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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革，山东招远人，1964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农学系，1988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1996年进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8年留所工作至今。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农史》编委。 出版学术专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该书入选国家社科文库，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在《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农史》《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多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摘 要 五代以后，江南水网的水流经历经了多次大变动。围绕太湖溢流出水环境的变迁，古人在实践中有丰富的“活水周流”经验。五代时期的塘浦圩田水利体系，使太湖以东形成全局式的活水周流形势。宋代以后，吴江长桥的修建和大量小水体的开发，使整体性的周流受阻。通过官方疏浚和治理，仍存在活水周流的局部环境。明代黄浦江承担主要的出水水流以后，活水周流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治水者试图通过管理干支互动恢复局部活水周流，解决死水化和旱田化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浦河与望虞河作为太湖入江通道缩短了水流的廻流路线，联圩体系取代了圩外河的自流。在现代工业化发展的情况下，封闭的圩田与水网促进了死水化和污水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代的活水周流，有益于水环境质量的提高。 活水周流，是一种维持水质与生态系统的水循环形式方式。生物的生长，作物的灌溉，园林的维持，污染的治理，皆赖活水周流。古代水利重活水周流，活水周流是灌溉的目的，也是手段，周流本身就是动力条件。现代的闸坝和现机电排灌体系使用以后，古代的水流周流技术大多时不被使用，随着水污染的增加，活水周流又有了一定的意义。太湖东部的江南地区有活水周流的历史经验，有必要进行总结。从环境变迁的角度上看，太湖和太湖以东的对轭状的冈身促成了活水周流，太湖稳定的水流供给使水流不断地周流于低地，形成溢流出海的格局，使江南地区成为理想的稻作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基本上没有类似的水流和稻作区，大多数的河从高到低流动，惠及的稻作区域只限于主干河流周边。古代江南的溢流区遍及苏松杭嘉湖地区，这一地区成为宋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古代水利专家和官方政府长期以来关注这一地区的圩田水利，有许多活水周流经验。本文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江南河网活水周流的条件，为太湖地区水利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五代时期的水流一体化 五代时期的江南形成了一套活水周流的塘浦圩田水利体系。太湖出水进入低地圩田网络，低地圩田网络排水入吴淞江，低地排涝与冈身高地呈排灌一体化状态。见图1。  图1.五代时期圩田体系的活水周流 这种活水周流需要高度的国家集权管理。五代时期的整体的水流、水网与闸坝，都在国家体制下呈整体化、有序化格局。塘浦圩田的设计体现国家文化的意志。钱氏政权按照古代井田制下的水利模式进行经营。朱长文用《周礼》中的模板评价吴淞江两岸的水系与农田。“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以泾均水”是仿《周礼》“稻人”条而成。“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钱氏政权致力于这种井田景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梦溪笔谈》谈到至和塘修建时需要的人工。