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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整体观 人与自然息息相通，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而人体对外界自然环境也必然会作出适应性反应，这就构成了人与外在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为了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内经》对生命的起源，人类生存的条件，生命运动与自然界运动相参相应关系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内经》作者从物质矛盾运动的角度研究生命的起源，把生命看作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从而把人与自然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认真探索宇宙运动客观规律的同时，把人与自然联结在一起，研究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于是形成了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观念。当然，这一观念一经形成，还必须通过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方得以深入到中医学的各个领域，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成为整个中医学理论的主导思想。 一、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 在先秦气一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内经》认为天地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人即是禀受天地之气而化生的。《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是万物中最高贵的，人的生命是整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宋、尹（尹文）、荀子、韩非、王充等人，都坚持物质第一性的观点，认为“气”是非生物、生物乃至人类共同的物质基础。如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五制》）他在肯定“气”的物质性的同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与精神的关系。东汉·王充明确提出了元气论，用物质性的元气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和《内经》有不少相同之处。如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万物自生，皆禀元气。”（《论衡》） “气”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还具有运动的特征，它既是万物的原始物质，又是推动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源泉。人之所以有生命活动，就在于构成人体的“气”具有运动的能力。庄子说：“天地之强阳，气也”（《庄子·知北游》），强阳，即运动的意思。天地为什么会运动？就是因为有气的存在。又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可见气不仅作为物质而存在，而且又是生命活动的具体表现。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运动本身就是物质的不可分割的根本属性，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生与死都不过是物质自身不断运动与变化的结果。因此，要理解《内经》中有关“气”的概念，必须首先对“气”的概念的历史发展有所了解。 生命的产生，是“气”这一物质运动变化的结果。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这与《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想感，而化生万物矣。”以及《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载：“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气”不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即使生命的化生也是自然界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仅完全否定了“神”和“上帝”创造生命的唯心说，而且对生命的产生给予了物质的说明。生命是整个自然界发展的结果，天地阴阳之气的矛盾运动，给生命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没有阳光雨露和地球上的物质的存在，就不会有生命的产生。《内经》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又进而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人体生命的起源。确认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生命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原因。而且生命的延续过程，即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与自然界保持统一协调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在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诸如阳光、空气、水分、食物等，都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气，泛指空气。五味，泛指饮食物。由于大自然提供了这些物质条件，人体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而产生正常的生命活动。说明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是维持生存的最重耍的条件，人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单独存在，所以自然界永远是生命的源泉。 二、人与自然变化的关系 生命本身是自然界演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从组织结构到功能活动的形成和演变，都必须以适应自然环境为其前提。《内经》强调人与自然变化具有相参相应的关系，明确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参，有适合的意思。人体只有能对自然界天地变化、日月运行，随时作出适应性的反应，才能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平衡，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否则，人体固有的生理节律就会受到干扰，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相应降低，即或不因感受外邪而致病，也会导致生理功能失调而发生病变。《素问·四气调神论》指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生发），肝气内变（肝气内郁而发生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生长），心气内洞（空虚）；逆秋气则太阴（当作少阴）不收（收敛），肺气焦满（热灼津伤，产生胀满）；逆冬气则少阴（当作太阴）不藏（闭藏），肾气独沉（消沉）。逆，违反之意。如果破坏了五脏适应四时阴阳递变的正常规律，不可避兔地要导致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失调而发生病变，甚至危及生命。 人与外在台然环境的统一，依推什么进行适应性调节活动的呢？主要依靠自身的阳气。所以《内经》有“生气通天”之说。“生气”，这是指人体的阳气。姚止庵说：“生气者何？生生之气，阳气也。”又云：“惟人阳气上与天通。”所谓“通”，即相互关连的意思。认为人体阳气的活动能对天气的变化，随时作出应答反应，例如人体为了适应自然气候变化，维持恒温和正常水液代谢，卫外的阳气必须通过“司开阖”的作用进行调节，才能与外在环境保持协调平衡。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同流）于膀胱，则为溺（尿）与气。”天热则腠理开，阳气外泄，故汗出而小便少；天寒则腠理闭，阳气内敛，故汗少而小便多，这正是通过阳气的适应性反应实现的。其次还有人们不易察觉的内在生理活动，如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气，也常随昼夜四时阴阳五行之气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昼夜晨昏的阴阳变化在幅度上不如四时明显，但对人体仍有一定的影响。《灵枢·营卫生会》说：“夜半为阴陇（隆盛），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而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说明人体阳气在昼夜阴阳消长变化过程中，必须与外界保持相应的节律变化。 人体的五脏和十二经脉，是整个人体生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进行新陈代谢活动的过程中，同外界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形成了体内外环境相互保持阴阳动态平衡的各种周期节律。正如《灵枢·本脏》所说：“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副阴阳，即配合四时阴阳。化五节，即随五气所主的时节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五脏之气与四时阴阳的升浮降沉具有相应的节律性。阳气升发于春，故“肝为阴中之少阳”（《灵枢·阴阳系日月》，下同）；盛长于夏，故“心为阳中之太阳”；收敛于秋，故“肺为阴中之少阴”；闭藏于冬，故“肾为阴中之太阴”；脾居中土，上下往复，为阴阳升降之枢纽，故“脾为阴中之至阴”。结合四时气候变化与五脏的生理功能来看：肝主疏泄，为风木之脏，与春气相应；心以阳用事，为火热之脏，与夏气相应；脾主运化，为湿土之脏，与长夏相应；肾主封藏，为寒水之脏，与冬气相应。这是人体五脏与四时阴阳五行运动之间的同步关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也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指出人体适应五气常年运动变化的节律来自于先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并遗传下来的。所以人体五脏生理活动与四时阴阳五行的变化具有相应的节律性。 人体十二经脉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脏腑的活动也要通过气血反映于经脉，所以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五脏既与四时阴阳五气相应，十二经脉也不可能例外。《灵枢·五乱》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和，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这是说，人体有十二经脉，与一年十二月相应。十二月又分属春夏秋冬四时，由于四时气候变化不同，人体的适应情况也不一样。如果营卫运行正常，阴阳之气协调，清浊升降不相干犯，就可顺应自然变化而保持其正常生理活动。明确地指出十二经脉也必须与四时阴阳相应。 十二经脉与四时五行相应，《灵枢·五乱》也有明确的记载：“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别为五行，是指十二经分别配属五行，如《灵枢·阴阳系日月》说：“五行以东方甲乙木王（旺）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一年中五行气运从东方甲、乙方位开始，正当风气主令的春天，与足厥阴肝经相通应。以下均可按此类推。张介宾说：“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故逆春气则少阳之气不能升发......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故逆夏气，则太阳之令不长，......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故逆秋气，则太阳（当作少阴）之令不收......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故逆冬气，则少阴（当作太阴）之令不藏......。”十二经脉与四时阴阳五行相应，是通过经脉与五脏六腑的紧密联系实现的。《灵枢·经别》曾说：“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总之，人体十二经脉、五脏六腑都要与四时阴阳保持协调平衡，只有与常年五气变化相适应，才能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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