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D-1抑制剂在未经选择的实体瘤患者中，有效率只有10%-30%；究竟哪些患者能够最终获益，医学人员仍在不断研究，目前主要的评价指标有以下四个供参考： （1） PD-L1表达 PD-1与PD-L1如同一对“情侣”，其中PD-1位于免疫细胞的表面，而PD-L1则位于肿瘤细胞的表面。这对“情侣”一旦结合，负责杀伤肿瘤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把肿瘤细胞当作“朋友”，从而不再对其进行攻击。 研究发现，当肿瘤细胞表面有PD-L1的表达，那么使用PD-1抑制剂或者PD-L1抑制剂抑制肿瘤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情况，就成为预测PD-1/PD-L1抑制剂有效率的一个指标。在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实验中，人们发现，如果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率超过50%，PD-1抑制剂可以作为首选治疗方法治疗肿瘤，而如果PD-L1的表达率＞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以使一线化疗失败的肺癌患者获益。 （2） MSI（微卫星）检测 微卫星不稳定性是我们身体中基因的一种病态情况，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如果肿瘤组织中微卫星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即MSI-H，使用PD-1抑制剂的有效率高于微卫星不稳定性低的状态（MSI-L）和微卫星稳定的状态（MSS）。所以，MSI-H就成为了预测PD-1抑制剂的一个重要的生物标志物。 （3） 肿瘤基因突变负荷（TMB）检测 肿瘤突变负荷高，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概率就大。在CheckMate-032临床研究中，按照TMB高低划分成TMB高、TMB中、TMB低三类病人，在接受联合治疗的人群中，三组的有效率分别为62%、20%、23%；而三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2.0个月、3.6个月、3.4个月——22.0个月与3.4个月，相差6倍！所以，TMB也是预测PD-1抑制剂的一个重要的生物标志物指标。 （4）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检测 通过免疫组化染色（CD3、CD4、CD8等），可以看出肿瘤组织中是否有较多的淋巴细胞浸润。浸润的淋巴细胞越多，PD-1抑制剂的有效率越高。 总之，肿瘤基因突变负荷即体细胞突变负荷（TMB）、 错配修复（MMR）基因的缺失、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干扰素-γ（IFN-γ）、细胞死亡介导因子（BIM）等，这些肿瘤生物标记物对于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正在通过多项相关临床研究的进行验证。 对于肺癌免疫治疗，并不是所有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免疫治疗疗效和PD-L1表达有关系。对于NSCLC鳞癌患者来说，肺癌组织中PD-L1表达的高低与肺癌治疗疗效无明显相关性，无论PD-L1是否高表达，近日有研究表明，都可以应用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但是目前该研究证据级别还不高，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非小细胞肺癌NSCLC分为鳞癌和非鳞癌，科学家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对于非鳞癌患者来说，肺癌组织中PD-L1表达的高低与肺癌治疗疗效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癌组织中PD-L1表达高的非鳞癌患者治疗效果往往优于PD-L1表达低或PD-L1阴性的患者，即 PD-L1高表达的NSCLC非鳞癌患者，使用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更优。 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目前肺癌免疫治疗的重要的药物类型，这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阻碍免疫系统的T细胞上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PD-1）与肺癌细胞上的PD-L1（PD-1的配体）的结合，使得肺癌细胞无法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进而被T细胞消灭清除。所以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研究中发现，NSCLC的癌细胞表面PD-L1是否高表达成为了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重要的潜在疗效预测指标。 肿瘤生物标记物检测的意义，可以总结如下: 1. 肿瘤生物标记物检测发现早期无症状肿瘤的重要途径，可先于X线、超声、CT、MRI或PET-CT等物理检查发现肿瘤。 2. 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肿瘤生物标记物水平检测，对于及时发现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有重要意义。 3. 肿瘤生物标记物的高表达往往提示肿瘤已到达晚期或预后不良，而正常表达水平或轻微升高则提示无疾病复发时间长，生存期长。 4. 同时，肿瘤生物标记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它们为选择治疗方法提供了预测价值。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肿瘤生物标记物能够可靠并准确地预测肿瘤治疗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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