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都 乱世疫情 自明末崇祯帝登基到清顺治帝入关问鼎中原，这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一个朝代更替、战乱四起、局势动荡的年代。明朝自万历帝之后开始逐渐衰落，“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当时的明王朝已是“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张献忠、李自成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山海关外的清军虎视眈眈，加上天灾不断，当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摇摇欲坠，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而各地接连不断爆发的疫情似乎成为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明代瘟疫的爆发次数，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统计。其中，邓拓记载明代有疫灾64次，陈高佣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记载的瘟疫为69次，张志斌在《中国明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中共收录明代疫病176次。由于各位学者的统计口径和掌握的资料不同，其统计结果难以统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瘟疫高发、热病肆虐的一个时期。明代瘟疫发生的次数不仅多，而且还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爆发就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泰昌元年十月，南京淮安疫，十人九病。”甚至更为严重的有“苏松常镇嘉湖等处，有一家连死至五七口者，有举家死无一人存者。” 崇祯年间，江南一带的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据《豫变纪略记载》“：按崇祯元年，章无乐岁，旱蝗相继，灾异频仍。”当时的明王朝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旱灾、蝗灾、涝灾、地震、雪灾，轮番来袭，有的灾难相互交织在一起，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江南一带疫情频发。加之江南水乡其密集的人口和往来频繁的贸易流动，更为当时的疫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江南一带气候相对温暖，容易造成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流行。在《明代瘟疫灾害史论》中就指出，明代南方的疫情要远远重于北方，当时涉及南方的疫情先后有129次，涉及北方的疫情有80次。 青史留名 吴县东山镇，位于太湖最大半岛的顶端，这里物产丰富、风景秀美，名医吴有性就生活在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对于这位名医的记录十分有限，仅在《清史稿》《四库全书提要》《吴县志》等文献中有简单的介绍。 《清史稿·列传》卷五百二记载：“斋吴有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短短的六十多个字，就概括了这位名医的主要事迹：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主要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居住在太湖的洞庭山。崇祯辛巳年，也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疫情，医生们都按照治疗伤寒的方法来医治患者，却没有效果。吴有性追根溯源，并根据他自己的亲生经历及体验，写下了《温疫论》这一著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吴有性这位名医，行医一开始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本职工作是担任里长这一职。据资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前后，吴有性曾任吴县二十六都一图的里长。当时明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主要负责掌管户口、赋役等事务。吴有性在担任里长的时候，曾组织一些有名望的乡绅和商人，为一名席姓寡妇修建庙宇。由此可以看出，吴有性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长者。而根据现有的《温疫论》的序分析，吴有性主要是因为疫病流行而开始走上行医之路的。 由于历史资料记载有限，关于吴有性师从何人、学习过什么，读过哪些医学著作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苏州在明清时期出现过很多名医，如明代外科医学家王维德就是洞庭西山人，清朝的叶天士、薛雪都是吴县人，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在吴县一带医学水平发展较好。 身体力行 古代对于疫病的流行，大多认为是某种灾祸，一般用求神问卜的方式来祈求疫病不再发生。每当疫情发生时，皇帝往往会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修省”，即反省自己的过错，甚至皇帝也曾经下过“罪己诏”。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崇祯帝就下过“罪己诏”，希望通过发布诏书，来祈求上天结束疫情，让患者早日康复。到了民间，地方官员与百姓则举行各种祈神、驱鬼、祭祀等活动。苏州诗人高启曾在《里巫行》中写道：“里人有病不欲药，神君一来疫鬼却。”由此可见，当地是请巫师来降神驱鬼，而不是通过药物来治疗。此外，民间还有喝屠苏酒来预防瘟疫的方法。如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五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予闻山东一家五百余口，数百年无伤寒疫症，每岁三伏日，取葶苈一束阴干，逮冬至日为末，元旦五更蜜调，人各一匙以饮酒。”还有让小孩在清明节戴柳圈、食橘叶、饮井水等预防瘟疫的土法。尽管方法很多，但这些都没有真正了解疫病的根源，从而这些做法对防治疫病，没有多大的作用。 吴有性在行医治疗期间，发现很多疫病患者往往是被误诊为伤寒而被夺去性命的。明朝是一个程朱理学十分流行的朝代，当时的医生一般要先知儒理，然后再学医术，流传着“非通儒理不能为医”的观点。这一观点严重影响了当时医生们的实践行医，很多医生往往照本宣科，不从实际病例出发，反而致力于古医书的考据。仅《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文献就有七十多本。吴有性对这一套纸上谈兵、故步自封的行医态度十分反感，他批评道：“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面对当时的这种医风，吴有性不墨守成规，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敢于对古医书提出质疑。吴有性不惧疫毒，对当时临疫“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了批评，主张“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治疗患者时积极果断。通过长期临证实践，吴有性观察到伤寒与瘟疫的区别，使瘟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瘟病病因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打破了一直以来《黄帝内经》中关于六淫致病的病因学说，突破性地提出来“戾气”致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提出“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创立了疏利膜原、分消表里的治疗方法及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同时剖析了瘟疫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并结合自己的行医案例写成了《温疫论》一书。因此，吴有性被誉为“治温证千古一人”。 后世评价 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提出的疫邪侵犯膜原之说，对于瘟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都有创新性的见解，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温疫论》不仅丰富了瘟病学说的内容，对后世瘟病学说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后世给予吴有性及其所著的《温疫论》都有很高的评价。 《清史稿·艺文志》“：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当代著名医家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教材中评价吴有性，认为他“创立温疫学说，给温疫病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辩证论治纲领，不仅对当时的广大群众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而且对祖国医学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充实。” 这位乱世的名医，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还开创性地提出瘟疫学说，值得我们后世之人所景仰。可以这么说医学上的一个小小进步，推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前进的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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