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青铜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汐钰文艺范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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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钺，是青铜兵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类之一，它不仅作为兵器，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和权杖性质。

一、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铜钺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铜钺，绝大多数出自战国时期的墓葬，在窖藏中也偶有发现（详见表1）。

表1 巴蜀地区铜钺出土一览表

在上述收录的34处窖藏和墓葬材料中，共出土铜钺158件，其中有窖藏出土点3处，共出土铜钺3件，约占出土铜钺总数的2﹪；墓葬出土点31处，共出土铜钺155件，约占出土铜钺总数的98﹪。其中，单个墓地出土最多的为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共出土铜钺24件，其次是四川省峨眉山市符溪镇（20件）、重庆市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18件）、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15件），等等。

由此可见，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铜钺，其分布范围主要见于湖北省境内的鹤峰、建始、巴东、宜昌等地；重庆市境内的巴县、开州、涪陵、云阳、万州、忠县、奉节等地；四川省境内的新都、荥经、犍为、宣汉、绵竹、渠县、卢山、峨眉、郫县、绵阳以及成都市郊等地。与巴式柳叶剑相比，铜钺作为战国时期一种比较神圣而特殊的兵器，其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相对较高，因而其出土地点和出土数量都相对较少。这种现象与巴人崇力尚武的性格特点以及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战乱不断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从出土方式看，巴蜀地区的铜钺，大多出自战国时期的墓葬之中，且多与战国时期的巴式柳叶剑、巴式矛相伴。与巴式柳叶剑、巴式矛不同的是，铜钺窖藏中也偶有发现，这种现象实属罕见，说明铜钺因具有权杖性质，除用作兵器外，有可能作为祭器在使用。

西周铜钺，1959年彭州市竹瓦街出土

二、对铜钺形制及特征的认识

钺是斧一类的兵器，呈风字形，肩窄刃宽，两侧略内收。许慎《说文解字》对“钺”的解释为：“钺，大斧也。”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亦将钺释为“大斧”。《太公六韬》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是钺大于斧也。”可见，斧、钺属同一类器物，斧、钺二字也常在古文献中同时出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钺大而斧小”。

与斧、钺同类的还有一种兵器名“戚”，《汉书》颜师古注曰：“钺、戚皆斧属。”《左传·昭公十五年》曰：“鏚钺矩鬯。”孔颖达疏：“俱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也。”现今考古所见文献上所称的钺类确有大小之分，故大型者是钺，小型者是戚。戚除了作刑器外，还可以当作乐舞时的道具。《礼记·祭统》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据《礼记·乐记》记载，古之舞者，左手执盾，右手执戚。《礼记·文王世子》亦云：“大乐正舞干戚。”古代的万舞必用戚。可见，钺和戚的作用和功能相差不多，它们不但是兵器，而且还是古人在举行重大礼仪和祭祀鬼神、进行乐舞以示场面威武隆重的道具。

从形制特征看，巴蜀地区出土的铜钺，学术界通常俗称为“烟荷包”形。其总体特征为：弧刃，束腰，折肩，銎呈椭圆形。铜钺长度一般为7～15厘米。目前发现的形制最大的铜钺为四川渠县土溪乡城坝村战国墓出土，通长18厘米。形制最小的铜钺为万州大坪战国墓出土，通长4.4厘米，应该为明器而非实用器。

从纹饰特征看，巴蜀地区墓葬出土的铜钺多数为素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我们收录的材料中，饰有纹饰的铜钺约32件，占墓葬出土铜钺总数的20﹪。铜钺纹饰主要有凸棱纹、手心纹、虎纹、鱼纹、花蒂纹以及其它巴族图形符号或文字等。其中，銎部饰凸棱纹的铜钺主要见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涪陵市镇安镇、云阳县营盘包、万州区大坪，以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镇村、犍为县金井、芦山县思延乡、宣汉县进化村等地。饰手心纹的铜钺仅见于重庆市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战国巴人船棺墓。饰虎纹、鱼纹和花蒂纹的铜钺仅见于四川省绵竹市清道镇战国巴人船棺墓。饰其它巴族图形符号或文字的铜钺主要见于重庆市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涪陵区小田溪、涪陵区镇安镇、万州区曾家溪，以及四川省新都区马家公社（今马家镇）、宣汉县进化村、成都市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峨眉山市符溪镇等地。

从年代特征看，巴蜀地区战国墓葬中出土铜钺的数量为152件，占总数的98﹪。西汉早、中期墓葬出土的铜钺仅3件，约占总数的2﹪[1]218。可见巴蜀地区墓葬出土铜钺的年代大多为战国早、中、晚期，最晚为西汉中期。窖藏出土铜钺的年代，因无其它旁证材料，无法进行准确的断代，但其下限至少不会晚于西汉。总体来看，巴蜀地区青铜兵器的年代多集中在战国时期，这与当时巴蜀与楚之间不断征伐有关。

