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年号——“令和”、梅花与汉字

老凤按：这篇文章是关不羽大仙写的，发在南周，但在南周发的时候改动有点大，原文在这里发，以飨读者。

日本公布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是出典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引起了我国舆论的热议。有媒体和学者提出日本此前247个年号全部是出自中国典籍，此次改用《万叶集》也难以割断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前半句说错了，后半句是想多了。

日本历代年号中绝大一部分确实来自中国典籍，更有直接使用中国年号以示向慕中华贤君，比如清和天皇用“贞观”年号，而且足足用了十八年，对唐太宗的敬慕之意表露无遗。说全部来自中国典籍并不准确。

645年至654年在位的孝德天皇使用过两个年号：第一个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化”，出自《尚书》；第二个则是“白雉”，大化六年有白色的雉鸟出现，朝廷视为祥瑞，遂改元“白雉”，虽然“白雉”在中国典籍中也有记载如《山海经》，但这一年号还是属于祥瑞纪念，谈不上使用中国典故——《山海经》也不在挑选年号的经史文学的典籍范围。后世灵龟、文龟、元龟、神龟的“龟系列”，虽说文字均取于《尔雅.释鱼》，本意也是祥瑞，并无典故使用的深意——《尔雅》只是一部辞书。

天武天皇的年号“朱鸟”仅用了一年，但也是没有典籍依据的年号。据说是因他喜欢红色，以此建元以求自己身体康复。

与武则天同时代的日本女帝元明天皇的“和铜”年号也很特别。根据日本史书《和汉三才图会》记载：“和铜元年正月，武藏国始献和铜，因改年号为和铜”，武藏国发现大型铜矿，这是重要的经济事件，大铜矿发现后大和朝廷第一次大规模铸造铜钱。史称皇朝十二钱的开端就在和铜年间，因此这个年号更偏重纪事。

因此，“令和”确实是第一个官方使用日本典籍作为直接出处的年号，但不是第一次不使用中国典籍。有趣的是，李世民铁杆粉丝的清和天皇一朝虽然用了“贞观”年号，是晚唐的混乱时期，中日关系并不密切。

改元“白雉”的孝德天皇不仅对中国典籍有很深的学养，而且其推行的“大化改新”主要就是积极学习中国唐朝律令制。

使用“朱鸟”的天武天皇身世诡谲，甚至有学者考证认为他实际上是中国血统。他对《史记》、《易经》很有偏爱，在政治上试图建立模仿大陆的中央集权制，是深受唐风影响的一代天皇。

用和铜年号的元明女帝之世，又是一个学习唐朝的高潮时期，推行日本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令》大量借鉴了唐代制度；模仿唐钱铸造“和铜（同）开宝”；仿效唐都长安，建造并迁都平城京。元明女帝在位八年，不算长，基本都在忙于引入唐风。所以说，年号是不是中国古籍的典故，与施政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与其“想多了”，倒不如了解一下“令和”和《万叶集》。今天全世界提到日本，想到的都是樱花，其实在《万叶集》的时代，最受重视的是胡枝子，描写植物的一千七百首和歌中竟有一百四十二首就是这种今天略显冷门的秋季赏花植物。排第二的就是出典“令和”的梅花，共有一百十九首，也很可观了。而樱花只有四十六首，排在第四。《万叶集》主要形成期的奈良时代，梅花是很受重视的，如果单独提到“花”，那就是指梅花。而梅花也确实是那个时代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种植的，对梅花的热爱本身就有心仪唐风的缘故。

“令和”出自《梅花歌卅二首并序》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作者大伴旅人是著名的歌人和贵族官僚，而他政治生涯的起步就是在元明女帝的时代。这一段也是他的人生最顺利的时期，在朝升迁迅速，外任则以持节大将军统军打仗，允文允武、前途无量。但是，元明女帝去世后，大伴旅人敌对的藤原氏强化了势力，他被“升任”为太宰帅在远离京城的九州待了十年。《梅花歌卅二首并序》是他和友人赏梅雅集之作，其后不久他回到京城任清要之职的大纳言直至去世，因此选择这一作品除了字面的嘉言美意之外，似乎还多了一层否极泰来的隐喻。

至于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关系，大可不必从张衡的《归田赋》去抠字眼，大伴旅人的汉学极好，除了和歌之外，汉诗在当时也是一时之选，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了他的作品。《梅花歌卅二首并序》虽然是和歌之序，遣词与意境深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影响，这是多年来学界成熟的看法。而《归田赋》开创了述志小赋的先河，其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风格又被魏晋文学的小赋文体继承。与《梅花歌卅二首并序》自有一层文学精神的深厚渊源，斤斤措意于“令和”二字的“我国古已有之”，却是失去了文脉相承的根本意义。

太宰府与诗人、与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兴衰起伏有着深厚的缘分。大伴旅人咏梅一百多年后的平安中期，另一位大诗人、大学问家菅原道真遭受诬告而被贬任太宰府，这位后来被追封为“学问之神”的一代文宗对梅花也有深爱。据说，他在京都府邸种植的梅花因思念主人，一夜之间飞到了太宰府中,今天这株“飞梅”还在太宰府里绽放——这当然是传说，实际上菅原道真不久就在太宰府郁郁而终，既没有赏梅的心情，也没有赏梅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位菅原道真的主张，日本朝廷废止了遣唐使的制度。因为他在公元894年作为遣唐使东渡时，亲历了大唐已经陷入战乱的末世景象。当这位爱着梅花、长于汉诗的末代遣唐使提出停止遣使建议时，不知其心绪如何？是幻灭，与痛苦吧。

一国之文化广远播海外时，总是文教兴盛的时代，有创造、有产出，才值得人家学习。勉强不来的，这也怪不得菅原道真。不知“学问之神”天上有知，对千年之后的平成31年4月日本官方第一次从本国典籍中取了下一个年号，会不会赞成？此举虽不至于离经叛道，也算是有异于传统。在万事讲惯例的平安时代，还是有点超乎想象的吧——不过，也许未来菅原道真的作品也能和大伴旅人一样入选年号也未可知。

但无论如何，这确实是日本的内政。至于由此怀疑日本要废汉字云云，这是又一层多虑了。对千百年之传统、国民日常使用方便的事物，政府横暴干涉改变之，既不”令“，也不”和“，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倒是一百年前中国自己的知识界主张废汉字、拉丁化的声音十分响亮。幸而未成，否则今天这个年号话题要怎么说呢？

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日本废止汉字，如何呢？今日汉字还在日本广泛使用，是盛唐气象的余韵，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虽非善政，却也是内政罢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