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禄，笔名刘耕路，原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教授。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著名红学家，出版《中国的诗词曲赋》《红楼梦诗词解析》等书籍，创作电影文学剧本 《谭嗣同》，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三名编剧之一。 “对于学问，不但要知道它本身，还要追问它的含义，了解隐藏在各类现象背后的那种精神、精髓，把这个追问出来，那才叫学问。” “学习哲学的目的，是帮助你在从事学问研究的时候，不仅要埋头材料的整理，还要有更高一层的形而上的思考。” 采访者：刘老师，您好!这几年党校发展很快，每年都有一批年轻教师入职。大家普遍希望了解的是，党校的老一辈教师在多年教学治学的成长经历中，有哪些体会和感悟，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刘景禄：作为一名老教师，要说讲点体会，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要深化理论意识。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或者说是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或原理的体系。我的体会是，理论是学问的灵魂，学问要用灵魂来统帅。作为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一定要有理论素养。比如说，房子是由砖、瓦、木料建成的，但一堆砖瓦放在那里，还不是房子。人们只有按照建筑学理论作出设计图纸，把砖、瓦、木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搭建起来，才是房子。而建这个房子的构想，就是理论。学问是由知识构成的，但是一大堆知识、一大堆没有系统的知识是构不成学问的。只有按照系统的理论，把你所知道的知识建立起一种成规律的、有规则的体系，这才叫学问。大家所熟知的宋明理学，包含理学、心学，代表人物有“北宋五子”、朱熹、陆象山，后来还有王阳明等。这个理学是从儒学发展来的，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儒学《中庸》里面讲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前面四项“学、问、思、辨”，作为修养身心的过程，以达到人格的圆满，也就是按照儒家思想建立一种完整的饱满的人格。如果你只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孟子说了些什么，这还不是学问，你只有通过学、问、思、辨，把它变成一种理论体系，这才叫学问。所以说，理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构建，这就是影响中国数百年的理学。 我们古人讲究才、学、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写了一部书叫《史通》，提出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就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后来到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又加了一个“德”，叫德、才、学、识。我们通常讲，一个人有才、有学问、有见识，其实这三项不是并列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识”。“才”就是天资;“学”是知识的积累;才和学最后都要落到见识上。一个人说佩服某人，其实是佩服他的见识，见识高低，决定了人的能力和水平。这就看出理论的重要，能拨开纷乱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所以才、学、识，见识是最重要的，而见识是靠理论来形成的。 采访者：您曾经谈过一个观点，知识的价值和运用它的能力成正比，请您再谈谈您的认识。 刘景禄：掌握同样知识的，但运用效果可能不一样，主要取决于见识。我举个例子，庄子的《逍遥游》里有个故事，是讲春秋末年时，有一家人祖传有不皲手之药，冬天擦在手上沾水以后不皲裂，用这个药涂手漂洗麻布，以此为生。后来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个事，就到他家来，用一百金来买这个秘方。这家人高兴坏了，就把秘方卖给了他。后来吴越争霸时，两国冬季里在南方水乡交战，这个人就把秘方献给了吴王，吴王就用这个方配成的药，给士兵抹上，冬天手脚就不会皲裂了，为后来打败越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一来，献药的人自然就有功了，吴王给了他一块地，封他为侯。可见，同样一个药方，有的人只能用来养家糊口，另一个人用它裂地封侯。那么后者就是有见识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理论素质和能力，形成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识。这就需要锻炼和培养这几项能力：一是观察和捕捉问题的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怎么样过滤、筛选得出结论。二是分析能力，分析社会事物和现象的能力。三是归纳能力。四是联想能力，看到一个现象能够举一反三。五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些能力都是靠理论思维来完成的。 采访者：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呢? 刘景禄：有一门学问，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有所涉猎的，那就是哲学。我经常建议周围的年轻人要多学点哲学，不是要让你当哲学家，而是要训练你的思维能力。有人说哲学是“思维的体操”，可以训练思维，我很认同。我们都知道，“哲学”在古希腊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学哲学可以使脑子更灵活、更有穿透力。通过学习哲学史，知道那些思想家对自然、人生、社会思考了些什么，了解他们是怎么分析问题、归纳问题的，可以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丰富自己的思维内容。从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到二程、朱熹，再到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如果这些人的思想，我们都了解一些，那么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掌握，对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都是极好的锻炼和提高。当然国外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罗素，也要涉猎，我们至少要做到中外兼知。 学习哲学的目的，是帮助你在从事学问研究的时候，不仅要埋头材料的整理，还要有更高一层的形而上的思考。就像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说的，“身在故纸堆中，心在瞭望台上”。整天看书本，进去出不来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学问，不但要知道它本身，还要追问它的含义，了解隐藏在各类现象背后的那种精神、精髓，把这个追问出来，那才叫学问。所以我认为，哲学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人都要学习的一门学问。 采访者：您刚才谈的都是关于理论意识方面的，您说的另外两点体会是什么呢? 刘景禄：我的第二点体会就是要拓宽知识基础。