西周铜钺，1959年彭州市竹瓦街出土

三、对铜钺源流及功能的认识

（一）铜钺的源流

钺的造型源于古代的石斧，早期的石钺，在新石器时代分布范围较广，重庆市巫山县古城遗址就曾出土一件大溪文化时期的穿孔石钺，器形比较厚重，磨制不精，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长14.7厘米。

形制规整、图纹精美的玉钺，目前多见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墓地12号墓中出土了1件青玉钺[2]147，钺的弧刃上下两角处都雕有线刻图像，上角雕有“神徽”，刻的是一神人的形象，巨目阔嘴，头戴饰有羽毛的冠饰。与“神徽”相对应的下角，雕有一只神鸟。长17.9厘米、宽16.8厘米、厚0.8厘米，全长80余厘米，柄两端有白玉冠饰和端饰。出土情况显示，钺之柄端握在死者手中，钺身在左肩部。这种现象与文献记载的周王“左杖黄钺，右秉白髦”相似，可见良渚文化玉钺极有可能是王权、军权、神权合一的象征。

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铜钺，见于夏代二里头遗址[3]143，为穿孔铜钺，长方斧形，体薄平，刃部较钝，肩部两侧微起脊，系范线痕，钺身肩部饰带状网纹一周，花纹凸起。

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冈出土的一件商代前期的铜钺，钺身素面，援的形状呈方形，两侧内凹，弧刃，内很短，仅有一穿，还不便于牢固的缚柲。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铜钺[4]，钺体近似梯形，中有一大圆孔，弧刃，肩有二穿，内为矩形。有的素面无纹饰，有的在钺身上端两侧饰夔纹。总体来看，盘龙城的几件铜钺，要比二里冈的铜钺进步，钺身中空既可节省原料，使用轻便，更重要的是在缚柲时可与肩上两穿联结起来，更为牢固，从而增加了杀伤力。在江西省清江吴城，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制造青铜钺的石范，钺形似铲，平刃，钺内呈矩形。

商代后期（即殷墟期），铜钺的数量较前期大增，并出现了大型钺。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共出土铜钺4件[5]105，有大型和小型两种，均铸有铭文。其中有“妇好”大型钺2件，形制基本相同，钺身略成斧形，弧形刃，平肩，长方形内，宽度倍于长度，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其中 1件铜钺以雷纹为地，两面饰二虎食人图案，上铸“妇好”二字。通高39.5、刃宽37.3厘米。另1件铜钺雷纹地上饰一头二身龙纹图案，龙鼻上铸有“妇好”之铭。通高39.3、刃宽38.5厘米。“亚启”小型钺2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有“亚启”铭文。钺身近长方形，弧形刃，平肩，长方形内，内的中部有一圆穿，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内后端一面有铭“亚启”二字；另一面饰饕餮纹，肩下两面饰对称夔纹。通长24.4厘米、刃宽14.8厘米。山东益都苏埠屯商晚期大型墓M1出土青铜大钺2件[6]，铜钺体形巨大，两面透雕张口怒目的人面纹，直内，双穿，刃部有使用痕迹。其中1件体扁，刃宽35.8厘米、长31.8厘米，另1件体瘦长，两面各有两个铭文，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江西新干大洋州商代大墓共出土铜钺6件[7]，其中大型钺2件，形体巨大，钺身较宽，刃微弧，刃宽大于肩宽，长方形窄内，中一长方穿，平肩二穿。中部偏上有一长方形镂孔，上下分别有七和六个三角形利齿，环饰燕尾纹带。肩下及两侧边缘饰带状目雷纹。长35.2厘米、刃宽34.8厘米。小型钺4件，其中1件钺身窄长，弧刃，平肩，肩下左右两侧突出一方耳，耳中镂空作穿，内双面饰蕉叶状兽面纹，钺身饰云雷纹组成的兽面，长14.2厘米、刃宽8.8厘米。

西周时期铜钺的数量与商代后期相比大为减少，钺的造型除沿袭商代特征外，出现了几种新的形式。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出土的铜钺，体近长方形，弧形刃，内分为三叉[8]。北京市文管处收藏有一件西周时期的双兽带铃铜钺，月牙形刃，两端为云头纹，长筒形銎，上铸二兽，中央铸一铃铛[9]。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周初成康之际的弓鱼伯墓地M13出土了1件人头銎内铜钺，通高14.3厘米、刃宽7.8厘米[10]。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地M1也出有1件虎纹耳形铜钺[11]，因整体像耳形，古称耳形钺，上铸猛虎纹，虎头含銎，并有横穿耳，尾下有短胡二穿，以背为刃。

