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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是一个“香蕉词”，它的含义自欧美引入。但是，“香蕉化”的“教育”已经在现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固化了，已经被当成想当然的标准了。这导致他们反而已经不知中国原本的“教化”为何物了。不但根本理解不了，反而大加贬抑和痛斥，说是落后、愚昧云云。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入主出奴”。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区分“教化”和“教育”，那就是“教化”教人要去做人，不要做物；而“教育”则相反，教人要去做物，不要去做人。 中国传统的“教化”观认为，人应该服从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应该服从内心之外的任何东西，按照内心之外的任何东西去生活。也只有符合自己内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只有按照自己内心去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内心就是人的本心、本性，就是心性。内心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叫外物，物。外物，物的概念，比现在物质的概念宽泛地多，不仅包括有形的具体之物，还包括事件，以及人心所构想，甚至虚构悬想出来的东西，譬如神、妖魔鬼怪、真理、客观规律。总之，被认为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外物、物。 “教化”观认为，人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主体，人的绝对独立就表现在内心的独立，即本心、本性的独立，心性的独立。之所以说人的心性独立是绝对的，因为心性独立是无条件的，与外在环境无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独立的。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实际上就是在说内心独立、心性独立是无条件的。说大丈夫是就大丈夫的内心、心性而言。在富贵的情况下，心性是独立的，在贫贱的情况下心性也是独立的。不能说只有富贵时，心性才可独立，贫贱时则不行；也不能说唯有贫贱时心性才可独立，富贵了则不可。心性独立不能因境遇的变富变穷而改变，也不能因遭遇暴力威胁与否而改变。总之，不能因外在条件的任何改变而改变。在孟子眼中，大丈夫才是真正的人。 说内心的独立、心性的独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并不是否认外在条件、外物世界的存在，恰恰相反，而是不仅承认外物的存在，而且还要对其有充分认识和真正理解。心性独立不是否定外物，企图维护心性的单方面存在，而是强调正确的心性-外物关系，即“心-物”关系。研究“心-物”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的内心如何正确面对外物世界，人与外物应该如何合理相处。 那么，心应该如何面对物？答案是“权”。心物之间保持一个“权”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合理的。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说，“执中无权，尤执一也”。“权”在孔孟思想中拥有最高地位，核心地位。孔孟之学就是“权学”。 权就是权变，随机应变，就是对发生变化的外物环境进行分析判断，然后选择正确的行动。所以，权应该包括两部分功能。一是对外物条件的分析判断，二是基于判断做出选择决定。 “权”不是随波逐流的，见风使舵的，唯利是图的，而是有原则和标准的，而且这些原则标准是正义的、善的。“权”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和标准去分析判断，去选择去行动，把这些原则和标准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 那么这些权的原则和标准有来自哪里？不是来自人的内心之外的任何权威，不是来自神，不是来自君王、圣人，也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本身、心性本身。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义内”。这一点是“香蕉化”的现代中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人的内心、心性不仅具备判断选择的功能，而且具备判断选择的善的原则和标准。权以及权的标准都是人心所本有的，生来就有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正确的权，就是基于正确判断的正确选择。