“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篨（粗竹席）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篨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旧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这样的取土规模，这样的经营水流，非一般小农之家可以成功。 郏亶讲了低地与高地的水流一体化状态，一体化形成大面积的活水周流，太湖东部普遍在水利上受惠。当时河道间隔是五里、十里。“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为一横塘。”苏州低田地区也是这样：“五里而为一纵浦，七里为一横塘。”冈身之地与低地有水位差：“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至七八尺”，距低地的距离为：“远于积水之处四五十里至百余里”。塘浦深阔：“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之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纵浦通于吴淞江，横塘分水势而棋布之，以此形成周流水流。当时的人直接多开通道入海，但当时的人强调环流入吴淞江，为使水流周流，惠及更大的稻作区域。“古人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捍之流。故塘浦因而阔深，水亦因之而流耳”。深阔塘浦，溢流水势使低地水流导向吴淞江和冈身高地。“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髙，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低地与高地互通，冈身得到灌溉。 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堽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非专为阔深其塘浦，以决低田之积水也。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堽门、斗门以潴蓄之。是虽大旱之岁，堽阜之地皆可耕以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地常获丰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 整体化水流不单为低地排水服务，也利于高地灌溉。这一水流布局因朝代更替受到影响，由于后期水利管理的松驰，一体化水流局面难以维持。“至钱氏有国，而尚有撩清指挥之名者，此其遗法也。洎乎年祀绵远，古法隳坏。其水田之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泾浜起源是安船沟。“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及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为所陈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是也。说为谓浜者，安船沟也。泾既小，是[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瀼水底之下，沿有民家阶甃之遗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入宋以后，政权一统，地方上不再需要这么强势的统一管理，河道和湖泊的统一管理相应废驰。农民自行侵堤形成水体停舟，堤防自行崩溃。“或因决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而苏州低田，一抹尽为白水。其间中有堤岸，亦皆狭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岁，常、润、杭、秀之田，及苏州冈阜之田，并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见。而苏州水田，幸得一熟耳。”水环境遭到破坏后，大水时冈身得益，低地成灾；旱灾时冈身成灾，低田只得一熟之利。塘浦体系崩溃以后，塘浦分出小泾，以泾为核心的局部水环境在形成，小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在常熟塘一带，郏亶看到塘浦破坏后的泾浜分化。苏州齐门到常熟县的常熟塘一百多里，东岸有泾二十一条，郏亶认为这是相当于五代塘浦圩田时期一级塘浦的泾。“是以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之迹也，但目今并皆狭小，非大段塘浦。盖古人之横塘隳坏，而百姓侵占，及擅开私浜，相杂于其间。即臣所谓某家泾、某家泾之类是也。” 