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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应该全盘西化。这一说，实在不合历史情实。中国文化绵历四千年，可大可久之成绩，早已客观显著。 人类历史演进，本非直线地上升或降落，而常循波浪式的曲线进行。若把中西双方历史进程统体比看，有时中国光辉上进，西方暗淡堕落；有时西方光辉上进，中国黯淡堕落。我们不该横切这短短的两百年，来衡量双方全过程，而说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便该全盘接受西方化。 其次，“文化”与“文明”不同，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生命的。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模仿；文化则须自本自根，从自己内部生命中培植生长。如电影，机械、摄制、放映种种属于物质技巧方面的是文明；编剧、导演、表演等是文学艺术，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之内心流露，两者间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急速学到西方人拍摄电影的技术，但在剧本内容、演员表情方面，不仅中国的文学艺术精神与西方不同，即就西方论，英、美、法、德诸邦，也各有风格，各有精采，谁也学不像谁。 电影是小事，尚属如此。若谓中国人只要钞袭西方一部宪法，便是政治西化；钞袭西方一套学校章程，便是教育西化，那得如此般省力？ 若使中国也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夕之北方蛮族般，自身本无甚深的文化基础，只凭自己精力来接受外面文化陶冶，这比较尚简单；然亦得经历西方中古时期一段悠长时间之演变，才有近代西方文化之光釆发越。 不幸近代中国人，早已不是一蛮族，排去旧的，接纳新的，不全是精力问题，还需要高度的理智。能疏解，能诱导，始可逐步转进。若今天般单凭短视的势利眼光，把中国的一笔抹杀，西方的盲目接受，那真谈何容易？ ——《文化学大义》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 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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