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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点兵》之三:于谦

 天行健w4m7st8j 2019-05-26

      他是明代文人将军,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咏煤炭》,《石灰吟》,《入京》临危受命。

  挥师抗敌,粉身碎骨浑不怕;

  保卫京师,爱国忠臣留美名。

  敬请关注,《讲武堂》2月15日10:18播出,

  主讲人档案:

  张锐强

  中囯作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

  著有:《辛亥革命后》       

  《名将之死》  

  《战车时代的战争》     

  《骑兵时代的战争》     

  《火器时代的战争》     

  《钱眼》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石灰吟》这首诗,我估计大家在课堂上都学过。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真是气节刚劲,激昂慷慨,立意新颖,足堪传世,读起来确实有气壮山河的感觉。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气节和志向。这个人是谁呢?它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儿,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杭州府钱塘县,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市人。明朝的兵部尚书。这个人真可谓顶天立地,大丈夫,因为他几乎以一人之力,保全了整个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往下聊。  

  于谦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明史》本传上有过记载,说他七岁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僧人,这个僧人仔细看看他的相貌,觉得他相貌奇伟,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挽救时局的宰相”,救时宰相,了不起。他十五岁的时候于谦考中了秀才,这是士大夫进入官场的第一道门槛,他通过相关的考试,成为县里学校的在编学生,那时候学生跟现在学生不一样,现在的学生你要交钱,那时候的学生还给你钱,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比如说见官不跪,犯事不打板子,每个月还有一定的禄米,年底不是祭祀孔子吗,祭孔结束还能分一块用于祭祀的猪肉。等等。于谦从十六岁开始,西湖边上有个吴山,吴山上有个三茅观,于谦在三茅观里读书,《石灰吟》就是写在这个期间。

  (1)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宣德初年出任监察御史。后来又当过地方巡抚,官声都很好。他曾特意写诗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嘲讽了当时进贡送礼的歪风,表现了于谦为官清廉、不愿同流合污的铮铮风骨。但是让他名垂青史,却不是因为官声好,而是因为一场战争。

  这个起因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秋天,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叫也先,他率军大军南犯,那时候王振唆唆使明英宗御驾亲征,咱们出去打。王振是谁呢?王振是个大宦官,祸国殃民之辈。奸臣往往能取得皇帝的信任,真是没办法。当时绝大多数朝臣都反对,但那些无效。没有办法,邝埜是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皇帝都上战场了,你好意思在“办公室”待着,只能跟着,只能随军从征,于谦留下主管兵部事务。

  明英宗带领几十万大军出征,结果不像打仗,不像军国大事,而像儿童做游戏。军中一切事务都是由王振独断专行,文武百官不容置喙,稍不注意还得在草地上罚跪,大臣罚跪是很正常的,在朝堂上干净光滑,这草地上什么东西都有。可怜这个邝埜年龄大了,他也不会骑马,摔了好几个屁墩,从马上摔下来好几次。大军顶风冒雨,每天走二十里,真是安步当车,像是旅行一样,半个月后到了山西大同,到了前线了。这时候也先开始退,主动撤退,不打了,为什么?好诱敌深入嘛,王振一看机会来了,赶紧鼓动明军追击,咱立功啊,好往前走啊,越往前走接到前线的败报越多,说这儿也打败了那儿也打败了,他这个时候明白不是这么回事,不好玩,还是退兵吧。

  退兵就退兵吧,你要是能全师而退,也不错,无非大家累累,权当旅行了,权当田野考察了,王振又灵机一动想出了个馊主意,干什么?他要变更行军路线,要让皇帝到他老家走一趟,巡幸他老家,在哪儿,在蔚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蔚县。这就得绕道向南,从紫荆关退兵,路程更远。这倒不说,他已经晚了,耽误了时间,可是走了四十里以后,有人提醒王振说,你本意是想在家乡人面前争个面子,落个光彩,是吧。可是你想想大军过处,那几十万人,人踏马踩,那田野禾苗还能有个好吗,那不被踩光了吗,你这样谁会说你好,人不骂你八辈祖宗吗。王振一听很有道理,又决定让明军改回正常路线,还是从宣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退兵。

