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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曰：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这里，“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这一段，是介绍帝喾高辛的身份来历。 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这里的介绍，还是有一些迷糊之处的。 所以，下文就有“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的话。 这里，高辛“自言其名”，而其名为什么呢？ 《五帝本纪》并没有说。 而在另一部史籍《帝王世纪》中，则是这样说的： “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 帝喾高辛，原名为“喾”；可他为什么又“自言其名曰夋”呢？ 这个“自言其名曰夋”，应该是帝喾高辛，以自己之身，宣示自己祖先之名。 这就是说，高辛的本命为“喾”，可是，他作为一代帝王，除了要代表他自己之外，还要代表他的宗族，代表他的高辛氏帝族。 而他的高辛氏之帝族的名号，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高辛氏帝族第一代君主的名号。 就是“夋”。 为什么“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呢？ 因为，作为一个帝族的名号，“帝喾高辛”，就不是代表某一个人，而是代表他们一个帝族。 这样，“帝喾高辛”，又怎么能够见到其“母”呢？ “夋”，应该就是继承颛顼帝族之帝位的高辛氏的第一代君主。 只是，在接受颛顼帝族的“禅位”之后，高辛氏帝族的前几代君主，政绩都不是很理想。 是到了帝喾这一代，他们才突然打了个翻身仗，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而鼎定了他们高辛氏帝族，在“五帝”之中的历史地位。 这就奠定了帝喾，这一代高辛氏帝族的君主，在他们这一高辛氏帝族中的历史地位。 由此，名号本来应该为“夋”的这一代高辛氏帝族，就改名号为“喾”了。 由于司马迁不知道“颛顼”和“喾”，各自代表的是一个帝族的族号，以为一个名号就是只对应一个人，只代表一个人；所以，他就不能理解高辛“自言其名曰夋”是什么意思。 因为理解不通，他就干脆将这个“曰夋”二字，给删去了。 其实，司马迁说“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也是不对的。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 这里的“帝鸿氏”，就是玄嚣啊。 玄嚣因为治理山东有功，所以又名“少昊”。 他治理山东时，其治下的各个部落，都是以鸟为号。 而这个“鸿”，就是最大的鸟啊。 还有，因为黄帝“以云为官”，所以，这个“缙云氏”，就是真正的黄帝啊。 而“帝轩氏”，则是“帝鸿氏”的儿子，“缙云氏”的孙子，也就是黄帝的孙子。 至于“有熊氏”，就是黄帝未发迹时，他们部落的名号。 那么，帝喾，是以什么样的政绩，鼎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而使自己，成为“五帝”之一的呢？ 我们看，史籍记载中，颛顼大帝的特点是什么？ 是“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那么，帝喾高辛的特点呢？ 帝喾高辛的特点就是：“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那么，帝喾高辛的“仁而威”，体现在什么地方？ 石峁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 她地处黄土高原的北部边缘，是一个城址性的遗址，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是已发现的一个最大的史前城址。 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向外逐渐扩建而成的。 “皇城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石墙护坡的台城，大致呈方形。 内城包围着“皇城台”，依山势而建。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墙。 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高出地面。保存最好的地方，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石头围墙上，发现有木架结构的高层建筑。据推测，它应该就是四千多年前的“哨所”，功能犹如长城上的烽火台。 石峁遗址里有很多的玉器，包括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玉器就被砌在石墙里。 这是一种奇特的用玉现象。应该是建城者以玉为神器，期望借以保证，墙体能够坚固地抵挡敌人的进攻。 遗址中有集中埋置的人头骨。 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 这或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以及祭祀活动有关。这种头盖骨祭祀现象，也在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发现中，十分罕见。 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块鳄鱼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 这块鳄鱼骨板，是在河套地区首次发现。所以，推断这条鳄鱼，未必生长于此，而极有可能是来自遥远的南方。 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鼓，名叫鼍鼓，用扬子鳄的皮革制作而成，是等级的象征。陶寺遗址中，就有这种鼍鼓。 因此，这块鳄鱼骨板的出现，很可能和制作鼍鼓有关。 在后阳湾的一处房址之下，还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 发现时，两个鬲套扣在一起，里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于套扣的鬲中。 后经考古专家对骨骼鉴定，发现这些遗骨，属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 这种用炊具埋葬夭折婴儿的习俗，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 石峁城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 而朱开沟文化，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是在它的早期阶段。恰恰石峁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 石峁城居民的头骨数据，和陶寺遗址居民的头骨数据类似。石峁城消亡的时间，刚好是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分界点。陶寺遗址晚期，有石峁城文化的特点。 这是否暗示，石峁城和陶寺遗址，是属于同一个民族集团？ 这是不是说明，陶寺遗址晚期的统治者，也就是石峁城的统治者？ 