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梁启超的智识人格

梁启超

梁启超24岁即名满天下，主编《时务报》，主张维新变法。在时人眼中，他是英雄一般的人物。梁启超可贵的一点是，他既认同中国文化本位，又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而这个本位与开放，在他的父子关系中表达得最为充分。

为人父：并综新旧的平衡智慧

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读梁启超，是因为面临着相同的文化问题——传统和现代，中与西。

以婚姻恋爱为例，梁启超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恋的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并综新旧、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办法：“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这样父母既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尽了责任，又尊重了子女个人的情感意愿。梁启超不禁自鸣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

梁启超对于“礼”是维护的，和“打倒孔家店”的“五四一代”不同。他认为“礼”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秩序，按“礼”行事，才能名正言顺、使人各安本分、各行其是。

梁启超为儿子梁思成的婚姻费尽了心血，其中随处可见他对于“礼”的重视。极庄重的订婚仪式、十分贵重的聘礼、婚礼必由长姊主持，在“官署”加拿大总领事馆内举行，取其庄严……这位细心的父亲甚至想到“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礼”的庄重繁琐以保证婚姻的庄严稳固，不以性情的变易、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离，其基础甚至建立在“人格”之上——人格关乎士人最高的学问，乃是安身立命之所，与此相比，一言不合或是一时好恶，简直不值一提。

为长者：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

梁、林在美留学一年多后，林徽因忽遭丧父之痛。梁启超以他通达、强健的人生观影响她、教诲她：“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小挫折正是磨炼德性的好机会”。在梁启超看来，如果人格得以锻炼，便会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不改其乐。此种境界下困苦非但不会造成精神上的苦恼，还会使人“在困苦中求快活”；有了这样的境界，人生才会通达快乐，不会受牵制于一时的利害、荣辱、得失，而能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1937年后，在流亡西南的10年岁月中，无论是面对飞机的轰炸、死神的擦肩而过还是窘迫的生活、如影随形的疾病，梁思成总保持着乐观开朗，鼓励着卧床不起的“迷人的病妻”，用灰质化了的脊柱支撑着日益艰难困顿的生活。家中实在无钱可用，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服，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而就在李庄他们那竹篾抹灰、四面透风、鼠虫遍地的家中，他们开始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如果没有父亲梁启超早年督促提醒他于忧患困顿中磨炼德性意志，很难想象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身穿铁马甲、忍受钻心疼痛，还能够坚持野外调查和绘图写作，而终有所完成。

生命精神：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

当人的品性磨炼至较高的境界，生命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梁启超自述：“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1926年3月，梁任公因尿血症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坏死，决定手术切除，而医院的刘瑞恒博士却误切了好的一侧肾。术后发现，徐志摩愤慨地主张起诉，并在报上批判此事。梁启超竟决定不抗议，他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开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为抗议哉！”他顾虑当时西医本被大多数人怀疑，若抗议国人更要因噎废食。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启超竟能做到淡然而有几分幽默，足见其人格境界的高超。

此后的两年，他不断出入于协和医院，靠一页病肾，他的身体没有康复，却仍著述不止，时刻不忘“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1929年1月19日，这位中国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长逝，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