春秋战国时期，铜钺在北方地区走向衰落，但在一些大型墓葬中仍有发现，如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分水岭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M269墓中出有管銎铜钺（斧）1件[12]，钺身雕铸有鸟首衔蛇的花纹图案。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前期的中山王“舋”墓中出土铜钺1件[13]，刃的弧度呈半圆，援中心有一圆孔，钺体两侧内凹，内与援皆饰三角形纹和几何形纹，钺身铸有2行16字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舋作兹军钺，以敬（警）厥众。”这一时期，钺在西南地区甚为流行，除在战国时期的巴族墓葬中发现较多外，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等遗址的墓葬中，也都发现有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铜钺。故杜廼松先生研究指出[9]：“春秋战国时代，使用铜钺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省都有很多发现，铜钺的造型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尤其是在巴蜀地区的战国墓中，铜钺的出土数量多且地域广阔，依照冯汉骥先生的说法：“凡是巴人的墓葬，必定有铜钺出土。”

总体来看，巴式钺是巴式青铜器中的特征性器物之一，学术界通常俗称为“烟荷包”形，其特征为圆刃，体厚，横截面呈阔叶形，中腰收缩，腰以上形成肩，有平肩和钩状肩，肩以上收缩成銎，銎口作椭圆形或六角形，以便木柲深插其中，形体有较大、中等和较小三类。巴式钺窖藏出土很少，多战国墓葬出土，分布的范围也较广，在川东巴地与川西蜀地均有分布，其形制与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钺大体相似，有可能与巴式柳叶剑一样源自中原地区。

（二）铜钺的功能

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斧钺不仅是古代重要的近身肉搏的手持兵器，同时也具有作为军法乃至刑法之刑具的功能。除此之外，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和权杖性质。

首先是作为兵器。《诗经》曰：“武王载斾，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说明钺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武器。古代文献记载的赐斧钺后，说明铜钺专门用来征伐。《史记·殷本纪》：“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左传·昭公十五年》：“戚钺……文公受之，抚征东夏。”被赐钺者进行征伐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旗开得胜的含义。

其次也作为刑具，先秦时期刑法残酷，《尚书·吕刑》：“五刑之属三千。”五刑除刖刑、墨刑、劓刑、宫刑外，极刑就是大辟，所谓大辟就是砍头。《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甲骨文中有钺的象形字，金文中更有青铜钺杀人的图形，说明铜钺有作为刑具的功能，具有肃杀之威。此外，奴隶制时代流行杀俘祭祀，祭地神于社坛，在进行“献俘礼”时，通常用青铜钺来砍杀俘虏，作为“牺牲”祭于社。可见铜钺不单是武器和刑具，奴隶主贵族更用它作为炫耀“军功”和“威严”的重要工具之一。

关于斧钺的宗教意义，如前所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件饰有“神人”和“神鸟”的青玉钺，说明很早以前，人们就把斧钺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义。斧钺之上的神秘威严的装饰图案，或与图腾信仰有关，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斧钺神格化的一种具体表现[14]。有学者甚至认为[15]51，玉钺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完全丧失了它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的功能，变成了一种高级的权杖器，亦具权力的象征物。

斧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象征，具有权杖性质。学术界很早以前就注意到斧钺与“王”字起源乃至王权政治的密切关系，林沄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说“王”》一文中[16]，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王”字的字形和读音入手，论证了“王”字本象斧钺之形。甲骨文中的“王”字乃作斧钺形状，《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引《字林》曰：“钺，王斧也。”不仅证实了“王”字源于斧钺之形的观点，而且直接说明了斧钺与王权的关系。《说文》引《司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史记·殷本纪》亦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髦以麾。”形象地展示了周武王左手执杖黄钺，右手挥舞白旗灭纣的战争场面。斧钺作为具有征伐权力象征的兵器，也适用于诸侯和重臣。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盘铭有：“赐用钺，用征蛮方。”因为钺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又起着仪仗的作用。《尚书·顾命》：“一人冕持刘（古代斧钺一类的兵器），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由此可见，斧钺在商周时期几乎成为王权的代名词。在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斧钺普遍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学术界一般认为，王权源自神权、族权和军权，其中军事权力尤为重要，如果失去军事力量的有力支持，神权和族权也会显得苍白无力，而斧钺正好符合这种军权和王权的象征需求，斧钺等战争兵器成为军权和王权的象征也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