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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诗人朱熹 朱熹（1130--1200）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儒学大师。 说朱熹是“大诗人”，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甚至强烈反对。的确，在人们的心中，只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这一类人物，才算得上“大诗人”；朱熹只是一位“理学家”，够不上“大诗人”的称号。其实，朱熹不仅在理学上有巨大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很有造诣，他一生创作了1200多首诗。只是由于他在理学上的成就太耀眼，掩盖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光芒。 一、朱熹的诗路 朱熹幼年的诗歌创作，深受其父朱松的影响。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重和元年戊戌进士，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后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议和，贬任江西饶州知州（治今鄱阳），未至任病逝。其诗作大多写于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反映其半官半隐生活，平和淡泊，清新流畅。《四库全书》收录其《韦斋集》12卷，《全宋词》辑其《蝶恋花》词1首。 在诗歌上，朱松早年即以诗名喧播于新安，与同乡诗人俞猷仲等人结为“星溪十友”。其诗学的是江西派，同他唱酬的也多是学步江西派的诗人。但是，由于黄山谷标举去陈凡俗，脱胎换骨，后起的江西派诗人无不刻意求奇，用拗律、拗句、险韵、奇事、僻典的风气弥漫诗界，流于生涩枯硬，奇险雕琢。南渡以后的诗人们，便从两条学诗的路子上来力挽江西派的颓风：一条是转学晚唐，想以晚唐的温润工秀来矫正江西派粗豪瘦涩之弊。从韩驹开始，到陆游、杨万里，走的都是这条诗路。另一条是推本《诗经》传统，中标陶谢柳韦，要以《诗》三百的言志无邪和陶韦的萧散冲淡，来救治江西派的雕镂奥峭。这是那些理学家诗人和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文士所走的一条诗路。朱松教朱熹走的正是后一条路子。 为了开拓朱熹作诗文的眼界，朱松常携带他出访芦川居士张元干等名公硕儒。有一名年轻诗人傅自得，向朱松叩问作诗之法，两人一夜对榻论诗联唱，也给幼小的朱熹上了一堂不寻常的诗教课。在朱松的启蒙教育下，朱熹的诗文创作水平突飞猛进，绍兴十二年（1142年），13岁的朱熹的诗作从建州传到婺源故里，同乡先辈俞猷仲、董颖看了之后都叹赏不止，董颖题了一首诗说：“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遵父遗嘱，朱熹就学于籍溪胡宪（原仲）、白水刘勉之（致中）、屏山刘子翚（彦仲）三先生。刘子翚家中设有家塾，朱熹入塾受教。刘子翚的学诗路径取法汉魏，规模陶韦，与朱松一致。在他的引导下，朱熹继续沿着朱松开辟的诗路走下去。他刻意学刘子翚，后来把刘子翚的代表作《潭溪十七咏》手书刻石。在刘子翚的指点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弟子已成为老师形影相随的诗友。朱熹少时作的《拟古八首》，全是汉魏乐府规模。学诗以《诗经》、《离骚》为本，出入陶柳《选》韦以得萧散冲淡之趣，但是在《诗经》、《离骚》之上，又更必须以《论语》、《孟子》为根本之本。这是典型的理学家的诗论，但它取法陶柳的冲淡，同江西派的瓣香老杜和晚唐派的步趋贾姚别树一帜，正是从杨时到朱松和三先生所倡导的诗路。朱熹沿着这条诗路拓展光大，远学汉魏，中法陶杜柳韦，近取简斋，兼采多师，由早年模拟《选》体和乐府的风貌，发展到中年以后自变其体，形成了自己的诗风和诗论。朱熹从一开始就走着同风靡一时的江西派相反的创作道路，由早年的守古进于中晚年的变古。朱熹十八岁时秋试得中，少年得志，心中萌发了四海远游的书生意气和豪兴，吟出了一首颇得汉魏乐府和魏晋古风余韵的长诗《远游》： 举坐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 九州何茫茫，环海以为疆。上有孤凤翔，下有神驹骧。 孰能不惮远，为我游其方。为子奉尊酒，击铗歌慨慷。 送子临大路，寒日为无光。悲风来远壑，执手空徘徨。 问子何所之？行矣戒关梁。世路百险艰，出门始忧伤。 东征忧旸谷，西游畏羊肠。南辕犯疠毒，北驾风裂裳。 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峨峨既不至，琐琐谁能当。 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 无为蹩躄者，终日守空堂。 乾道九年写成的一组《斋居感兴》二十首，是朱熹寒泉著述的即兴总结诗，是他斋居读经著书的随感录。他效仿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写成这一组感怀咏理诗，以“感兴”的形式概括了他的理学与史学的精髓，成为他“以理为诗”的玄言诗（哲理诗）的代表名篇。 淳熙五年，朱熹除知江西南康军（今星子县），兼管内劝农事。朱熹把郡事余暇全部用在了登山唱酬上，两年中他几乎游遍了庐山的每一处胜地，写下了百余首诗篇。凭借他的当代儒宗威望和知军身份，他也俨然以诗坛盟主开导士子，想要改变积重难返的江西诗风。 朱熹在淳熙以前的诗歌，还缺少自己的面目；淳熙以后，沿着他在《斋居感兴》开辟的蹊径；到了南康任上，他的规模魏晋、步趋陶杜的诗歌风貌完全形成了。
二、朱熹诗作的思想内容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1200多首诗。从思想内容来说，这些诗歌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关注国事、关心农民；登山临水、酬唱交游；传承儒学、倾心书院。 （1）出入三家、笃于儒学 与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朱熹早年一度流于佛道，创作了一些有关佛道的诗，如《久雨斋中诵经》：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 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 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 《读道书作六首其一》： 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 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 据《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自注)”。绍兴十四年(1144年)，朱熹在刘子翚处初见道谦禅师，向他学禅。