郏亶根据水流速度推知大圩崩溃后活水周流格局的消失。“民田既容于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水流湍急才可使河道不淤，水流流速变低，自成淤积，破坏周流局面。“臣伏睹昨来议狭汴河者，诏汴河阔处，水面散漫，不至深抉，故汴河淤淀。今苏州水面，动连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黄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治水者难以恢复一体化的水文格局，只疏浚河道以求排泄积水。郏认为五代以后的治水者不知早期宽大塘浦以求活水周流的意义，只会开河排水，不顾及活水周流，不顾及圩岸。“后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谓低田、高田之所以阔深其塘浦者，皆欲决泄积水也。更不计量其远近，相视其高下，一例择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数条以决水。其余差小者，更不浚治。及兴工役，动费国家三五十万贯石，而大塘、大浦终不能决水，其余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开浚也。”郏亶曾试图去掉泾浜体系，恢复宽大的塘浦。在苏州低地地区，“罢去其某家泾、某家浜之类。五里、七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流通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必趋于江。”他根据当时的遗迹发现，开列了二百六十五条主干的河道。宋王朝当时正兴水利，以为亶议可行，他受到了地方势力的威胁，兴役失败。 二、宋以后局部的活水周流 宋代的水流速度与以前相比大幅度降低，流速低则淤积强，淤积强则水流分割。郏亶欲图恢复旧制，使塘浦之水注吴淞江，目的是为了吴淞江水流速度加速，以此形成主干河道的水流对东部潮水的优势。“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由于圩岸崩坏，整体水文不像以前那样均衡。“始由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于海者，则海潮不应，沿于江者，又因水田堤防隳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冈门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为旱地。每至四五月间，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冈阜之田以乾坼矣。”低地无水流动力驱动，高田也得水，水速变低引起淤积，淤积反过来加强了河道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流速，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江南治水者认同郏亶的活水周流理论，由于大范围活水周流难行，他们追求一种局部的活水周流以收小区域之利。 吴淞江是太湖出水的主干道，主干河道不畅，水患则严重。北宋王朝为了江南运河的畅通，在太湖水出口处修了吴江长桥，这是主干河道的淤积，正是这处水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整个区域更大的变化。关键点位的水流减慢和淤积加强，引起了全局性变化。“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长桥的落淤使岸东形成沙涨之村，吴淞江下游也相对淤塞。“盖以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荡涤沙泥。”发展的结果造成运河以东地区产生大面积淤塞，淤塞减少了水体联贯性，削弱了活水周流。单锷建议将部分长堤再改为千桥，加大过水面积。“今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处之斗门、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诱民以筑田围。”吴江长桥形成后，官方的管理也加剧了原有活水周流系统发生了变化。郏亶的儿子郏侨言： 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支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唯长兴中一遭水耳。暨纳土之后，至于今日，其患方剧。盖由端拱中，转运使信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初则故道犹存，尚可寻绎。今则去古既久，莫知其利。 淤积加强，吴淞江不通，水流循环进入局部状态。