  这一折腾,整整耽误了三天。这三天可是要命,也先正在追击,率领麾下的骑兵越来越近。等明军好容易走到土木堡的时候,王振又下令全军宿营,不走了,为什么?还有一千多辆辎重车没跟上,那车上都是什么,都是王振的金银宝贝。军事常识是什么呢?就是但凡退兵,辎重粮草先行,他没有战斗力,他有用,还要保障他,精锐部队断后,碰到敌人我跟你打仗,追击我就跟你打,阻挡。王振和明英宗他管这个?根本不管这个。

  这个土木堡是西行的重要驿站,也是个坚强的军事堡垒,在怀来县城东南二十里。地势非常高,地势高就有一个毛病,没水,没有泉水。邝埜一再奏请说咱赶紧退入居庸关吧,确保圣驾安全,英宗只是不听。结果第二天早晨一看想走走不了,怎么呢?也先的骑兵追到了,土木堡已经围的水泄不通。

  蒙古骑兵他兵力从来不会占优,为什么不会占优,他本来人就少。明军围成那么大一坨坨,地形优势,高嘛,肯定不好打。怎么办呢?也先也会用兵,他先后撤,要求和谈。土木堡没有水,最近的一条河被蒙古骑兵控制着。明军就地挖井,可挖到两丈深,还是不见一滴水珠子。士兵们一个个渴得要命,嗓子冒烟。明英宗没办法,只好答应讲和,他派人起草好诏书,然后就下令移营就水。不打了,喝水。

  在当时的情况下,士兵那么饥渴,你怎么可能保持军纪。人马牲畜,急不可耐,都要找水喝,都先喝水、解渴。就在这个时候,攻击开始了,蒙古骑兵突然发起攻击,很多文官武将战死,当时就死了。王振被愤怒的护卫军将樊忠一锤捶死了,明英宗当了俘虏。

(2)皇帝被俘,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惊。这可真是天大的事!按照当时的政治制度来说,皇帝当了俘虏,那就是没有天子了,天子至少等于半个国家。其次,明军主力几乎被消灭了,京师形同空城。怎么打?怎么办? 

  这时候负责监国的是谁?是郕王朱祁钰,他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个翰林院侍讲学士徐珵,他说我夜观星象,发现有变,不能抵挡,咱们怎么办?只能迁都。于谦听了这话,立即起来厉声喝道:“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移,大势已去。宋朝南迁的教训,你们不知道吗,迁都是亡国之论,主张迁都的人,应该斩首!”

  于谦这个态度就相当于定海神针。郕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徐珵就因此怀恨在心,心里记下于谦了,把这个账记下。

  大敌当前,首先干什么,首先要凝聚人心士气,换句说话你要统一思想。这有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奸臣王振。尽管他当时已经被打死了,但误国的大罪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得有个说法,以正视听。要不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跟那个贪官奸臣不清不白,你还想大家给你卖命,你那不是说梦话嘛。谁干呢?必须要把他们切割开来,划清界限,这样全国人民才会支持你,对吧。有一天,郕王朱祁钰组织朝议,就是类似开个“朝廷办公会”、“政府办公会”。右都御史陈镒上奏,他请求把王振灭族,他死了他家里还有人嘛?大臣们纷纷响应。那时候宦官专权,他肯定也有原因,他力量也很大,肯定盘根错节,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朱祁钰仓促间不敢决断,他说这个议题不是咱今天的议题,再议吧,可是大臣们情绪激动,不干。王振一个党羽,谁呢?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他站出来假借郕王的旨意呵斥百官,不听话,要造反吗,这不是火上浇油,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出手,揪住马顺的头发一顿怒骂。二人马上就打起来了,这个王竑说起来到底是文人,不大会打架,抱着马顺的脑袋又咬又啃,也不知道马顺当天早上洗没洗脸。大臣们纷纷跟随,都打,马顺当场就打死了,另外还有两名宦官也丧了命,也叫打死了。

