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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郭店一号楚墓M1中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学术界经研究后认为：“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郭店楚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请注意：学术权威们认为，“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与传本《老子》相同或相近，而《老子》则被认为是道家的基础理论。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权威们给出土的这些本没有篇名的竹简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拟定了道家理论化的篇名，其中就有今天我们要说的所谓的郭店楚简本《老子》。 事实上，道家究竟形成于何时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如果历史上真的曾经存在一个与孔子相差三十来岁又名扬天下的“老子”的话，为什么孔子的弟子遍天下，而“老子”的弟子却神秘又模糊时间上又相差太远呢？为什么孔子的弟子们连孔子向小孩子请教都有记载，唯独对大名鼎鼎的“老子”没有记载呢？又怎么会直呼其为“老聃”呢？孔子及其弟子难道如此无礼吗？我们都知道，儒家的创始人公认的是孔子，孔子多次论及“吾道”、“有道”、“无道”，并提出了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中庸”之道，所以，孔子也是讲究“道”的。《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从孔子对尧、舜的一贯态度上看，孔子是认同舜的无为之治的，这就是说，孔子也讲“无为”。郭店楚简中的内容与传本《老子》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特别是在对仁、义的态度上，传本《老子》与郭店楚简本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在郭店楚简本《老子》与儒家一样是认同仁、义的。这就有问题了。如果道家和儒家连对仁义的态度也一样，又怎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道家与儒家的分立与争论呢？又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分道家与儒家呢？ 事实上，出土的这批楚简文字中，完全没有“老子”二字出现！就连学术权威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郭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各篇原来皆无篇题，篇题是由整理者拟加的。”原来所谓的郭店楚简本《老子》以及这是“道家著作”完全是学术权威们自己定义的！他们先假设道家早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老子创立的，然后又用传本中所谓的“老子”创立的道家著作作参考去解读这批楚简。毫无疑问，用道家假设去解读，解读的结果自然就是道家著作；如果用儒家假设去解读，这批楚简就会被名正言顺地解读成儒家著作。一旦这个假设被证实并不存在，那么，学术权威们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进行的研究体系和成果都将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不幸的是，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假设是真实存在的，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假设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就令学术权威们尴尬了。 当研究无从入手的时候，先提出一个假设，这是研究的方法之一。但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的。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上博简中的《恒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曹峰先生在《<恒先>研究综述——兼论<恒先>今后研究的方法》一文中对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简中的《恒先》的解读作了总结，认为“应该主要从《恒先》内部出发、整体出发考虑问题，……不要作太多的预设……并由此探析‘道’思想形成过程中《恒先》的位置。……要尊重古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在简序、在道论、气论、名论以及学派性质和形成时代等重大问题上，仍然不宜过早地设定结论，有必要充分考虑其思想复杂性，鼓励学者从更新的视角提供更多样的解读尝试。”抛开了道家思想去解读《恒先》，《恒先》便与道家没有了任何联系。那么，在研究郭店出土的与传本《老子》有着很多相同内容的这批楚简的时候，尤其是给予命名的时候，如果以传本为依据将其命名为《老子》，即使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老子”，也会解读出一个“老子”来。显然，在“《老子》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来解读这批郭店楚简，必然会解读出一篇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来，从而坐实“《老子》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结论。现在的事实是，郭店楚简已经证明了传本《老子》中所谓道家与儒家对立的观点至少在战国中期其实是并不存在的，这足以证明“《老子》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的假设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也证明了将这批郭店楚简视作与传本《老子》同为道家著作甚至一脉相承的观点是荒谬的。 既然“《老子》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的假设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跳出这一假设去重新审视这批楚简。笔者经过考证发现，“老子”一说在先秦的古籍中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虽然在《史记》及其他汉代及其后的文献中存在“老子”一说，但是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出自唐代，尤其是唐朝初期的御用文人之手，而编造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洗白唐朝皇帝的身份——相传“老子”姓李，是李渊一家的远祖，从而李渊及其子孙登上唐朝皇帝的宝座有了历史渊源。（详情参见拙作《揭开“老子”的身世之谜》）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这一点在学术界基本无争议。因此，其中的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论语》中与“子”相关的称谓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六类：一类是“子”、“孔子”、“夫子”，指孔子；第二类是诸如“有子”、“曾子”、“康子”、“季子”、“微子”、“箕子”、“崔子”等；第三类是诸如“子夏”、“子张”、“子游”、“子产”、“子路”、“子贡”等；第四类是诸如“孔文子”、“季文子”、“卫公子”、“卞庄子”等；第五类如“公子”；第六类如“二三子”。如果当时真的有“老子”，那么，“老子”就应该属于第二类，显然，“老”应该是姓氏或者名。被认定为“老子”的人通常是“老聘”，这个人作过西周的史官，姓“老”，通“李”。然而，根据周礼，“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礼记·曲礼上》）在这样的礼制下，又怎么可能有人会以“老”为姓呢？至于说古代“老”与“李”相通，不过又是一个为了解释得通而找的拿得上台面的借口而已。另一方面，在周朝时期乃至战国时期，确实有“老”的称谓，三公在庙堂之上谓“三公”，在国学中则谓“三老”，故有天子有三老之说，更有韩非的《解老》、《喻老》作为名证；在这一时期更有“子”的称谓，上述《论语》中的众多关于“子”的称为便是明证；然而，唯独不见有“老”与“子”的合称“老子”这一称谓。遗憾的是，后世学者却固执地站在“老子早已经存在”这一假设之上将韩非的《解老》、《喻老》强拉硬拽地解释为“解老子”、“喻老子”了，于是乎，“老子”就似乎真的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孔子不耻下问是出了名的，跟许多人学习过都留下了记载，为什么独独对于如此出名的“老子”，竟然不称其为“子”而是真呼其名或者没有给弟子讲过或者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记载呢？郭店楚简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在战国中期前后，假如真的存在道家与儒家的话，那么他们的观点也是相同至少是非常相似的，既然如此，道家与儒家的分歧又在哪里呢？假设孔子时期真的存在儒道之争，争的又是什么呢？ 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老子”是后世之人编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而道家的出现则很可能是在秦汉之间甚至更晚。权威们认为老子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道家真的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存在的假设，被这批郭店楚简无情地打脸了。这说明中国的先秦文化史应该是被错误的重构了，真实的先秦文化史应该是另一番样子，详情请继续关注本号的后续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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