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诗记】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下）

历史的变迁，有时真的让人难以接受，比如这临漳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代，曾经成为过六朝的首都，当然，首次在此建都者则是曹操，那时临漳叫邺城，只是到了西晋时代，为了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才将邺城改名为临漳，因为此城北临漳河之故。自曹操于此建都之后，接着的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也分别将临漳作为首都，按照现在的官方用语，伟大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古代，临漳也是如此，并且前后达四个世纪之久。

明代的铁浴盆

曹操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定都，同时在漳河之畔大兴土木建造铜雀等三台，而这三台之间各用飞桥相连。曹操为什么要建铜雀台？这件事在罗贯中所作的《三国演义》三十四回中有记载：“却说曹操于金光处，掘出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这种小说家言是否可信，当然可以抱有疑问，然而，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建起铜雀台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这座台建得极其高大，据称有十丈之高，台上还建有五层高楼，这在古代是极其宏大的一处建筑。建成之后，曹操当然也特别高兴，于是让众人写诗来歌咏（“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而他的儿子曹植就写出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铜雀台赋》，我节录此赋的前半段如下：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

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

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

为什么要节录前半段？因为里面有两句话极其关键，据说那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的一个关键起因就是诗中的这一句——“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二桥”是指从铜雀台出发连接玉龙台和金凤台的两座桥，而“蝃蝀”就是虹，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东西两侧又有两座高桥，如空中彩虹一般。如此读来，这句诗倒也平淡无奇，然而罗贯中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却也正是因为他有着丰富的联想力，他在《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见到周瑜时，为了能激起周瑜联合抗曹，诸葛亮说曹操一定会灭掉东吴，然后抢走二乔——大乔和小乔，而二乔是那个时代的绝代美人，她们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当时周瑜问诸葛亮何以为证？诸葛亮就背诵了这首《铜雀台赋》，但当时孔明先生却使了个手段，他将这句诗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么一改，意境全变了。因为曹操好色在那个时代也很有名，所以，他想把二乔抢回来放在铜雀台内供欢乐也很容易讲得通，更何况在古代“乔”与“桥”二字相通。据说诸葛亮这句改版的《铜雀台赋》顿时激发了周瑜的斗志，周瑜闻此离座直背而骂：“老贼欺吾太甚！”而后他说服主公跟刘备联合，终于在赤壁打出了那天下第一有名气的一仗，而这一仗也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格局。

建安七子加蔡文姬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因为一句诗而使得汉朝天下三分。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上的说法，而让历史学家来考证，就肯定变得没了趣，比如这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而赤壁之战却发生于建安十三年，这样说来，诸葛亮不能穿越式地吟诵《铜雀台赋》。但话说回来，真实的历史读起来是那样的无趣，有这样一段故事在，也多少能够从无趣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难得的乐趣，更何况唐代诗人杜牧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呢：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写这首诗时要比罗贯中早好几百年，他都这么说，至少说明罗贯中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影子。而铜雀台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水经注·浊济水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邺西三台，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郦道元作《水经注》的时间是北魏，那时距三国时代相去不远，因此这个记载颇为可靠。而在铜雀台的东侧据说还建有铜雀园，曹操征召来许多文人在此吟歌作赋，而建安文学也得以名扬天下。而后的几朝都对铜雀台做了扩大与维修，到了明代末期，漳河发了大水，铜雀台大半被水冲垮，才变成了我今天见到的这个模样。

不知道她跟这帮男人站在一起是否孤单

《三国演义》这部书想来颇为奇怪，虽然这是部历史小说，然而书中的故事却极其深入人心，里面的一个一个片段，比如桃园三结义、隆中对、火烧赤壁等等，对中国人而言，绝对能做到妇孺皆知，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这部小说坚定地认为是历史的真实，而后的许多戏剧题材也大多取材于《三国演义》。然对于中国人的观念来说，既然把刘备立为了正统，那一世枭雄曹操就变成了反面人物，尤其他那白脸儿的戏剧形象，被人民群众脸谱化地归在了坏蛋之列，似乎他除了阴险狡诈干坏事之外，就再没做过什么有利于家国的好事情。

戏剧形象塑造出的曹操，我所看到者除了标志奸臣的白脸儿之外，他还算身材修长，颇有气度，然而我后来看到《世说新语·容止篇》中的一段话却颠覆了我对他的固有认定：“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这段话说曹操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颜值较低，那时匈奴派来特使要面见曹操，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较差形象不能震服匈奴，于是就请了一位名叫崔琰的英武人士代替他。

满地都是金钱

登高下望

按照《魏书》上的记载，这位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细读这几个形容词，我脑海中总会闪现出关云长的形象，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总之，崔琰坐在主位上受匈奴使者朝见，而曹操却在手里拎着一把刀，站在崔琰的旁边做侍卫状。等待这个仪式结束后，曹操私下里派人去问匈奴使者对魏王的看法，没想到那个使者回答说，魏王果真有风度，但是站在他旁边的那个武士才有着真正的英雄气概。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曹操听了此人的评价后，就暗地里派人把这个使者杀掉了。