  马顺确实该死,不过他死得不是地方。到底那是朝堂,不是菜市口。当时负责侍卫的士卒,情绪也都激动,局面几乎要失控。朱祁钰没见过这个场面,很怕,起身就想溜,那是风暴眼,离开躲开。可是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这个时候你不好生安抚,外还有强敌,弄不好发生变故,于谦当机立断,从人群中挤到郕王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劝,立即让他宣出口谕:“大臣们激于义愤打死马顺,马顺本来就罪当死,大臣把他打死无罪。稍后我就到皇太后跟前请旨,将逆党王振灭族。”

  关键时刻,于谦这一次又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大家的情绪慢慢冷静下来。这时候于谦发现,他自己的袍袖已经被撕裂开来,好多人扯嘛,扯碎的,可见当时的场面多么混乱。

  国不可一日无君。群龙无首怎么能行?太子年幼、敌军迫近,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当皇帝,让他出来管事。这事儿我估计郕王肯定愿意干,皇帝嘛,但是你嘴上不能说,你得再三推辞。不过这时候谦让不合时宜。因为这时候皇位多少有点烫屁股,因为责任太大了,比权力大。所以于谦就大声劝道:我们这时候拥立你难道是为了私利吗,为了个人打算吗?都是为了国家嘛。郕王一见,好吧好吧,顺水推舟,即位当了皇帝,就是明景帝,也就是明代宗。于谦当仁不让就任“国防部长”,什么啊?就是兵部尚书,提了半格,全面负责国防,

  (3)于谦临危受命,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国防,,就是怎样保卫京师。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有兵才行。怎么办呢?于谦的表现,完全像个称职的总司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主要有三条应对措施。首先,请求郕王,也就是明景帝,你迅速发布檄文,集合顺天府、应天府、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各府运粮军,立即奔赴京师勤王。各路勤王大军相继抵达,整顿兵器甲仗,划分防区,准备迎敌。这是底线,得严防死守京师不能丢。

  其次,京师九十里外的通州是粮仓所在,这个地方很难守住。于谦建议,百官俸禄驻军口粮,可以命令他们自行前往支取,先提一年的,余下的粮食就地卖掉了。草场的草料也任由部队支取,先拉走,多余的全部烧掉,一粒粮一棵草都不给瓦剌留,我饿死你们。

  光消极防御不行。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英宗虽然已经被俘虏了,但大同宣府居庸关等沿线战略要点并没丢失。于谦随即推荐石亨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河伯所大使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这两个人都很能打,此前石亨因为战败,打了败仗贬了官,罗通也有战功的,后因贪污淫乱受到弹劾,所以当了个很没有名分官方的官,叫什么,叫河伯所大使,那是个流外官,没有品级,主要工作干什么,主要工作是收渔税。关键时刻不拘一格嘛。另外,派韩青守紫荆关,升任大同副总兵;郭登已经在大同了,把他升为总兵,提高作战积极性,给个官帽,让他积极作战。  

  经过这一系列的部署,京师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于谦是国防部长,又这么善于调兵遣将,他是不是武官出身呢?是不是行伍出身,当然不是。在明代,兵部是完全的文官机构,这一点类似美国的国防部长。封建时代的军队,其实都不是国家的军队,都是皇帝的私兵。因而皇帝对掌兵的将军不得不处处提防,从制度上限制他们,免得发生变乱。兵部有调兵权,但没有统兵权。统兵是谁的责任?是五军都督府的责任。他们可以统兵,但又无法调兵。你要想把一支部队从这儿调到那儿,从哪儿调到这儿,不行,就这样互相制衡。明代武将的地位也远远低于文官。兵部尚书是正二品,但即便是从一品的总兵,你到兵部办理公务,对尚书还要行跪拜之礼,不能马虎。