郏亶儿子郏侨言：“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径入于海。支分派别，自三十余浦北入吴郡界内。”不能径入海的局面，有助于局部的水流周流，淤积加强，水流分割，活水周流也会削弱。在盐铁塘一带，水流形成局部通流。“盖沿江北岸三十余浦，唯盐铁一塘，可直泄水北入扬子江外，其余皆连接于江、湖、瀼，合而为一，非徒无益，为害大矣。”那些依附于江、湖和瀼而自成体系的水流，或因没有出水通道，而无法周流，形成危害。 北宋时期，湖泊水体多，水灾时也有出水通道。南宋时期，大规模移民进入江南，将小水体进一步开发成圩田，水体联通性降低，周流条件削弱，活水周流规模也相对减少。 有司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利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按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湖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而为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己困民，皆不复问。 坝田的水坝却将水道与河网局域化，缩小了活水周流的规模。官方不断拆坝拆围。乾道二年(1166年)，吏部侍郎陈之茂言：“比年以来，泄水之道既多堙塞，重以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中下田畴，易成泛溢，岁岁为言，害民力重困。数年之后，凡潴为陂泽尽变为阡陌，而水患恐不止今日也。”庆元二年(1196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尽管开发程度加强，宋代水网与圩田景观仍呈现出一定程度有序和美丽。部分官圩植树界，美丽如画。“绍兴三十年，张少卿初为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圩岸，官给牛种，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云。”这是河网区道河的生态廊道建设。 宋末元初，吴淞江进一步淤塞，当地人置栅阻河，保卫村庄，木桥与水洞被“坝塞”。官方曾任民间封闭河道，“各自钉塞，地分河港”。水网封闭，活水周流自被减弱。自吴淞江下游到吴江县一带，水流缓慢，淤积加强，水网分割严重。“近年以来渐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尝究其淤塞之因，盖为闭塞住吴江、平望沿太湖河道口子，无太湖急流下淀山湖，而淀山湖东向与潮相接，先自东向积淤潮泥，渐为富豪围占，变其湖为田地。由是二浦与湖相去渐远，而注泄亦迟，不能冲海浑潮，此即淤塞之因也。”吴江长桥一带以前是土堤，经常崩溃，可以缓解水流的不通。至正石塘修成以后，淤塞大规模地在运河西部形成，东太湖沿岸形成大量湖田与圩田。官方于吴淞江下游疏而又淤，淤而又疏，旱涝频繁。在嘉湖地区，湖边也有大量的围田。 今郡境东南乡分，延袤百里，田旧有围塍岸，岁修崇固，悉为上腴，亩直十金。西北诸乡，接近山溪，春夏水易暴长，向年悉为湖泊。畎亩荒芜，十岁九潦，今渐复起塍围，岁亦有收矣。旧谚云：“诸郡旱，我有岸；诸郡熟，我无谷。”今不然也。然西北之田，终以地势高下不齐，水骤长而易退，多病干隘，非东南乡比也。 西北之田与东南之田水流长期不相通，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湖州东南部，围田多在宋代形成。东南乡为低乡腹地，碟形洼地集中，水流相隔严重。有旱情时，高地先有感应，嘉兴运河杉青闸有蓄水及防旱涝的作用。元时天时，连水源都成问题，“今岁天时久晴，上乡河道浅涩，(水)势退减，幸得下乡河水通流于运河，接济舟楫通行”运河水源成问题，正可见水流的断流和分割之严重程度。 明初，夏原吉连范家浜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南跄口入海，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道的基本格局。黄浦江主流在冈身地区河道变成南北顺直，南部低地水流直泄黄浦，不再长距离地洄流至吴淞江中段，洄流距离缩短，周流相对减弱。况钟在黄浦江主流形成后三十年左右就开始拆大圩，况钟认为分圩益于个体小农分段排水，客观上是因为水归黄浦后不需要大圩抬高水位之故。吴淞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圩外水流可以直泄黄浦，黄浦江负担了太湖流域80%的泄水量。治水者不必导水至吴淞江，圩岸也没必要高厚以引流，为排水戽水之便，大圩被拆成小圩。宣德年间的苏州知府况钟认为苏州七县“每圩多则六七千亩，少则三四千亩。四围高筑圩岸，圩内各分岸塍。遇有旱涝，傍河车戽。