衡量“权”的结果正确与否的概念是“中”。经过判断、权衡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就是“中”。“中”不是静态的两点之间的中间位置，而是动态的合乎、相合的意思，和权的原则、标准相合。河南人现在的日常用语还是“中不中”。 原则和标准就是“义”，就是“道”，“中”就是“中道”。“中道”就是合乎道，与道相合。“中庸”就是“用中”，就是让你的权，让你的判断和选择都是“中”的。只有明白了这些，你才可能理解孔子为何如此重视“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需要指出的是，《礼记》的《中庸》篇尽管继承了孔子重视“中庸”的思想，但是却把“中”字静态化了，甚至神秘化了，大大偏离孔子本义，大大偏离《易经》本义，误导后人两千多年，尤其是朱熹把它提升到“四书”地位之后，最终导致“中庸”的庸俗化，成了庸俗妥协的和事老。而实际上，《中庸》篇，甚至包括《大学》篇，都没有资格与《论语》、《孟子》并列。 “道”就是权的原则和标准，上面已指出，权的原则和标准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所以，“道”也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这样以来，“中道”就是“中心”，就是合乎心，与心相合。“中心”合起来就是“忠”，所以，“忠”的意思就是与心相合，与道相合。“如心”就是把别人之心当成自己之心，就是“中”别人之心。“如心”合起来就是恕。那么“忠恕”就是既然“中”自己之心，又中别人之心，就是“中”天下人之心，就是中天下之道。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明白曾子何以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教化观”认为外物世界有两个属性。一是，外物世界是永不停息地变化的。二是，外物世界的变化是有常的，稳定的，有序的，绝对善的。因为外物世界的变化是永不停息的，持续不断的，所以，人的“权”，人的判断选择也是永不停息的。这就是《易传》中所讲的“时中”，时时刻刻都要权，都要中。外物世界的有常、稳定、有序、善，最主要是体现在它能够生养万物，生养人类上，即《易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而且，外物世界的有常、稳定、有序、善都是“自然”的，即自然而然的，无需人的帮助干预的。注意，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也是个“香蕉词”，其含义来自欧美，其中国本义被排挤掉了。自然的现代意义，即欧美意义，是物质世界，其对立面是社会；而自然的中国本义则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本然、天然的状态，其对立面是人为、干预。 不仅外物世界的自然状态是善的，人的心性的自然状态也是善的。所以，自然拥有最高的价值等级，中国传统最崇尚的就是自然。崇尚自然就要顺应自然，不仅顺应外物世界的自然，也要顺应心性的自然。外物世界的自然秩序是通过人心的体认才显现的，也是本于人心的。故而顺应自然就集中在顺应心性的自然。顺应心性的自然就是顺应心性的自然之权，让心性自然地判断和自然地选择。 总之，人的内心是一个绝对的独立主体，不仅自然地拥有判断和选择能力，而且自然地具备判断和选择的原则标准。人的内心和外物世界的关系就是“权”的关系，判断选择的关系。人的判断选择是绝对独立的，而外物世界只是人心判断和选择的对象。 “教化”观在维护心性独立，倡导合理的“心-物”关系的同时，也在极力反对错误的“心-物”关系，反对人的物化。人不再保持判断和选择的独立性，不再把外物看成判断选择的对象，而是迷信和执着于某种外物。这样就偏离正确的“心-物”关系，就把物当成绝对主体了，人失去了独立的判断选择，而成为物的被动服从者，导致“人化物”，人成了物了，不再是人了。 二 在人心是主体，还是外物是主体上，在如何处理“心-物”关系上，源自欧美的现代“教育”观恰恰与中国传统的“教化”观相反。“教化”观所反对的，恰恰就是“教育”观所倡导的。 “教育”观认为，具备绝对主体地位的是外物，而不是人心、心性。人心是无法独立的，必须依赖依附于外物。“心-物”关系不是“权”的关系，而只能是“信”的关系。外物不是人心“权”的对象，判断选择的对象，而是“信”的对象。人不能过符合自己内心的生活，符合本心本性的生活，而只能过符合外物的生活，为外物所决定的生活。人生的意义不是发挥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是崇拜和追求外物。 所以，在“教化”观看来，“教育”观中的人都是物化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 “教育观”所信仰的外物主要有六个：科学、法律、制度、发展、艺术-体育、经济。科学信仰、法律信仰、制度信仰、发展信仰、艺术-体育信仰、经济信仰，是现代文明中的六大信仰、六大崇拜，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和基础。 科学、法律、制度、发展、艺术-体育、经济这六大外物在根本上都带有宗教意义，都带有“神性”，它们都是实存于人类之外的独立主体，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律，凌驾于人之上，决定和主宰着人类。