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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琛阔边朱文大篆印，在他之前的浙派印人之中，并不多见。西泠六家之中， 阔边朱文印多为少字数的仿秦印式，文字更加接近小篆字形。少有多字大篆式，这是因为清代嘉、道金石学兴盛，篆刻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学习钟鼎彝器文字，或许是因为陈豫钟、陈鸿寿二位先贤寿柞较短，并未有太多钟鼎彝器文字尝试入印的印作， 而赵之琛则生逢其时一一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即命赵之琛参与摹写 书中彝器文字。 阮元当时大大改变了从帖学扩展至碑学学书取法方式，而当时年龄刚书中彝器文字。阮元当时大大改变了从帖学扩展至碑学学书取法方式，而当时年龄刚 刚二十二的赵之琛在其门下，在历时三年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过程中，有缘接触到了大量的古器拓本。正是这段经历，赵之琛在书法上才有了有别于其他浙派诸家的金文大篆书风。冯继耀《印学管见》曾言：“印欲古，非字画残缺之谓也，多见钟鼎款识及碑版，则结字自然古朴。”由书及印，赵之琛篆刻“求古”即体现在他的用篆上。 赵之琛以类似金文的书风入印，创作了大量阔边朱文大篆印，如“宝彝斋”、“永受嘉福”、“小田秘玩”等。这些作品追求“古趣”，并遵循着以古为新的创新方式。 他在“虞”字长方亚形框白文印边款中就说“此拟商器款识，篆是印时颇饶古趣”， “有古趣”正是他的创作取向。赵之琛的这类印“印文引用之规范，镌刻技法之精严，在浙派印人中是很罕见的。” 以字数的多寡，我们可以将赵之琛的阔边朱文大篆印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较为工整的少字印，这类印径取三晋阔边朱文，而边款多称“仿秦印”。这 也是当时印坛普遍的现象一一明清印人边款所称的“仿秦印”，因个人的认知而有所 不同，常有篆刻家视“古銶”为“秦印”，亦有将“秦系印”视为“汉印”者，系因 当时出土资料有限，对于印制分域的研宄，无法严谨地深入考证，导致一般金石学家 与印人对秦印认知上尚未能细加区分，因此造成认知上的出入。这是由于时代所限， 亦无伤大雅，为论述方便，下文不作纠正。 在赵之琛之前，这一类阔边朱文己经有浙派先贤进行尝试，但其规模与篆法之应 用都不甚成熟，大多为偶一为之的尝试。就笔者所见，西冷前四家所刻阔边朱文印有: 丁敬刻“南叙子”印（如图1)、“卫叔”、“宝山人”等，蒋仁刻“小壑山人” (图2)、“雪峰”，黄易刻“小坡”（图3)、“松屏”、“苏门”、“鹤渚 生”等。从为数不多的这类印例来看，前四家的阔边朱文尚属初期浙派的印式探索作品。特点是篆法一律具有趋于工整一致， 但大多依然属于小篆范畴。相比较而言，黄易的阔边朱文印数量较多。 此一类印最大特点就是“工整”，赵之琛曾言：“秦人印工整者，皆银章，盖银入土不烂也。”这表明赵之琛在印宗秦汉上的细致入微，他善于把握不同材质的古印 的特征。赵之琛有着大量“工整”的“秦印”作品（即少字阔边朱文印），又可细分 为无界格（图4)和有界格（图5)两类。 在赵之琛的两字印中，类似上图所示的阔边朱文样式者占了很高的比例。因为他的作品留传很多，就不免给人以似曾相识，雷同机械之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作品也是继承浙派基础上而有所创新。与丁敬、黄易的阔边朱文印相比，赵之琛所作篆 法更偏近金文大篆，这固然应该归功于他曾参与摹写《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经历。 在“万运”印边款中说“仿秦印，工整中贵有古横之气。”他的二字阔边朱文印，多 有在二字中加以类似于秦印的界格，可看作是以秦白文印与三晋系朱文印在章法上相 融合的实践，这样的印式，在赵之琛之前的浙派印人作品中是未曾见过的。有界格的两字阔边朱文印，两字字形大都细长且相对独立难以穿插。赵之琛则通过借鉴秦印界格的处理方法使两字章法更趋统一后世的徐三庚、王福庵等浙派印人也有此类作品， 显然是受到赵之琛影响。 赵之琛更具创新性的是另一类阔边大篆多字印。如“永受嘉福”、“高颂禾稿山”、 “孝敬忠信为吉德”等（图6)，其用篆接近古玺大篆。多字间章法的处理更为不易，而赵之琛这类印颇为可观，与少字印的均衡工整相比较来看，这一类作品则更显 灵动活泼，结体大小参差。 韩天衡有云：“赵之琛此路篆刻章法谨严端正，巧中求变， 刀法挺劲俏丽，印边端方古厚，呈现出精熟、巧思与秀美，己成为浙派古玺大篆印创 作的经典模式，被近代唐醉石、王福庵传承赓续，风韵犹存。” 篆刻创作与学习篆字密不可分，且须博古，方能随心所欲的创新变化而不踰矩。 其章法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与白文印高度统一，以方笔为主另一种则多用圆曲笔，章法充分表现出朱文印活泼灵动的特色。 这两类章法的浙派朱文印中，与白文印高度统一的一类用篆接近于汉朱文印，其篆法方正，讲求布局匀整。这两类朱文印，赵之琛都有大量的创作。而他更具创新性的阔边大篆多字印在章法上则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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