 (4)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保卫京师。于谦奏请皇帝,将城外的百姓全部撤进城内,令工部加紧打造盔甲武器,分遣诸将防守九门。石亨建议坚壁清野,全军撤进城内,避其锋芒。于谦不同意。他说这样会对敌人示弱,人家都打到京师了,你还不跟他打,助长他们的气焰。他命令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划定防区,列阵迎敌,正面野战,严防死守。

  于谦举荐罗通,他确实没看错。我们都知道有个话本小说《罗通扫北》,说罗通是唐朝将军罗成的儿子。但这个罗通是虚构的,没有这个人。于谦举荐的罗通是个真人,真是个历史人物,有这个人,而且他在居庸关,还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战例。那就是什么,以冰助阵。

  农历十月已是隆冬。居庸关外有多冷,去过的人都知道,蒙古骑兵往来穿梭,气焰嚣张,攻击一波接一波。怎么守城呢?主将罗通得费一番脑筋。这时候也巧,一个军卒进来给他们送水,水滴到地上,不一会儿就结冰。这光溜溜的冰突然给罗通了灵感。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全军将士干一件事,干吗,朝城墙上泼水。这样一来,整个关城的城墙,都罩了厚厚的一层冰甲。第二天,蒙古再度发起攻击,结果不但城墙光溜溜的,城墙跟前也都是冰,人上去摔跤,马上去打滑,你劲再大,使不出来,攻了七天,居庸关依旧岿然不动。去过居庸关长城的人都知道,那地方有个表忠祠,实际上那就是罗通庙。需要有一点说明的是什么,罗通他也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也不是武将。他的名将身份完全是血与火的锻炼结果,跟于谦一样。

  罗通守住了居庸关,但是韩青没能守住紫荆关。敌众我寡,韩青首先战死。有个副将守备都御史孙祥率部继续抵抗,可是也先在叛徒的指引下,从小路攻进南关城,孙祥也战死了。也先的大队人马,随即通过紫荆关,打到了北京城下。

  此时于谦早有部署:右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这样大家都有职掌,每个人都有职掌,于谦是总司令,你是不是该稳坐中军帐看看公文?当然不是。他不这么干,他把将兵部事务交给副手,自己跟石亨一起带领副总兵范广和武兴在德胜门列阵,准备跟也先刀对刀枪对枪,正儿八经干上一仗。你要知道在他们身后可不是支援,城门紧闭,没有后路的。一句话,整个二环都是部队,不堵车也得堵马,也先不是骑兵多吗,让你骑兵过不去,就不给你过。

  大战当前,纪律为先。怎么样激励士气激发他们死战精神,于谦申明军法:“将领先退者,杀;部队先退,后队就地斩杀前面的逃兵。”逃跑肯定死,只能死战求生。本来呢,也先以为自己挟持着皇帝,肯定是势如破竹。可到了北京一看,明军已经严阵以待。没办法,他就按照英宗身边已经当了叛徒太监的主意,要求明朝派人把英宗迎回去,同时还开出条件,索要很多财物。说白了,就是绑架勒索,我绑了皇帝这个肉票,这个肉票很值钱,这不是一般的肉票,你要给我很多赎金。

  (5)也先开出的价码,是万万文的赎金,于谦的回答是万万不能。他只答应给也先赏赐,说你把皇帝送回来了,多少有点功劳,赏赐你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缎二百匹。这个条件也先不接受,于谦断然拒绝议和。也先没办法,只得开战。

  十月十一,京师保卫战正式打响。也先先派少量部队窥视明军在德胜门的部署,准备大举进攻。于谦已经料到这一点,一边诱敌,一边设伏,都埋伏好了,准备好了。等瓦剌的主力开进来,开始进攻的时候,埋伏出来了,埋伏在哪儿?前面不是老百姓都撤进城内了吗,空了很多民房,现在民房又住人了,住的伏兵。副总兵范广率领着部队躲在房子里头,突然以火器发起反攻,也先手下两个大将,包括他弟弟弟中炮毙命,打死了。

