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万元大钞是最大面值的钞票，上面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人，他叫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最具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对日本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的伟大功臣”。
福泽几乎就是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人物，可两人的地位和命运却迥然不同，而随后，中国与日本也走了相反的道路。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重温历史，特别是考察福泽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仍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一 思想的转变
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早年的福泽也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对汉学有很深的修养，但随后的经历使他发生了改变。1860年，福泽随幕府使节赴美，到美国时，他惊奇地发现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样的生活，这种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的震撼。27岁再次赴欧，32岁又赴美，几次出国，使他亲身体验到了欧美的西方文明。
1866至1870年间，福泽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造成巨大轰动。1872至1876年间，又出版17卷的《劝学篇》，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论思想和行动一致”等新思想。1874年，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他系统地评述了日本思想界的现状和世界观，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化，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二 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福泽也承认，在早期，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也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和落后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他尖锐地批判孔孟之道的局限性，指出儒家的哲学就是一个——“事君”。
他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是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完全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在1899年出版的《自传》中，福泽批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唐主张。认为儒家的体制就是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就是一场空话。
三提倡西方文明
福泽大力提倡西方文明。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泽谕吉认为，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
——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谓之“一身独立”，“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大学教育应让人有独立精神，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段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未来的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
福泽的进化观点并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
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人的态度非常不同。
福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一举超越这些弊病，显然并不现实。
四 福泽的平等观
“人人平等”这一早已被接受的普世观念，对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日本来说，还是个新东西。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福泽分析了人人平等给国家独立带来的实际好处。国民与国民之间平等，就能“依凭身心的活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
。这种平等与自由是当时的日本文明开化，发展工商业所必不可少的。只有国家的实力增强了，在弱肉强食之中才有平等独立的资本。对于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福氏认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双向依存关系，“对于传统的“皇恩浩荡”，他指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固然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恩惠”。要将民众从依附政府的外在的“客”，转变为独立于政府的“主人”。
他特别认为实现平等独立的关键，就是教育。去除人们头脑里的封建流毒，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平等独立的思想，离不开教育。教育使人能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历史的“暴政”与“愚民”是分不开的，因为“愚民”无法以理喻之，所以只能采取各种严苛的强制性手段。
五 启示
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日两国的根本不同。日本的现代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变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革新（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艰难过程，不断地试尝，失望，再试尝，再失望，而至始至终，思想领域的革命都落在所有变革的后面。
日本向现代化的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如今的中国仍然处在漫长的转型期中，对西方文明欲迎还拒。福泽喻吉在一百多年前做到的事情，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 根据网上资料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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