这两首诗分别作于绍兴二十二(1152年)、二十三年(1153年)，此时朱熹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从诗中也可见朱熹对佛老之学的熟稔。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开始师事李侗，逐渐脱离佛、道，走上儒学的道路。不久写出了《仁术》、《克己》等表达钻研儒学的感受，如《困学二首》其一：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曾把“网学”作为他的斋名。据王懋兹《朱子年谱考异》：前两句“乃用达摩、慧可故事称已十余年出入佛禅”，后两句“乃谓已舍弃佛禅而返归儒学正途”。这一时期朱熹还有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人诗中，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理趣横生，如《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两首诗是朱熹和许升讨论“敬”字活与不活时，吟咏自己对“敬”的豁然领悟。源头活水就是指“敬”，“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则不活”。“会读书的正如一个船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原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王柏评日：“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两首诗是为后人极其称道的，至今仍广为传诵。 乾道九年（1173年）写成的一组《斋居感兴》二十首，是朱熹寒泉著述的即兴总结诗，是他斋居读经著书的随感录。他效仿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写成这一组感怀咏理诗，以“感兴”的形式概括了他的理学与史学的精髓，成为他“以理为诗”的玄言诗（哲理诗）的代表名篇。从“昆仑大无外”、“人心妙不测”、“大易图象隐”到“圣人司教化”等，其儒学思想比以往更系统，是对于寒泉时期思想的系统总结，从诗中可见其理学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2）关注国事、关心农民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陆游等宋代诗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但在理学家诗中却不多见。据查，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诗，基本上没有反映国事的作品。仅邵雍有几首这方面的诗，如《思患吟》：“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不过，有意识地集中反映最新时事的，只有朱熹。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势领兵南下，妄图一举歼灭南宋。开战之初，直逼两淮，朱熹很担心，作《感事》： 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 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 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 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 十月，刘镝皂角林之捷后，朱熹即写诗庆贺，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 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诗中，作者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乎每首诗的后一句都直接提到了战争的胜利，即“好音”。到了十一月，虞允文统领士兵，获采石矶大捷，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朱熹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如其三： 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 奏函夜入明月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十二月，金兵北退，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主张：及时安抚淮北遗民，起用张浚这样的良将，最终击退金兵，收复失地。他担心朝廷有什么变故，于是写了《感事书怀十六韵》寄刘珙：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 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 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 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 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 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 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 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 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 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 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 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 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 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 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 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翚的侄子，朱熹早年与刘珙友善。此诗表现了朱熹对当时朝廷倾向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可与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等诗相媲美。