人类必须信仰服从于它们，永不停息地追求它们。在他们面前，人类没有主体性可言，人心没有主体性可言，唯有信仰和追求它们。人类理想的生活就是与它们相符的生活，而非与自己内心相符合的生活。 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的“教化”观对外物、物的概念界定。外物，简称物，是人心之外的任何东西，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物体，也包括事件，更重要的，还包括一切人心所构想、臆想出来的东西，譬如，神、妖魔鬼怪、知识、真理等等。 事实上，“教化”观认为一切物都是经过人心“构想”的，没有不经过人心“构想”的“客观”之物、“纯粹”之物。即便是具体的有形之物，只要被人认识到其存在，一定是经过人心的“构想”的，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教化”观看来，整个世界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人心，另一个部分是经过人心“构想”的外物。外物并非与人心判然为二，而是一定都经过人心处理的，构想的。这就是“心物不二”的意思所在。 “心-物”之分与源自欧美的“主观-客观”、“唯心-唯物”之分截然不同。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唯心-唯物”，都没有意识到人心的主体性存在，都没有人心的位置，所讨论的都是物，而非心。 “主观-客观”之分是把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观之物，一部分是客观之物。主观之物，是人心的“构想”之物，而“客观”则是人心之外的，没有经过人心构想的“纯粹”之物，而且“客观”决定主观。所以，主观之物，客观之物都是中国“教化”观中的外物、物。只是欧美人天真地认为，有些外物是没有经过人心构想的，是客观的，他们是人类的决定者。实际上，“客观”本身就是人心的一个“构想”，而且是象“构想”上帝一样的虚构。 而“唯心”则是一个“香蕉词”（香蕉词第二节已讨论），现代的含义来自欧美，其中国本意则消失了。由于欧美人从未意识到人心的主体性存在，所以，在欧美的意识和文字中，从不存在中文“心”的东西，更不存在“唯心”的东西。当王阳明他们说“唯心”时，是在强调人心的主体性地位。而欧美的“唯心”则是在讨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者属性。无论你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者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实际上都是否定了人心的主体性地位，因为它一定被世界的本源和决定者所决定。所以，欧美的“唯心”与中国传统的“唯心”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东西。这种翻译错误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家”、“大师们”的肤浅无知所造成。 无论“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都是外物，而且都是虚构臆想的外物，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决定者，是“自然”（中国本意上的）的。 由于欧美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人心的独立性、主体性存在，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感，恐惧感。总觉的人心应该依赖于某种外物，总是恐惧于人心的自我独立。正是这种依赖和恐惧，促使他们虚构了种种外物，去信仰它们，让它们充当自己心灵的依靠。 在基督教时代，他们虚构了神、上帝。在所谓的近代哲学时代，他们虚构了种种非人格化的世界的本源和决定者，唯心的，唯物的，客观的。而在现代，他们则虚构了科学、法律、制度、发展、艺术-体育、经济这六大外物，来供人们信仰和依赖。 在欧美人看来，在“教育”观看来，欧美的现代文明与基督教的中世纪本质不同，现代文明是进步的、理性的、无神论的、无宗教迷信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教化”观看来，现代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依然是有神论的，依然存在严重的宗教迷信。 在欧美人看来，神都是人格化的，如果把人格化的属性去掉，神就不是神了，信仰它就不是迷信，而是理性了。而在中国传统的“教化”观看来，当你信仰任何外物时，当你把任何外物置于人的心性之上时，你都是在迷信，这种外物也都是“神”，和是否人格化无关。 所以，宗教时代的人格化的神是神，近代哲学时代非人格化形而上的实体也是神，现代社会的非人格化的科学、法律、制度、发展、艺术-体育、经济这六大外物也是神，是科学神、法律神、制度神、发展神、艺术-体育神、经济神。