《礼记》里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识的多少和自我感觉成反比，越有知识的人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感觉自己学问大。欧洲有个“无知的圣人”，就是苏格拉底，他说：我除了确切地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之外，别的我一无所知。他是谦虚吗?不是。 有本书叫《夜航船》，作者是张岱，他是明末清初很有名的大学者。什么叫夜航船呢?南方水乡出门都要坐船，入夜船家也舍不得用油给你点灯，大家就在船舱里坐着聊天。张岱就说，天下学问只有在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因为大家天南地北地说，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你要是不懂的话，就很容易露怯。这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读书人，非常傲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有一个和尚，非常谦虚好学，他对这个读书人有一种敬畏之感，听他讲话腿都不敢伸开。听来听去这个和尚就觉得这个读书人是不懂装懂。他们当时聊到孔子很有名的弟子之一澹台灭明，这个老和尚就问读书人，这个澹台灭明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他说：“当然是两个人啊。”这个和尚明白了他是瞎说，就说：那我的腿可就要伸开了。这个读书人又把“尧舜”说成是一个人，又出一次丑。 采访者：的确，学问马虎不得。您觉得应该如何做学问呢? 刘景禄：学问从何而来，除了社会实践外，那就要读书。读书有几种态度：一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五柳先生传》里面的话，这个五柳先生说的就是陶渊明本人，当然这里有一些自我调侃的意思。一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不愿意下功夫读书，又装的好像什么都懂，比如上文说到的那个读书人，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还有一种是好读书必求甚解。这个自然最好了，但要所有的书都要求甚解很难做到。读书应有粗细深浅之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讲读书要有三类态度：一种是浅尝辄止，一种是囫囵吞枣，一种是细嚼慢咽。我把他的话用我们的成语“改造简化”了，但意思不差。人一生就那么几十年，读遍所有的书任何人也做不到，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有粗读，细读，精读之别，重要的不仅要精读，甚至要背诵。 中国古人做学问讲究“博”和“约”，有人主张由博而约，就是从多到少;有人主张由约而博，就是从少到多。按我们古人的习惯，经书是最重要的了，即儒家经典。有的人主张“通百经而后通一经”，有的人主张先读一经，把一个弄明白了，再弄其他的。我个人觉得，由约而博或者由博而约恐怕是同时的，既要知道全面又要有重点，既有重点又要全面。学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我主张知识面宽一点好。鲁迅给一个年轻人写信，说读书好像蜜蜂采蜜一样，各种花都落一落，这样的蜜营养才丰富。这就是由博而约和由约而博的关系。 另外，我想讲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求知欲最重要。《论语》里讲孔子一个学生，有人问他，你们的老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回答不上来，就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就是说他求知欲特别强。孔子还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学问有用，不如爱好更近一层，至于你陶醉其中，欲罢不能，这就比“好之”还要进一步达到最高境界了。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曾受教于周敦颐，周即令二程探求“孔颜乐处”(孔子和颜回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享受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有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怀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比如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说，科学知识和科学的发现是由那些不怀任何实用目的、专心求索的人取得的。 20世纪初清华研究院有四位学术大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赵元任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被称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有人问他，你留美是学数学、学物理的，怎么后来成了语言学家了?他说：“好玩。”他这么回答其实是很严肃的。爱因斯坦曾经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趣味引导他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到中国讲演，到湖南时，赵元任给罗素当翻译，用地道的湖南话翻译。湖南人很奇怪，说赵先生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你这湖南话还说这么好?其实他不是湖南人也从来没去过湖南，他就是喜欢研究方言，并且有语言天赋。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必须对自己从事的专业由衷的热爱，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取得成就。 采访者：您的第三点体会是什么呢? 刘景禄：就是强化技能训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师，需要有相当好的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接受能力，应该学点古文，《尚书》《左传》可能读起来稍微困难，但是唐宋以来的，韩愈、柳宗元，一直到王安石、苏东坡，他们的文章应该能够读懂，这个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再一个就是学习外文，懂外文，能直接读外文的东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外语，不能直接引用外文的资料，我觉得是不完整的。还有就是表达能力，一方面是书面表达技能，另一方面是口语表达技能。文字表达能力强，就是写文章写得好，干净利落、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中国古人把教师这个职业称作“舌耕”，即靠舌头吃饭。所以做教师口语语言表达能力必须要好。西方古代教育强调“七艺”即七门课，语法课、修辞课、逻辑课，是七门课程的前三项，这些都是训练人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只有这些过关以后，才能学别的，可见对表达能力的重视。 采访者：现在年轻人也面临着工作的压力，从您个人治学多年的经验来看，怎样调节工作压力、不断提高授课质量? 刘景禄：把课讲好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任课非常多，有时一学期里周周都有课。每次我一进教室，学员都笑呵呵地看着我，说明他们愿意听我讲，我很受鼓舞。为了讲好课而充分准备，这对我也是一种乐趣，因此我不感到有多大的压力。除了讲课、搞研究、写论文、写讲稿以外，我还搞过一点影视剧创作。做这些工作，当然累、当然苦，但是苦中有乐。有了乐趣，做事就不显得那么苦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