除了关注当前重大时事外，朱熹“一刻未敢忘忧国”，在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主战派的立场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上孝宗《应诏上封事》：“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今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每当国家命运落到主和派手里或者是抗战不利时，朱熹便忧心如焚。朱熹对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尤其敬重，写过《拜张魏公墓下》： 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 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 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 …… 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 朱熹与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交往深厚，互以道义相许，都主张抗金。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 除了关注国事外，朱熹还很关心农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 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藉正悲吟。 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 这首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当时朱熹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在《答林择之书》中说：“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此外，朱熹在绍兴二十三年(1152年)任同安主簿、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年)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常亲事稼穑。他的有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 （3）登山临水、酬唱交游 理学家写自然山水诗，并非自朱熹始。邵雍《伊川击壤集》有很多的流连山水的诗。但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结合与朋友的游历酬唱，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的，非朱熹莫属。 朱熹天性喜好山水景物，他曾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外，竞日目不瞬。”“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朱熹为官时间不多，《宋史·本传》载：“熹登第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为朱熹游山观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与诗情融合在一起，“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石滩联骑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诗。” 朱熹常与同仁一起出游，如淳熙元年(1174年)，“与刘光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以识其趣”，写下了《百丈山六咏》，如： 层崖俯深幽，微迳忽中断。 努力一跻攀，前行有奇观。 颠崖出飞泉，百尺散风雨。 空质丽晴晖，龙鸾共欣舞。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与尤袤同游庐山，作《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而且朱熹生平中几次大型的学术交流都产生了优秀的山水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邀前往湖南讲学，与张拭张孝祥游历长沙，以及后来同游南岳编成《南岳酬唱集》，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如：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 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 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 从知爽鸩乐，莫作雍门哀。 （《登定王台》) 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 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
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不少咏物诗，最突出的是“梅”与“雨”。据初步统计，咏梅诗约有32首。朱熹很少直接描写梅花的姿态，大部分是借梅花抒己意。如借梅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如《梅花两绝句》其一： 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 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 或是抒发心中的不满，如《墨梅》： 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 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 据郭齐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庆元四年(1198年)，正值诏禁伪学，“如今白黑浑休问”，表达了朱熹对是非不分的党禁的愤懑。另一种则是展示梅花高贵的品质，如《梅花两绝句》其一： 幽壑潺谖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篱空。 梅花乱发篱边树，似倚寒枝恨朔风。 此诗赞扬了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梅花。这种颇具个性的梅花形象也是朱熹本人性格的写照。朱熹的仕途并不顺利，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有过曲折经历，但他始终坚持理想，有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与梅花的个性有共同之处。