递年多被圩内人民于各处泾河萳取淤泥浇雍田亩，以致傍河田地渐积高阜，旱涝不堪车戽。傍河高田数少，略得成熟；中间低洼数多，全没无收。似此民难，如蒙准言，乞敕大臣该部计议，行移本府，差落治农官员踏勘，但有此等大圩田地，分作小圩，各以五百亩为率。圩旁深浚泾河，坚筑夹岸，通接外河，以便车戽。”水归黄浦江以后，吴淞江两岸圩田难以上水，出现旱象。吴淞江下游水流弱而益加淤塞，部分水流北入刘家港，“淀湖支流北注吴淞江，从刘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河存一线，而下流壅塞，其水逆趋夏驾浦，亦从刘家港入海，之东北会于娄。夫水势顺则疾，疾则浑泥并行。逆则缓，缓则浑泥停滞。故昆山之东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华亭之北隅，昔日之沃壤，今皆硗确莫耕。”许多治水者呼吁恢复吴淞江出水干道地位，使昆山嘉定一带的“不耕之地，可复种矣”。但大势已定，无法更改。这种出水格局只以少量塘浦为主干，偏重排水，泾浜网络体系的充水效应萎缩。吴淞江中下游的规模等同塘浦，两岸淤积的高地使纵浦难注吴淞江，旱象严重。 吴淞江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经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里间，支流数百，引以灌溉，自顷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长桥以东，上流之水犹驶。迨夏驾口至安亭，过嘉定、清浦之境，中间不绝如线。是以两县之田与安亭连界者，无不荒。以三区言之：吴淞江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之旱，沟浍生尘，嗷嗷待尽而已。 吴淞江周边水网相隔断才酿成旱灾。“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亩，岁苦旱矣。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逐谓江之通塞，无关利害，今则既见之矣。”低地地区的水流不经吴淞江而直接东南流入黄浦江，旱情才成。许多治水者提出支枝配合以促局部活水周流。利用乡村社会体制，深浚支河水系，官方治干治，乡村治支流，达到干枝畅流。治水往往只疏通干河了事，枝河不治，干河也会很快便淤，干河淤积进一步连带整个地区出现死水化和旱田化现象。为使水流周流，金藻认为应从小水系出发。“预与民约，某月至某县，某月至某乡，一月三周，一年三遍，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风雨不易期。大约省视一年二年，围岸可成；三年四年，沟洫可深；五年六年，浦渎可通；七年八年，三江可入；至九年，闸窦可完，石堤可备”。一般治水者只关注干河疏水，注重眼前利益，而良好水利生态之维持，需要官方与民间按有序规章行事。干河由国家完成，次级河道由乡村治理。“枝河工费轻省，悉资民力，无烦官帑，而枝河之通流，全藉大河为之源委，如枝叶有本干也。”积涝之年疏导水势时，先导泾浜。“泾港之设，有公有私，今则并通舟辑，分利水道。旱则引其水以溉田，潦则决田之水以入泾港，泄诸江湖浦塘使归之于海，其利于农田，最为切要。故凡紧要围田水道，通行开浚，使稍深阔，即取其所开之土以修岸塍，如是则田间之积水可引入泾港，泾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决水可疾趋于江海”。 耿橘对干枝关系有精到之论：“凡田附干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盖河有枝干，譬之树焉，千百枝皆附一干而生，是干为重矣；然敷叶、开花、结子功在于枝，不可忽也，彼枝河切近坵圩，灌溉之益，所关非细。若浚干河而不浚枝河，则枝河反高，水势难以逆上，而干河两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经之多田，反成荒弃”。他通过治理干枝，实现常熟地区的活水周流，在冈身地区实现了太湖清水灌溉。当时出太湖的水流水质，远远高于江水水质。常熟上游受太湖清水影响，下游受江潮的影响，有感江潮和感海潮的河流。感海潮之区域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感江潮河流影响虽然较轻，也出现了盐碱化现象。福山港“受东来直注之水，到江最易，宜与白茆称亚，其旁多良田，顷者渐瘠卤不堪矣。”只有引太湖清水有益。“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息之停；江水浑，灌田田瘦，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之时则冺然矣。乃正北、西北一带小民第知有江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浚深各河，取湖水无穷之利。