  也先一看于谦在德胜门外严防死守,无机可乘,没办法,那咱换个地儿,及熊瞎子掰苞米,改掰别的,掰哪儿?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兵死战,石亨也分兵援助,打了很久很激烈,瓦剌也占不到便宜,只好再后撤,再掰别的苞米,哪儿呢?彰仪门,副总兵武兴率军抵挡,他与都督王敬的部队一起联合作战,又挡住了他们的攻势。瓦剌一看还是打不赢,那就撤吧。这时候敌人一撤,明军开始争功了,敌人退了我们追击,捞点战利品,争功,这时候阵形混乱,这时候武兴中流矢阵亡,射箭,敌人射箭把他射死了。可是当时瓦剌他们已无力反击,他们士气也没有了,无力反击了,开始撤,等撤到土城的时候,王竑来了,这个王竑是谁,王竑就是啃马顺,把马顺的脑袋当猪头啃的那个人,他率援兵又来了,别看这个人不会打架,他能打仗。

  也先不得不继续后撤,就这样,两军在北京城外相持五天。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先感觉大势已去,他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陆续开到,唯恐归路被切断,回家很远,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你切断了,回不去了,没办法,他就挟持着英宗,从良乡向西而去。退了,跑了,于谦这时候指挥各路人马持续追击,一直追出关外,这才凯旋回京。

  (6)于谦一介文人,成功导演了北京保卫战。保住了京师,就等于保卫了国家。战后论功行赏,明景帝加封于谦为少保,这是非常重的官位,仍总管军务。于谦说,敌人都打到京师来了,哪还有脸邀功请赏呢!所以坚请辞去加赏,但皇帝不同意,一定要赏赐。于谦继续收拾这个烂摊子。

  明朝京师被蒙古包围,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一百多年以后公元1550年,蒙古另外一个部落,再度包围京师,当时朝政由权奸严嵩把持。他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严令不许出战,这样一个好处不会打败仗,不打就不会打败仗,不用承担责任,所谓“虏饱自去”。什么意思呢,反正他们是游牧民族,抢饱了抢多了抢够了,他们自然就会滚蛋。这个口径,和后面鸦片战争中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和他像,当时面对侵略军,叶名琛也创造了一个战法,后面有人这样讥讽他,说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误国,严嵩也误国。严嵩误国的直接结果是断送了当时的兵部尚书叫丁汝夔,事后丁汝夔当了替罪羊被杀了。

  严嵩和叶名琛跟于谦一样,都是文人出身,但关键时刻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于谦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将帅风范俨然。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不仅仅限于战场上的死活拼杀。军事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往往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没有这么严格的界限。虽然也先已经被击退了,但双方的斗智斗勇还没有结束,于谦的将帅职责还在推进,毕竟皇帝明英宗还在人家手上。

  也先过去经常拿明英宗为武器,拿他说事。怎么弄呢?大军开到城下不攻城,让士兵叫门,招呼守将出来,口称皇上有旨,出来接驾,开门接驾。这一招很损,很阴毒。直接进攻,明军的回答肯定是弓箭肯定是火炮,但现在皇上在人家手上,皇上叫门,你开不开?开,敌军蜂拥而入,不开的话,万一哪天皇上回来继续坐朝,继续坐金銮殿,哥们,你脑袋往哪儿搁呢,你脑袋还要不要呢?