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发现遗址中被杀掉的那些人，和夏家店下层一些人群的体质特征比较像。石峁城祭祀坑里面的头骨数据，和夏家店下层人类的头骨数据类似。 所以，石峁城的主人，和其东北方或者东部地区的居民，应该是敌对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交界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在当时的中国地区，绝无仅有的带有王朝性质的超大型城址性遗址呢？ 这个遗址的战争性功能非常强。 那么，她是谁在和谁作战呢？ 从游牧民族的进攻性与农业民族的保守性这个特征来分析，这个城址，不可能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性城址，而只能是属于南方农业民族的防守性城址。 在这里建设如此规模的皇城性城址的原因，就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良好的战马，具有极强的进攻性优势；而南方农业民族，要与他们相抗衡，就必须利用地形，抵消他们战马的进攻优势。 在山区里作战，游牧民族的战马，就难以发挥其冲锋性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就相对南方农业民族的军队，没有优势。双方，就可以势均力敌。 因此，南方农业民族的军队，可以在山区里站稳脚跟。 而如果南方农业民族的军队，在山区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就又可以据此出击平原。 当辽西的游牧民族军队，深入到河北平原时，隐蔽在山西太行山上的农业民族的军队，就可以突出太行山，从背后对他们进行截杀，叫他们有来无回；同时，也可以与他们背道而驰，去扫荡他们的后方根据地。 所以，将军队置于太行山上，是南方农业民族，以攻为守的战略选择。 而石峁城作为一个皇城性城址，就是南方农业民族的战时首都。 石峁城修建于距今4300年，到距今4000年夏朝成立时废弃。 而在这前后，兴起于距今5000年，取代了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于距今4500年消亡。 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的这个时期，辽西地区，没有文化遗迹留存下来。 到距今4000年夏朝成立的的时候，夏家店下层文化，才开始产生。 而在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个阶段，却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族群的属民，被杀死在石峁城里，且大多数还是20岁左右的女性。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小河沿文化的覆灭，不是由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而是与她敌对的中原民族，找到了对付她的手段。 她是在中原民族，和辽西其他游牧民族的联合打击下，覆灭的。 但是，小河沿文化的覆灭，并没有让中原民族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们，重新夺回他们的辽西祖居地。 因为，这里又出现了其他的、更为强悍的游牧民族。 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们，又和新出现的游牧民族，在辽西地区，展开了拉锯战。 双方，谁也不能在这里稳固地立足。 这就是这一段时间，辽西地区，没有文化遗迹存留下来的原因。 也是石峁城遗址里，被杀死的那些女性，来自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因。 那段时间，在辽西地区和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们反复厮杀的，就是后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 为什么夏朝一成立，夏家店下层文化就产生呢？ 这是因为，夏禹重新划定九州，明确宣布放弃他们伏羲氏部族的辽西祖居地，同时也废弃石峁城，做出了不再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的实际动作，给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一个定心丸，这才使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能够安心地在辽西地区，定居下来。 那么，是谁兴建了石峁城呢？ 如果把五帝时代，和汉朝相比，五帝时代的第一代——黄帝，就相当于汉朝的刘邦和吕后。 他们都是打江山的。他们都是英雄。 但是，他们都没有多少硬实力。 五帝时代的第二代——颛顼帝族，就相当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 他们都很英明，都是硬实力的培育者。 也因为他们都是硬实力的培育者，所以，他们的自身，也就没有多少硬实力。 所以，他们只能是韬光养晦，能屈能伸。 不过，文帝和景帝，两个人都很了得，所以，他们都能够顺利地把自己的帝位，往下传。 而颛顼，则不一样。 颛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帝族。 颛顼的帝位，不知道传了几代。反正，他的最后一代，肯定是不行。 不然，他们不会把帝位让出来。 颛顼帝族，在整顿内治、发展生产，培植实力之后，他们肯定还是要不忘族耻，伺机夺回辽西，一慰祖先，二谢族人，三也是为解除边疆祸患。 但是，由于这个历史过程比较长，一代二代，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到第三代第四代，因为承平日久，经验不足，恐怕不论从意志上，还是从能力上，都难以胜任。 甚至因为你怂，你不打人家，人家还要来打你。 于是，外不能对敌，内不能服众，“禅让”之事，就是理所当然。 那么，接下来的高辛氏帝族，又怎么样呢？ 高辛氏帝族既然能够接受大位，说明他们氏族的实力，在当时的华夏民族，肯定也是最为出众的。 但是，一个氏族的实力再强，他总比不了整个部族的众志成城。 而一旦整个部族不能众志成城，那么，一个氏族，即使是有能力挑大梁，他们又有多大的积极性，去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傻帽”呢？ 关键是名为帝王，拥有中央号令的名义，可人家个个都是实权派，人家不听你调令，你又没有什么能力去把人家怎么样，只能是一个劲地“讲礼”、“讲礼”。 我们从高辛氏“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这些行为上看，帝喾高辛氏，是没有什么“法制”能力的，一切只能是以“礼”为先。 这应该就是高辛氏前几位帝王“政绩不彰”的原因。 但是，到了帝喾高辛，他能够协调好内部关系，以自己的“仁而威”，而号令天下，展开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击战，这说明，帝喾高辛的政治策略，是一流的。 而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军事战略，也就不难了。 所以，石峁城，应该是在帝喾高辛时代，由帝喾大帝主持兴建的。 这个城址，就是帝喾高辛的战时陪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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