第计略通江口，待命于潮水之来，当潮水之来也，各为小坝以流之。朔望汛大水盛，则争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则坐而待之。曾不思县南一带享湖水之利者，无日无夜无时而不可灌其田也。”沿江之民以小坝引江水，水流循环的范围太小，引太湖清流，范围加大，稻作才有果效。耿橘通过修圩在泾浜和末端水系打通水流。“围外依形，连搭筑岸，围内随势，一体开河”。干、枝同时兴工，“俟干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毕，随于各枝河口筑一小坝，俟小坝成，然后决大坝而放湖水，其工有次第焉”。决大坝放湖水，将大区域的湖水进入原小坝区域的水流环境中，以此完成了更大区域的活水周流。 治水者往往也种植水生植物固堤护岸，水生植物可以固堤，也可以使水质清洁。宋代官方有护堤茭葑。动乱时骑兵牧马，使菰草遭到破坏。“田之所恃以拒水者，以堤堤之。所恃以杀水者，以茭。尝见江东圩埂髙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视之。并驱其上，犹有余地。至水发时，髙浪奔突，虽有如城之堤，数十百围一夕皆破。其有茭葑外䕶者，往往独存。盖其纷披摇曳，与水周旋而不与之忤，比其及岸，已如强弩之末。狂怒尽霁，茭之能殺水如此。崑山附田，故皆有茭葑。近歲騎軍就牧，斬刈殆盡。明年陳根復茁，芽叶已微，而牧者又至矣。”水灾时圩岸危险。“欲为救灾捍患之术，其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种茭。今之塍岸，率去水二三尺，人单行犹侧足，其上坎坷断裂，累累如蹲羊伏兔。”古代堤岸种茭形成的生态廊道，随着乡人对公共设施的关心程度降低而遭到破坏。 活水周流的弱化，死水化程度提高，不单引起农业旱涝无常，血吸虫病情也会因此而大流行。20世纪下半叶的调查表明，江南水网区的钉螺主要是河网型。松江县、嘉定和青浦县无湖泊型病螺，全是水网型，青浦县有许多沼泽湖泊，亦无湖泊型钉螺分布。吴县与吴江有一定的湖沼型分布，主要仍是水网型病螺。长期以来，水网的水流缓慢或停滞，水位变化不大，杂草丛生，钉螺密度和钉螺阳性率较高。长三角水网区的钉螺与水网长期以来的缓流和死水化有明显的相关。 三、现代水网的影响 1949年以后在排水方面取得了成效，特别是望虞河和太浦河的形成，太湖排水的难度已经大大减小。这两河的成功排水改变了水流动态。早期的太湖清水可以溢流灌溉高地，水流受潮水淤浅地形的阻挡后，不直接排入长江，向南流入阳澄湖等淀泖地区，最后归黄浦江。望虞河修成后，水流直接入江，大大缩短了水流的廻流距离，不能使水流在低地地区有更多周流的时间。太浦河也是如此。1958年开挖太浦河以前，吴江县境内的杭嘉湖来水经运河调蓄后散入东部的湖荡地区达淀山湖和泖河，然后入黄浦江东流归海。开挖太浦河以后，相当一部分水流通过太浦江则直泄黄浦江出海，大大缩短了洄路，活水周流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太湖中部吴淞江和淀山湖周边地区的河网得不到大量的充水，整体的水流状态更容易形成干枯，江南也更容易形成干旱的水文环境，经典特色的江南进一步减少。 集体化以后，联圩、现代化闸坝和机电排灌体系开始广泛地被建立起来。联圩使水流发生重大改变。明清时期的圩外水流是干枝周流，干枝河即是圩外河。联圩以后，大量的圩外河变成圩内河，水流在灌溉时畅通，一般情况下被控制，圩内河流既使有水也是死水化的，活水周流被大大限制。联圩堵塞支河，堵支并流，水路限于圩外，在防洪方面，形成更为缩短的防洪控制线，这对防洪有明显的效果。整治后的江南水乡被统一规格化，水流顺直，不再弯曲，顺直快速，洄流大减，排水快，死水化的程度也高。洪涝和干旱大大减弱，活水周流也大大减少，在乡镇工业和现代化肥料和除草剂投入大大强化的情况下，水系末节的污染和富营养化大大增加，水质下降，水污染增加。 集体化时期，河道整治和土地平整发展到极致水平。1958年，苏州专区都在学习常熟的干河取泥经验，长期没有动的河道也被清理了。“连前清咸丰三年，乾隆六年和太平天国以前从未开过的河道都翻了身。”在吴江，平整化特色取代了传统景观的高高低低。传统的地貎有坟山、土墩、沟潭等，土地规模也甚小。“封建田岸千百条，小农经济几分田”。整田以后，30－40亩一连片，方向南北，呈井字形。昆山县城北公社同心大队有13只圩，整地前的地貎状态是：“田形畸形不正，土地高低不平，墩、潭、溇、塘，田块大小不一，水沟另乱无章，弯曲堵塞。”传统田块地貎特征多种多样，富有弯曲，高低不平。“田岸多、潭塘多、坟墩多、田角多、死角多、荒废多、受涝多”。这个村将原来600多块平均3.8亩左右的田块调整为190多块12亩地块的方正田，减少田岸400多条，填平浅潭10个，荒塘320个。形成了“五化”——田块方正化，排灌渠系化，劣土良田化，种植成片化，田间机道化。“直看成条，横看成排，岸直似浅，渠道干支纵横，块块能灌；水沟有纲有网，条条通河，旱涝无忧，土地面貎，焕然一新”。土地面貎一换，原有的江南特色也被抹杀了，变成了清一色方块田。