事实上，这三类神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下一节将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可以把科学神、法律神、制度神、发展神、艺术-体育神、经济神统称为“现代神”。所谓的现代文明，实际就是以这六大现代神为主神的现代多神教，简称“现代教”。科学神是级别最高的现代神，是群神之王。 现代教育就是对“现代教”信仰和传播，从根本上说，是宗教的、有神的、迷信的。“教育”的宗旨，不过是培养信仰、崇拜“现代神”的“现代教”教徒。学校大学是神学校神学院，所教授的各学科的“科学”知识都是教导如何信仰和追求“现代神”的“现代神学”。所谓的理论体系不过是神学体系。所谓的逻辑，不过是证明神存在的手段，接近神的手段，通神术。 三 有人会马上反驳，“科学”、“法律”、“制度”、“发展”、“艺术-体育”、“经济”固然都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东西，但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且对人很有用处很有价值，你怎么能说它们都是被现代欧美人“虚构”出来的神呢？ 科学研究可以提升人的知识水平，可以促进技术的发展；法律可以保障社会的良好秩序；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制度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自由市场的制度则可提高经济的效率；社会、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追求发展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和社会；艺术可以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体育则可以锻炼身体；经济的好处就不用说了，谁不喜欢钱和财富呢。 没错，这六者的确有真实存在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的确对人有用，价值很大。但是，除了这些真实有价值的成分外，这六者更包含着虚构的成分，这种虚构就是“神化”，或者“准神化”。就是虚幻地把它们看成是凌驾于人心之上的实存主体，认为人应该去信仰它们、服从它们、追求它们。 这种虚构，这种神化，是欧美人的固有传统，固有的思维习惯，也是整个“外中国文明”的固有传统，固有习惯。“外中国文明”就是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人类文明。 按是否实现心性独立，怎么处理“心-物”关系，整个人类文明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文明，实现了心性独立，把“心-物”关系看成是“权”的关系。心是“权”的主体，而物则是权的对象。心是主，物是仆。另一部分则是“外中国文明”，没有实现心性独立，把“心-物”关系看成是“信”的关系。物是神圣主体，心必须信仰服从于物。物是主，心是仆。 中国文明之所以实现了心性的独立，根源于中国人在文明之初，就观察、体悟到外物世界的独立。外物世界中万事万物都是独立的，都有一个本然、自然的状态。外物世界的运行尽管变化不息，但是却存在一个稳定的自然秩序。这个自然秩序对人而言是绝对善的，因此也是绝对可信赖的。这个自然秩序就是“天”，《易传》说，“天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自然秩序的根本属性就是生养，生养万物，生养人类。自然秩序是象父母一样的善，一样的可信赖。 当人绝对相信信赖于外物世界时，就会把注意力从外物世界移开，而转向人自身，只关心人的事。人的核心就是心性，这样心性独立就与外物世界的独立同步出现了。 心性独立出现的标志是《易经》的出现，这两者也是中国文明开始的起点。《易经》的成型时间惊人的古老，可以上溯至16000年前。这里不展开详细论证，可参看我以前有关《易经》的文章（微信公号：新心性主义）。 心性和自然是中国文明的一体两面。心性独立的前提是外物世界的独立。所谓独立，就是拥有自己本然的状态，并按这个本然状态存在和延续。外物世界和心性都是独立的，因为它们都拥有自己本然的状态，并按自己的本然状态存在和延续。这种本然的状态就是“自然”。 所以，独立和自然是等价的。心性是独立的就是心性是自然的。外物世界是独立的，就是外物世界是自然的。因此，“自然”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拥有最高的价值等级，也是中国文明认知心性和外物世界的基本态度、基本方法。当传统的中国人在观察体悟心性和外物世界时，就是设定它是自然的，并努力呈现它的自然状态。维持和保护心性和外物的自然状态，也是中国文明最高价值追求。 因此，中国文明在观察外物世界时，也是有构想的，这个构想就是“自然化”。这种“自然化”的构想是排斥任何虚构的，当然也会排斥神化，因为它的目的是呈现外物的本然、自然状态。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文“自然”一词是一个“香蕉词”（见第二节），它的含义来自欧美，指的是有形的物质世界。