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梅诗很受诗坛重视。 朱熹集中写雨的约有20首，大部分是借雨抒发个人的幽独情怀，如《夜雨二首》其一： 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间。 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 一个人在寒夜听雨声，推想出故乡的今日已是大雪满山了，不由得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朱熹还有少量直接描绘出下雨时的情形的诗，如《山馆诸兄共赋骤雨鹭鸶二绝》其一： 平畴焦渴不堪论，箫鼓悲秋彻帝阍。 霹雳一声云自墨，山前山后雨翻盆。 由此诗可知这是久旱不雨后下的一场大雨，来势凶猛，描述得很形象生动。除此之外，朱熹还借雨抒发对下层农民的关注，如《苦雨用俳谐体》： 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 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自死禾。 《和喜雨二绝》其二： 黄昏一雨到天明，梦里丰年有颂声。 起望平畴烟草绿，只今投笔事农耕。 第一首诗抱怨大雨过于频繁，使农作物腐烂了；第二首是对滋润农作物的及时雨的喜悦之情。 （4）传承儒学、倾心书院 朱熹的诗集里还有一些题咏书院、精舍的诗，这在他之前的理学家中是少有的。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平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免不了把人们引向醉心场屋、图名逐利的歧途。而书院与官学不同，不必通过科举考试，而提倡“为己之学”，在北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在这方面，朱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有67所，其中他参与创建了4所，修复了3所。朱熹诗集中提到的书院有10所。其中朱熹修建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寻访白鹿洞遗址，写过《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感叹有作》： 清泠寒涧水，窈窕青山阿。 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 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 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 我来劝相余，仗策搴绿萝。 …… 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 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 修复后，朱熹写过《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呜。 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这几乎是朱熹经营书院的宗旨：与同道同学，潜心学问，不追求眼前的利益。“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并要学生“珍重个中无限意”，“莫苦羡腾骞”，“有志须精学”，“莫谈空谛莫求仙”。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于淳熙八年(1182年)，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 能与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是著名的武夷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蔡元定就曾在这两个书院从师于朱熹。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之后，奉祠主管崇道观而归居武夷，当时“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他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住武夷，创建了武夷精舍。朱熹写到武夷精舍的诗很多，如《行视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溯此中半。 水深波浪阔，浮绿春涣涣。 上有苍石屏，百仞耸雄观。 崭崖露垠塄，突兀倚霄汉。 浅麓下萦回，深林久丛灌。 而且“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蹊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鱼艇不济”。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据考证，朱熹在武夷精舍有91个门人。再看云谷晦庵草堂，“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峰回危迳转，垂练忽千寻”，因而“自作山中人，即与云为友。一啸雨纷纷，无劳三奠酒”。“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叠直玄运使，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书院在南宋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在遭受官方压制的环境中，在理学被斥为伪学的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讲学著述，使理学逐步发扬光大，并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并影响到朝鲜。正如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所说：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我国书院传统的开创者”、“我国书院精神的奠基者”。 除了这四种外，朱熹诗集中还有其他类别的诗，如题画诗、挽诗，都达十首以上。题画诗中写得不错的如《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
