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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陈涉起，沛令（沛县县长）欲以（凭着）沛应（响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流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胁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翻过）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遗沛父老，为陈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迎刘季，立以为沛公。萧、曹等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应诸侯。 半民：这是一个“造反”的时代：陈涉首义，反秦已成浪潮，可见“天下苦秦久矣”。沛县令有点像《水浒》中的王伦，聪明有余而心胸不足。他不能够用自己的胸怀容纳萧何、曹参、刘邦，也许他根本就知道他们几人就是里应外合、穿一条裤子的。 半民：项梁杀人，避仇吴中；张良以大铁锤击始皇副车；项伯杀人，张良活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从来以法网严密、严酷自居，为何至少在秦末，这些现象怎么会出现经常出现呢？这让人想起《老子》第七十三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网织的越密也许越是逮不着鱼，可见这是多么智慧、辩证的哲理。 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到底）学。 半民：从项羽的学一门，丢一门，可以看出什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项羽“功败垂成”？ 这段话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看来两位司马公“所见略同”，那么，他们对项羽这样的行为是什么褒贬态度？我想答案是“是的”，是认为项羽事业未“竟”是和他自小性格的“未竟”相关的。因为司马迁记人有这么个习惯：喜欢记录历史人物的“儿时”或“细节”，以此和这个人物的“大事”、整体性格、命运相联系，比如《酷吏列传》中的张汤，就特意把他小时候“审判”偷肉老鼠的游戏记录下来，以此表明这位张汤的“酷吏”特点是与生俱来的。 那么，两位司马公的见解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值得商榷，历史学家记述历史往往是“事后的诸葛亮”，而事发之时，谁又能够看得那么远、那么透呢？“与人佣耕”的陈涉早年就有“鸿鹄之志”；吴中的少年项羽看到巡游的始皇车队，直言到“彼可取而代也”，咸阳的劳役刘邦垂涎三尺的自叹“大丈夫当如此耳”。于是乎他们都有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可是，他们是早年说的，还是自己时候“补说”；或者是根本没说，而司马迁替说的，更或者，就算是说了，说的人多了去了，成功的又有几人呢？ 项羽少时的“未竟”和事业的“未竟”，这二者之间又有多少必然的联系呢？再说，后文接着写到：“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器过人”试问，一个这也学点，那也学不到头的项羽，又怎么能“才器过人”，成为吴中少年的“偶像”级领袖呢？。 人的性格往往会随着环境、年龄等变化而变化的，尤其是政治人物，到了一定的位置，更是如此，就像刘邦，早年混迹乡间、诸事不成，被其父亲“斥责”，不如他二哥刘仲会谋生，被其嫂子嫌弃，故意不给留饭，还不是当上了大汉的皇帝？ 所以，我以为，司马迁写人和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一样，把人物定型化，是个缺点。 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器（才能和器局）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响应）涉，使项梁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在哪儿），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嘱咐）籍持剑居外，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音：顺，使眼色）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从前熟知的有实力的官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攻占）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半民：这爷俩夺权、起事的方式和刘邦、萧何的差不多。不过，那帮人是群江湖弟兄“泥腿子”，这是“上阵父子兵”的楚国贵族后裔。只可惜了这会稽守殷通，连那个王伦式的县令也不如，就稀里糊涂的掉了脑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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