在松江县华阳桥乡，1958年的要求是：“成片地至少在1000亩以上，且要求地形端正，一般成长方形。”填了许多小河浜。“对大涨泾、官绍塘等10大河港需要疏浚以利灌溉和用水；其他支河小港，其对机耕不利而工程较小的，1959年内予以填平，工程较大的，以后逐年填平。”太仓县太星大队原有海塘，有潮水，有低地与高地。集体化时期整修大、中、小圩堤，建造水闸。1964年暴雨时，“严格做到内河与外河，河和田，高田与低田三分开，先排低，后排高，先紧后缓。”在嘉兴圩荡田区，原来是一个个圩头，四周环河，外河水位常与圩内田面相平。通过整修圩埂，用打坝方法封堵圩与圩之间的河道，原来小圩成大圩。大圩规模在1000亩左右。圩与圩之间的河成了圩内河。 在常熟，明末的耿橘曾想并圩，他只是用一些坝将圩外河并联，圩岸与河道没有改变。在任阳一带，他准备将七浦塘以南的42只小圩合并成一圩，见图2。1949年，这一区有任有、黄米二圩。1954年，官方将任有、黄米两圩合为一圩。1958年，这里开始有第一座电力排灌站，以后有套闸建设。1956年和1957年，县里“实行大熟大包围，小熟小包围，圩内分级控制、预降水位，水车除涝。”在唐市区，原来“圩田活络口，大水不至，坝口不堵，无法预降。”这种情况其实保持着活水周流的局面，为了预降水位，进入汛期后则封坝口，实行区域治理，在圩口建套闸的同时联圩并圩。原来圩与圩之间的河流被统一控制。1961－1967年，大量兴建圩口闸、分级闸、排灌站。1968年－1973年，因为外河减少，影响泄洪，又调整规模，一些圩又一分为二。  图2.耿橘时任阳一带的联圩规划。  图3. 20世纪50年代的圩田形势。 在常熟沿海地区的感潮区，清代仍引江水灌溉，截河作坝。在盐铁塘和萝卜泾一带，清代筑了四大坝八小坝以蓄潮灌溉。播种时筑设，收获后开除，但常有人掘坝，或抢水，或通航。这种引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水流封闭。1958年，官方以浚河为主，分片治理，建设港闸，蓄水包围，建设固定的灌区，机电灌溉，还有二级河网，高河高蓄。在这种环境下，水网中水流的联通性很差。“沿江联圩并涵，封堵部分小港。”建成了更大规模的望虞闸、浒浦闸和更多其次级规模的闸，同时将小港全部封堵，原来的水流自然循环被打破。在蓄水建包围时，人为地抬高了滨江地区的灌溉水位，进一步扩展江水灌溉区的面积，不像耿橘时那样重引太湖清水。与此同时，也大量地兴建涵洞，水系的水流多被控制。与此同时，水利河网化，农田规格化。  图4.青浦县练塘乡林家草村改圩前的圩田与河道图。  图5.青浦县练塘乡林家草村改圩后的地形图。 在青浦，圩田的形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图4与图5的河道与圩田形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自然形成的圩田，到人工化的圩田，地表形态完全地被格式化。1949年以前全县有自由的圩田2195个，小则几十亩，大则几百亩，形状各异，高低参差。这种状态被评价为“堤防岸线长，标准低。”联圩以后，建设圩136只。联圩形成的格式化圩区，使原来圩田之间的自由水流被控制。当时的格式化主要是得益于闸坝的兴起，联圩后的大圩称为包围，包围可以“挡洪水于‘包围’之外，结合电灌工程建设，设置排藻结合机口，以排除‘包围’内的积涝，并控制内河水位，提高除涝治渍能力。”当时要求对洪水要挡得住，这就是大圩外圩的洪水统一控制线，圩内水要排得出，低地水位要降得下，农作物要灌得好，同时要求河、沟、渠、田、林、路、闸、站、桥等九种地面景观统一化。要求土地平整，格田成方，绿树成荫，车船畅通。 吴江是低洼易涝地带，那里的圩岸长期以来在要求高厚，但个体的圩田并不大。1949年以前，全县有鱼鳞圩2948个，除了少数大圩以外，大多数圩子的面积为300－400亩不等，圩田外即是有自由水流动的圩外河。联圩以后，形成许多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大圩，发展到1984年，全县有联圩119个，万亩以上的联圩达24个。圩内河网建设的重点是圩内建立起排涝系统，形成十字中心河，一般每隔500米有中心河道一条，与圩外河的相接地点建闸，中心河水流被闸坝控制。暴雨前可以预降水位，排水入圩，增加蓄洪面积，平时的灌溉则是按闸的开启被节制。这时的水流，根本不会像以前那样自由流动。 总之，联圩后的大圩外河道不在排灌时期放水，一大片水域的河流不会像以前那样活水周流。尽管一些死水沟会被消除，统一化的圩内河道会在一定的条件形成更严重的死水化。大面积的死水化和污染化在集体化时期不太严重，到工业大发展时代，死水化和污染化便会大量发生。联圩后的河道与圩田不像传统江南那样的溢流水文生态，更像一种其他地区都有的自高向低的灌溉体系。尽管几个干河仍然从低处向高处排水，大量局部水流在封闭的大联圩中进行一种从高到低的机电灌溉。洪涝或降水量超出一般情况时，机电抽水即可解决问题。这种状态与五代时期大圩体系不一样，当时的排灌基本上靠高圩岸引起的自流状态形成灌溉动力，整个水网是开放的，只在吴淞江口有部分闸。