三、朱熹的诗风 淳熙五年，朱熹除知江西南康军。江西是江西诗派的大本营，禅风盛行。佛禅的泛滥，一方面孕育出了江西派以禅悟说诗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一方面又孕育出了从张九成到陆九渊自悟本心的心学。朱熹在南康对江西派的这两股诗风和学风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江西诗派自南渡以来，愈变愈粗犷而乏细润，生硬而乏圆熟，枯涩而乏丰腴。朱熹从明道出发，提出了“平淡自然”作为最根本的诗歌美学标准，来反对江西派的奇峭雕锼，认为“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答巩仲至》）这一诗歌美学口号，必然会使朱熹把魏晋以前的古诗奉为圭臬，而把“清淡之宗”的陶渊明和深得《选》诗正体而又自出规模、自变法度的杜甫奉为两大诗圣。所以论古诗他重魏晋而薄齐梁，以为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淡而有真味；论古体诗与今体诗他重古体诗而薄律诗，但又认为“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语类》卷一百四十）。他自己也是好做古诗，不轻易作律诗，学诗路子是古诗由陶渊明而上本于乐府、《诗经》、《离骚》，律诗由杜甫而下及于韦苏州、陈简斋。这使他养成了最爱醉吟陶渊明、杜少陵诗的习惯。 江西派的学杜是取其“抝”，朱熹的学杜是取其“淡”，所以能同魏晋古风一脉贯通，进而又把深得《选》诗正体的杜甫同深得《选》诗变体的李白统一起来。淳熙七年，朱熹的挚友张栋（彦辅）从九江来访，两人游山唱酬，朱熹以自己不常有的气势流畅、神韵飞动之笔，作了一首和张栋的长诗： 向来灭迹东山东，闭门不问乌雌雄。 门前有路向尘土，两足未举心先慵。 当时亦有车马客，此意欲说嗟谁同？ 穷居聊复追仲蔚，笃论何必须刘龚。 平生故人子张子，相思安得长相从。 每劳书疏问生死，坐得星宿罗心胸。 几年持节汉水上，木牛流马旌旗红。 君王辍馈思颇牧，外庸且讫来朝宗。 因能过我紫霄下，后来载得珠帘栊。 苍颜白发应笑我，曷不饱卧陶窗风。 开樽鹅池水清激，下马醮石烟空蒙。 须臾路转山更好，摩天巨刃排双峰。 少看银河忽倒挂，直欲跳下清泠中。 南临汇泽共指点，缥缈贝阙浮珠宫。 公言平日爱登览，到此一洗群山空。 坐间为我出奇句，不用远寄南飞鸿。 上言云泉足奇赏，下叹契阔欢相逢。 纷吾失脚堕世网，乃有此会宁天穷。 流光过眼惊昨梦，旧约回首羞尘容。 明朝却上烟艇去，灭没万顷追凫翁。
这是一首具有李杜乐府歌行风貌的长诗，于“平淡”中见奇气。朱熹追求一种融魏晋李杜于一炉的诗体，虽然这种追求还远不能说已达到完美浑成的境界，但在江西诗派与晚唐体泛滥一时的南宋诗坛上，却竖起了一面独特的诗歌旗帜，把那些好词章的道学士子吸引到了这面旗帜下。 朱熹在南康与一代词坛霸主辛弃疾和诗界领袖陆游、尤袤的交往，促成了他诗风的成熟。朱熹把自己在匡庐与尤袤的唱和诗编成《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是他南康诗歌的代表作。这组诗对庐山最有名的儒、佛、道的名胜和人物作了歌咏，吐露了他在南康拯世与超世、济民与归隐、儒业与逃禅的痛苦难遣的自我矛盾，是对内心儒佛道三重灵魂的自我披露和自我超越，而最后还是归本于“逃禅公勿遽，且毕区中缘”的儒家现世执着。这组即景咏史的心曲，具有地道的魏晋风韵，以清淡闲远之笔，写愤世拔俗之情，谋篇铸词都效仿着陶彭泽，其中的一首《陶公醉石归去来馆》，成为这一组心曲交响中的主体旋律：
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 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 及此逢醉后，谓言公所眠。 况复岩壑古，缥缈藏风烟。 似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 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 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湲。 临风一长啸，乱似归来篇。
正是以这种魏晋风貌，朱熹的诗得到尤袤的推重称赏。 朱熹在文学上的探索，是同他与同时代的诗人词人广泛交游讲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成了文学上的一面特殊的思想旗帜，吸引着四方的文士与诗人。同他关系最密切的大诗人，有陆游、辛弃疾、杨万里等。建阳士子严居厚赴剡中为官，朱熹作诗相送，要他去拜望陆游：“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画图中。平章个里无穷事，要见三山老放翁。”（《题严居厚溪庄图》）陆游作了一首和诗：“鹤俸元知不疗穷，叶舟还入乱云中。溪庄直下秋千顷，赢取闲身伴钓翁。”（《次朱元晦韵题严居厚溪庄图》）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在武夷五曲构建的武夷精舍落成，那里成了理学“素王”传经讲道的当代洙泗弦歌之地。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创作的十首《武夷棹歌》，是他武夷精舍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了他生平诗歌创作达到顶峰的象征：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三曲君看驾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落碧监毵。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回。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棹歌》十首，一首一曲，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每曲之中有山有水,融历史古迹(如船棺)与宗教传说逸闻于一炉。浓缩了山水辉映、美不胜收的武夷精华，表达了朱熹陶醉于武夷仙境时的由衷喜悦。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人在景中，景在自然中；欣赏山峦风光时怡然自得的心绪完全融为了一体。朱熹认为诗和大自然同样美好，诗人畅游其中，有着无限乐趣。通过形象的叙述和描写，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引读者进入一个富有美学情趣的诗歌境界。因此全诗生动、活泼，充满了画意和审美趣味。启发人们对生命活力的热爱和追寻。朱熹的《武夷棹歌》开风气之先, 是最早赞美武夷历史文化和九曲两岸风光的名篇。千古绝唱, 代代相传。郭沫若就称：“棹歌首唱自朱熹。” 朱熹的确讲过一些贬低诗歌地位的诗论，如“今言诗不必作，且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自知作诗果无益”。其实，宋代理学家对待诗歌的态度非常微妙。朱熹一面说“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一面创作了1200多首诗。就诗论诗，朱熹的的确确算得上是一位“大诗人”；或者，依照钱锺书的说法，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钱锺书《宋诗选注》之“刘子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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