  像这类计谋都出自太监喜宁手里。喜宁是谁,喜宁当时他已经叛变了,明朝,他是皇帝身边的太监,连汉奸都算不上,因为他是女真的俘虏,二鬼子,喜宁就是这样的人。也先攻破紫荆关也是喜宁出的主意,怎么办呢?这个人得除掉,留着是个祸害,祸害太大,于谦就使用反间计,抓住喜宁酷刑处死,还包括另外一个叛徒叫小田儿。

  把他这两个臂膀一斩断,明英宗在也先手上就成了烫手的山芋,用没法儿用,烫手,丢又不好丢,怎么办?只得把他送回来。这时候还要不要他?明景帝朱祁钰说实话他真不想再见他哥哥朱祁镇。他对于谦、王直等人发牢骚,当初可是你们非要我干的,你们非把我抬出来的,可不是我主动抢的。于谦很明白皇帝的意思,对他说大位已定,难道还能再更改吗?迎回太上皇是出于道义。万一也先不是诚心的,咱们不就有话说了嘛。明景帝一听,知道他们的底线,还是拥护我,好好,那把他迎回来,听你的。

  于谦拥立的这位明景帝,在历史上不算多么有名。关于他最有名的词汇,我们都知道,叫什么,叫景泰蓝。景泰就是他继位后使用的年号,前后用了八年。

 (7)明英宗回到皇宫后,立即被软禁。他居住的南宫,围墙特意加高,形同监狱。加上当俘虏的岁月,他总计失去了九年自由。这就是任用小人的代价。不过他到底还是熬过了弟弟。明景帝病重期间,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明英宗复辟,次日于谦便被逮捕下狱。明英宗念及于谦有功,并不想处死于谦。怎么办?

  在皇位跟前,忠臣的忠心总是一钱不值。那就杀吧。牺牲品嘛。杀掉于谦,明英宗下令将王振招魂赐葬,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历史真有讽刺意义,真能讽刺人。

  于谦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性格。他这个人能力非常强。他当兵部尚书的时候,全国都不太平,北边蒙古在闹事,南方呢,福建邓茂七、浙江的叶宗留、广东的黄萧养,都是聚众立国,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蜂拥而起都不太平,都有事。这前前后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一手谋划。按说战局瞬息万变,但于谦他总是口述奏章,口头下命令,下属接受成命以后,写下来以后,发现都符合实际,都有可操作性。这时候大家往往都相互对视,感佩惊讶于长官的才干。这个人不仅仅是总司令,他还能当好参谋长。

  才干突出的人,往往性格也很突出。于谦性格刚直,一尘不染,眼里揉不得沙子。《石灰吟》已是明证,那就是个例子。他看不起皇亲国戚庸碌之辈,碰到不平的事不如意的事,便抚胸自叹:我这一腔热血,真不知道洒在何处。你是热血,别人都是冷血吗?你热血无处抛洒,不是说四周一团漆黑吗?这样只能处处树敌。都是坏蛋,就你一个人好,那你就是大家的敌人,皇帝很信任他,明景帝很信任他,大事小事凡事牵扯到人事,当然人事全是大事,皇帝总要征求于谦的意见。就这样很多人求官不如意,不可能大家都如意,不如意的人这个账就记到于谦头上。比如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徐有贞。徐有贞是谁,就是前面说过的主张迁都的那个徐珵,后面改名了。景泰年间他治河有功,想当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托于谦跟皇帝说,皇帝记得,说这个徐珵这家伙不就是当初主张迁都那个人吗,这个人怎么能当国子监祭酒,怎么能当教育部长呢?不行,没答应,徐有贞结果就迁怒于于谦,他认为这是于谦没有使劲,或者在使反劲在使别子。

  我们可以想象,于谦必然有独断专行的一面。这在所难免,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往往不得不这样。因为效率与公平或者民主是矛盾的,经常有矛盾。很多人都弹劾过于谦,其中包括谁,竟然还包括罗通。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于谦举荐他,升为兵部员外郎、坚守居庸关的那位名将。罗通弹劾于谦等人滥功,说是德胜门外不知道杀了多少敌人,竟然有六万六千人升官。这个数字当然有误,有水分,这个数字不确切。于谦他上奏反驳说,升官的只有石亨部下有功的一万九千八百人,另外就是三千多阵亡者。

