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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篆刻，始于元代的缪贞（仲素），所谓得虞集和赵文敏公（即赵孟頫）“不传之妙”。是元朱文的最早传承者。明代有王亮、戈汕等，以戈汕为最佳，工元朱文，以古文入印，传世佳作如“朝阳鸣凤”（图1），有边款“癸未（1583年）戈汕作”。是常熟道光时学者赵允怀家明代七世祖物，距吴门派文彭（1498~1573年）死后仅十年，对元朱文的创作已有所发展。 清初，虞山印坛先后以沈和（石民）、林皋（鹤田）、王瑾（亦怀）三足鼎立。沈和宗法吴门，林皋和王瑾崇尚元朱文，尤以林皋为最著。 林皋（1657~1726年以后），字鹤田、鹤巅，更字学恬、学憩。在他的自用印中，别号很多，有大林、虞山一叟、石梅老人等，曾客居扬州十年，又称“二十四桥客”。室名有“宝砚斋”、“凝翠堂”、“红豆山房”、“前江后山书房”等称谓。其先世在北宋嘉祐以前从福建莆田迁居常熟。自嘉祐六年（1061年）历政和、宣和，至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84年间，先后有林卨、林闶、林孝、林友（表臣），祖孙四代入科为进士。因此，他刻有“四世祖孙进士”（图2）印，是书香门第，十分自豪。自小“生于虞山”（图3），由于爱好篆刻，锐意考古，“凡《许氏说文》、《书学正韵》、《广金石韵府》等书，无不殚精竭智，穷搜极辨”。16岁时就携着自刻印拓的印谱去请教常熟的著名学者钱陆灿（湘灵）先生。深得钱先生的赞许，许以“晚年第一印友”，并为他的印谱写了第一篇《序》。 在林皋的自用印中有“家在子游阙里”（图4）（白文）、“子游里人”（图5）（元朱文），“子游”即春秋时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常熟人。“阙里”是常熟城区地处西门的“角里”。另一方“家在仲雍山下”(图6)印，仲雍，即虞仲，《史记》和《论语》中，均有记载。仲雍卒后葬于海隅山东麓，山因此改名虞山。此外有《林皋印谱》一册本首页书版刻有“琴川林皋鹤田氏篆”字样，琴川是常熟城区旧有七条琴川河得名，成为虞山镇别名，说明林皋籍贯常熟是无可怀疑的。 汪启淑（1728~1800年）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续印人传·丁敬传》中说：“两浙久沿林鹤田派，钝丁力挽颓风。”对当时林鹤田派风靡两浙（浙东、浙西两行政区）颇有微词。也说明在乾隆年间，林鹤田的印风极盛，简称“林派”。在浙派丁敬（1695~1765年）成名之前。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东维县郭伟绩辑《松筠桐荫馆印谱》中，收有沈和、林皋、王瑾等印多方，在印谱《序》中，以常熟地域之名称之谓“虞山派”。是“虞山派”一词在常熟篆刻地方史中的初见。三人中尤以林皋为最著，所谓“以林皋为领袖的虞山派”（庞士龙说）。所以，林皋是虞山印派宗师，也是后人对前贤艺术成就的尊称，距林皋之卒已52年。 虞山派篆刻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元朱文的传承和发展。据常熟博物馆收藏的五种林鹤田《宝砚斋印谱》，于2002年10月，由上海书店综合出版的《林皋印谱》统计，共载印拓达1847方，这在明清篆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其生前所作何止这些，如林皋为常熟蒋廷锡家所作的多字大印“堂名拱璧，惟书是宝，无意无必，随得随校，惟蒋氏子孙，永以为好”（图7）。此印在台湾,《林皋印谱》未载。在清代早期能把元朱文刻得这么圆美流畅，线条熟练挺劲，布置疏密、繁简尤为得当，致非容易。传世名作如，“杏花春雨江南”（图8）、“晴窗一日几回看”（图9）等印，其灵秀之气，二百数十年来，流传不息，人见人爱。 林皋生于清顺治十四年乙酉（1657年），活跃于乾隆年间的公卿士林中，不愿做官，自侃“身居城市，意在山林”，“迂疏自笑难随俗”，以篆刻书画终身。曾随常熟学者钱陆灿（湘灵）号圆沙先生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30余年，晚年回到常熟约70岁左右。其有方多字白文印“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图10）。8公分见方，有边款：“雍正丙午鹤田作。”即雍正四年（1726年），可能是林皋生前的最后一方作品。这方白文，有切刀痕，线条拙朴，刀口没有以前那般光洁，字形结体扁方，横竖笔画出锋处稍方，与过去刻白文的竖画出锋较锐很不一致，排列字距亦较紧密，全无过去那种疏朗之气。有“老大意转拙”的艺术思想。但在元朱文印中，如晚号“山外山樵”（图11）、“白首归来种万松”（图12）等印，线条圆转，疏密自然则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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