌来往频繁，互有馈赠，双方有可能达成了默契，互不侵犯，苟且相安。这才导致了杨洪没有在也先背后出兵来救土木堡，连瓦剌军自己都有点意外。（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可以说，在明军出军时和战前，杨洪的瞒报军情和没有赴援，对明军的打击是致命的。
而更诡异的是，杨洪在土木堡之变后因守城之功被封伯，北京保卫战之后更是被封侯，虽然他在北京之战中确曾率军二万勤王，但考虑到他在土木堡之变中的表现，不能不说诡异。
最后的时刻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土木之战简直可以称得上一场闹剧，没有骑兵对冲，没有将领奋勇杀敌，没有大兵团决战，更没有三大营的火器全线开火的壮观场景。瓦剌发动总攻击的时机是明军营盘松动，移营取水之际，不管是中了也先诈和之计还是明军主动奔走取水，都已不重要。
（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可见明军干渴到了何种程度，早已军无斗志，成了一边倒的屠杀，幸好瓦剌只是以劫掠为主要目标，还顺手俘虏了个皇帝，可谓意外之喜，对明军也就没有赶尽杀绝，只是杀散了事。即便如此，损失还是相当惨重“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包括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在内的66名大臣战死。
土木堡之变的原因是复杂的，似乎掩盖着重重迷雾，比如明军战力到底有多大下降，王振在其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回军路线的制定原因，土木堡扎营是不得已还是必然，宣府兵马为何不来救等等，以上种种，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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