而它已消失的中国本义则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本然的状态。包括欧美文明在内的任何外中国文明都不存在中文本义上的“自然”。用“自然”来翻译英文“nature”是恶劣的翻译错误。 与中国文明相反，外中国文明在文明之初就未能实现心性独立，形成心性依赖，患上了心性依赖症。尽管从整个外中国文明发展史呈现出朝向心性独立不断“进步”的趋势，但至今依然没有真正摆脱心性依赖，包括形成于欧美的所谓的现代文明。 外中国文明之所以在文明之初无法实现心性独立，在于那时的他们无法象中国文明一样观察和体悟到外物世界的独立，无法体验到绝对善的、绝对可信赖的自然秩序。外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是多神教，通过研究多神教，可以得知他们无法体验到自然秩序的情况及原因。 多神教的起源地是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尤其是位于这个地带北部的现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多神教圣地，就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遗址，时间在11500多年前。综合其他资料，这个时间点可以当成多神教的起始时间，也是“外中国文明”的起始时间。多神教的繁荣却是在后来的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然后多神教再从这两个中心象其他地区传播，古波斯、古阿拉伯、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都属于多神教文明。甚至还传播到了中国，扰乱华夏文化，与黄帝展开大战的蚩尤，及其领导的九黎族，所信奉的也是多神教。 但是，古两河和古埃及之外的多神教都是边缘化的，失去了多神教的本真。甚至中晚期的古两河和古埃及多神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14世纪的一位埃及法老甚至发动了惊世骇俗的一神教改革。所以，只有研究古两河、古埃及的早期文明和深层文化，才能发现多神教的真相。 多神教的主要神都是“自然神”，即都是某个自然循环、生态循环的掌控者、负责人。譬如，太阳神负责太阳的循环运行，包括每天的日出日落，和每年的南北回归；植物神是植物每年生长循环的负责者；尼罗河神是尼罗河每年洪水循环的负责者等等。 然而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自然神”却都是无能神，他们履行自己职责的能力是缺乏的。太阳神并不能保障太阳的正常循环，太阳落下去后，太阳神并不能保障第二天太阳的正常升起！植物神也不能保障在冬季死去的植物来年能正常发芽！自然循环、生态循环的中断必然造成巨大灾难，回避这些灾难的出路是什么？是给这些神提供帮助，提升他们的能力，这就是多神教开发出繁杂的祭祀仪式的原因。在早期多神教中，对神的祭祀并非崇拜神，而是帮助神，这是祭祀的本义和真义。后来的人们把祭祀理解成与神的交易，甚至对神的贿赂，那是多神教的异化。 在多神教看来，连早上太阳的升起和春天植物的发芽这样的事都是不稳定的，不可信赖的，那么整个外物世界又怎么可能稳定，怎么可能值得信赖呢？外物世界又怎么可能自然独立地存在呢？又怎么能够体验到绝对善的、绝对可信赖的自然秩序呢？ 当感悟不到外物世界的独立和自然存在时，也感悟不到自己心性的独立和自然。于是，为消除恐惧，他们必须虚构，在外物世界的被后，还有掌控者，还有后台老板，神就这样产生了。他们必须依赖、依靠这些神，去实现外物世界的稳定有序。尽管，这些神也是无能的，但那没有关系，自己可以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又虚构出了繁杂的祭祀仪式。在多神教中，祭祀仪式甚至比神本身更重要，因为神本身并不能保障外物世界秩序的稳定，祭祀仪式才能。 多神教之后，尤其是公元前3500年之后，外西方文明阶段性地、周期性地发生宗教改革，新的宗教形态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神的主体性逐渐降低，人的主体性逐渐增强。但直至目前，真正的心性独立并没有实现，心性依赖依然存在。对外物的虚构依然存在，神依然存在。只是虚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理性化”。神的性质和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人格化的成分越来越少，直至为零，同时也越来越抽象。 主要的新宗教形态有：形成于公元前15世纪的犹太一神教、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理性教和稍晚一点的希腊理性教、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公元6世纪的伊斯兰教、公元17-19世纪的欧洲近代哲学及19世纪的现代文明。对这些新宗教形态更详细的讨论放在下半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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