这是怎样的心理呢？还真不好探究，但至少说明魏王的长相不怎么样。如果以出身来论，那曹操的出身其实更不怎么样，因为他是宦官之后，但宦官为什么有了后人，肯定有原因在。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汉末著名的大宦官，宦官当然没有儿子，但成了宦官，有权有势了，总要有人继承衣钵，于是曹腾就收了个养子，这个养子就是曹嵩，而曹操就是曹嵩的儿子。那个时代宦官的名声很差，曹操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世，在刚刚走入仕途后就做过一些惊人之举，比如他杀掉了皇帝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后来还给受到宦官之祸的大将军窦武平反等等，可见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一位人物，而后的历史就不用我叙述了，他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出于各种动机，他没有自立为皇，但其实他的权利比皇帝一点儿都不小。

古台用砖包裹了起来

据说这是曹操的藏兵之洞

在历史上谈到的曹操，都是一副军事家的形象，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打打杀杀之中，其实此人极有才气，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曹瞒传》中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恒以日达夕。”这几句话也同样颠覆了我对他的固有看法，因为曹操在戏剧中的形象极其有气场，而这里却说他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并且还喜好音乐，经常通宵地让这些倡优们唱歌跳舞，不知道这是不是领导们喜好卡拉OK雅好的先声。但曹操的确对此是真爱，因为他在生前立下遗嘱，说在他去世之后，要让他的嫔妃们和这些倡优都要住在铜雀台上，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从早上到中午在此奏乐，并且他对围棋也很精通，同时烹饪技术也不错，另外还会酿酒。如此说来，这真可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枭雄。

从文学角度来说，他的创作能力也很强，按照明代胡应麟的说法：“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这几句话读来，似乎曹操成为了汉代之后著作最为宏富的帝王。胡应麟的这句评价也确实有些道理，三国时代的另两位枭雄——刘备和孙权，这两位帝王虽然在地位上跟曹操平列，但他们却没有别集存世。如此说来，曹操是那个时代帝王中极有文采之人。对于这一点，王沈《魏书》中有如此的评价：“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统军三十多年，竟然不废读书之事，他白天研读兵法，而夜晚则学习经典，这样的帝王确实也颇为稀见，并且他还喜欢写诗作赋，这些诗赋还能配乐演唱，不知可不可以把词学历史追溯到他所在的三国时代。

身首分离

这一位还健在

曹操所作之诗流传至今者有二十余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几首，我至今能全文背诵，最为喜欢者当然还是《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全部是四言，游国恩认为，曹操在那个时代写四言诗是因其“殆有复古之意存”，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游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称：“盖当时作五言诗者既多，新体诗歌，实有蓬勃之气象，虑必有少数文人，力持文学复古之论，此吾国文学史上恒见之事也，观于仲长统《述志》二诗俱为四言，是其显例。”曹操为什么要用古体的四言诗呢？游先生称“故武帝易以四言，试其能否谱入管弦”，看来曹操还是想把这首歌词弹奏出来，从这点说，还真是跟宋词极其相像，然而游先生却认为曹操的这个做法是让文学走入了贵族化的道路。我当然看不出这首诗有这么多的微言大义，但这首诗所表现出的气概，却真的让自己特别喜欢，尤其他感慨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这么读来，似乎有些颓废，但整首诗的格调却又极其高昂。

虽然说四言诗在《诗经》中多有使用，而曹操在此诗内也整句地抄录《诗经》中的原句，但因为他是伟人，所以他的抄录则可以视之为化用，但即使如此，他的那个时代仍然是以五言诗为主要的诗歌写作手法。而宇文所安则认为：“建安文学时期始于19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32年曹植去世。这一时期，五言诗臻于成熟。到了190年代中期，王粲（177年—217年）等诗人便已开始以这一形式写作。不过，旧有的四言诗，并未过时，实际上甚至比五言诗运用得更为广泛。”（《剑桥中国文学史》）如此说来，曹操写四言诗也不单纯是复古，因为这也是他那个时代继续流行的一种题材，而我所喜爱的他的几首诗，也恰恰都是四言诗。

而今改为了“洞清观”

走出了大门

不知什么原因，鲁迅认为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比后世的评价还要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显然曹操所写四言诗这种文学题材不是他所创造者，如果说改造的话，不知道文中的那些化用算不算一种改造形式。游国恩说：“且篇中多用《诗经》原文，则当日作风故如是也。”这样说来，化用《诗经》中的原句是曹操那个时代普遍的文风，这个发明权难以安到曹操的头上。究竟曹操改造了哪些文章？鲁迅没有明说，他只说曹操：“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要想了解鲁迅为什么对曹操有这样的评价，这还真需要还原现场。鲁迅的这篇文章本是一篇讲演稿，作于1927年7月23日和26日，当时他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到了第二年的12月30日，鲁迅在给陈濬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他对自己的这个说法给出的结论是“盖实有慨而已”。鲁迅有怎样的感慨，按照后世的解读，给出了一大堆的答案，在这里我也就不要上纲上线了。

就文学题材来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曹操所作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较为完整的山水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也是我所喜爱的曹操诗作之一。我对这首诗的喜爱，更多的是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宏大气魄，在年少背诵时并不知道它是中国第一首山水诗，虽然袁先生在这里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限定词，但是曹操跟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确实创造了一个文学的辉煌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在这里，刘勰将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分别做了概括。其实三曹不止是有着自有的诗才，而更多的是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宇文所安评价说：“一般认为，建安文学的繁荣，主要是因为曹操父子的文学兴趣。的确，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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