现在基本上不需要高圩岸，基本上以动力机械解决灌溉。圩田水流其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环境下，水乡的地貎也在许多方面像其他地区一样，其他地区的稻作灌溉基本上由高向低的灌溉体系。圩外河快速排水，圩内河常处干枯滞水状态，活水周流状态远不如古代。 四、小结 五代以后的江南水网的水流经过多次大变动。五代大圩体制崩溃是第一次水流变化，宋代吴江长桥修建引起的变化是第二次，南宋大量小水体被开发成圩田是第三次，明初水归黄浦为第四次，20世纪50年代开太浦河与望虞河是第五次，集体化联圩与机电灌溉是第六次。每一次都造成活水周流的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道路和工业的发展，集体化时代的简单化有序结构被破坏，水系更难形成一体化的周流状态。尽管机电灌溉解决了用水问题，由于污染越来越大，江南水环境难以新的历史难题。近代上海的城建消除了大量的泾浜体系，将水流集中在少数河道，这使得现代上海建设的水环境与景观建设受到大大的影响。长三角这种对轭状的冈身和溢流局面，是天造地设的生态系统，古人因势利导，形成塘浦圩田的水网水文系统和稻作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产生的污染，也应该从这个系统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因为生态系统有自稳定能力。现代长三角特色乡镇体系建设和水污染治理，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古代的水利经验，在一定程度恢复活水周流，由此改善水质和生态廊道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典江南的特色。 在技术方面，可以采取四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借鉴古代溢流格局的形成，加强引江济太的强度，引长江长入太湖，提高太湖水位，加强东部区的活动周流的动力，减少太湖蓝绿藻暴发的危险。传统时期，江南地区太湖水流较江水为清，现代工业时代的污染已经须引江济太以度过水污染的危机，这是江南内河河网水生态恶化的一个标志。二是对太浦河和望虞河进行缓流和流方改变的调控，加长洄流距离，给活水周流以机会。太浦河和望虞河对江南水网的直泄作用非常明显，欲加强活水周流，需减少此二江直通长江或黄浦江之水流量，将更多的散流扩散至低地水网区。不单要调整这两条主要干河的水流方向，也调整其他圩外河道的水流，将水流的流速相对地调低，更多地形成活水周流。第三，在低地河网地区，可以相应地拆开联圩，恢复部分独立小圩，加高各个小圩的圩岸。更多地开放闸坝体系，各圩之间处于活水周流的状态。由于江南的传统圩田大多已经被改造，但仍有一定接近传统水利设施的圩田体系，对这种圩田，特别是湖田区的许多带有桑基鱼塘性质的小圩，代表着中国传统高水平水利生态的一种文化遗产，应该有规模地保护或有规模地重新建，可以直接地恢复古代的小范围的活水周流，也可以形成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遗产景观。第四，应在活水周流的核心枢杻地区种植水生植物，净化水网。借鉴古代圩岸建设和水生植物种植的经验，建设合理的生态廊道。第五，在行政方面，借鉴古代的塘长制度，使现代化的河长制与湖长制更加地方化和生态化，形成小区域生态治水模式。传统的塘长与圩长体制使官方与乡绅在水网体系中各司其职，水流周流而不被人为阻塞。五代时的大圩体制得益于吴越政权的管理强化，当时有军队负责撩浅。明清时期的局部活水周流的圩田治理也是在孙峻与耿橘这样的治水者和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下完成的。现代的河长制度，必须渗入到乡村，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以此维护现代化的水网下的干枝共治，活水周流。 唐末和宋代的江南水网支持了江南古典古代的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文明却是在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经营的衰退出现了大衰退，但近代的乡村景观仍有传统江南风光的影子。最近60年多年来水网改变，古典江南风光几乎消失殆尽。活水周流的恢复，有益于水乡特色的重建。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信息来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4期全文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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