  于谦贪功吗?他不贪功,也不贪财,这也有可能也是他的死因所在。石亨记恨于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德胜门打赢以后,石亨功劳不及于谦,但因此封侯了,心中不安,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官场上流行这样的美事,投桃报李,官官相为。但于谦不干。他说:“国家多事,臣子不该顾及私人恩情。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发现提拔寒微人才、低级将领,却偏偏举荐臣的儿子,舆论会怎么看?臣极力推托却仍侥幸得官,不是少保不想干吗,我决不敢让儿子滥冒功劳。”我儿子坚决不能升官。

  于谦这话,就完全不讲官场规则,让石亨下不来台,你想石亨能高兴吗,我好心好意举荐你儿子,你给我来这一套。

  一个廉洁的将帅之才,仅仅因为性格棱角过于有锋芒而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独裁体制内的逆淘汰结果。当一种体制丧失自净能力的时候,也就是他灭亡的时候。明朝便是活生生的标本。 

  好了,先讲到这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好了,先讲到这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有网友提问说“土木之变”明军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我注意到各种史料有记载的比较矛盾。

  这个问题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土木之变”明军的具体损失主要在于他出击兵力的总数,关于这一点最早的详细记载是刘定之的《否泰录》,那上边说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嘉靖以后很多史家沿袭这个说法。谈迁写《国榷》的时候特意强调官军私属有部分,清人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以下不再提及私属,就直接说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然而《英宗实录》它没有提及详细数字,只是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刘定之的《否泰录》他采自耳闻目见,估计当时明军有号称五十万之举,就是号称我有五十万人。就像曹操南下的时候,南下赤壁,我号称水陆八十三万。但刘定之也是《英宗实录》的副总裁,《否泰录》成于景泰年间,《英宗实录》修成稍晚,《实录》上不采用五十万的说法足以说明一件事,就是土木之变十余年以后,人们已经怀疑当时有五十万大军的说法。当时出动的明军是在京的五军营、神机营和三千营,外加必备的亲军,三大营的规模,永乐时期有四十万,此后的具体数目没有明确记载。根据史料推算总数应该有三十万。

  有网友问修齐治平是古代诗人的标准理想,文人从征为这些诗人理想实现提供了别样的风采和直接的通道。那么从总体上看,文人从征指挥作战的效果如何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要承认专业有分工,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历史上最经典的战例绝大多数还是由将军创造的,文人的确只是其中的点缀,像虞允文的采石矶大捷是极个别的例子于谦也都是极个别的例子,只能这样看,不可能比将军打得还好。要那样的话,国家还养将军干吗呢。

  有网友问,古代文人能否从征往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宋明两代文人从军很多,应该与朝政时局有关吧?这是否与朝代的政治特点有关呢,比如宋代是否与文人政治有关?

  人,我们都知道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任何一个人他无法脱离当时的大环境,这是必然的。这个网友提出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有问其实也有回答,他说得很对,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宋代,我们知道皇帝是黄袍加身,搞兵变上来的,所以对武将是格外警惕、格外限制。他怎么限制呢?武将俸禄很高,你比如说节度使,节度使如果没有别的衔,只是单纯的节度使是从二品,宰相是正一品。这个节度使他的工资收入是宰相的好几倍,这个钱是什么钱,这个钱实际上让他做奴才的钱。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地位很低,地位比文官很低,这就是我给你的经济补偿。所以说总体来说,像这个惯例清朝、明朝也都是奉行的,也都这样,历史确实是这么回事。

  好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要讲谁呢?我们要讲这个人更有传奇色彩,怎么有传奇色彩呢?这个人是个哲学家,是个病人,他自己说是个废人,已经废了,结果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历史,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就是他匆忙纠集起来一些乌合之众就平定了谁的叛乱呢,平定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叛乱,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明朝的王守仁,王守仁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但是大家一定知道王阳明,他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主角。

  好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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