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並不平直的直道

dandong819 2019-07-08

展开全文

那條並不平直的直道

——《秦直道》叢書出版感言

辛德勇

王子今先生主編的《秦直道》叢書，近日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囑咐我寫一點閱讀的感想。

這套叢書煌煌八大冊，由《秦直道與長城——秦的兩大軍事工程》、《秦直道走向與文化影響》、《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秦直道考察行紀》、《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秦直道與漢匈戰爭》、《秦直道線路與沿線遺存》、《秦直道研究論集》諸書構成，書名就顯示出這套叢書已經涵蓋了與秦直道相關的種種歷史問題，可謂洋洋大觀，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收穫，衹是一時間裏，是怎麼讀也讀不過來的。

反正也讀不過來，就乾脆暫時“束書不觀”，簡單談談我對秦直道的一點直觀印象，以示愿附叢書諸位作者之後繼續關注這一問題的心願和我對王子今先生以及諸位作者的敬意。

歷史文獻中有關秦直道的直接記載相當有限，而且最重要的內容，都集中在司馬遷的《史記》當中，其文字之簡，甚至可以用“寥寥數語”來形容。這種情況，表明了研究相關問題的困難程度和複雜性，也顯示出出版這套《秦直道》叢書的重要性以及王子今先生和叢書諸位作者所付出的積極努力。

我理解，研究秦直道問題的複雜性，主要是對這條道路經行地點的復原，因爲《史記》僅記載這條直道是南起雲陽甘泉宮，北抵黃河邊上的九原郡，在雲陽和九原之間到底具體經過了哪些地點，完全沒有提及（《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匈奴列傳》、《史記·蒙恬列傳》）。

爲對這條古道做出更加清晰一些的復原，近三四十年來，各方面學者便競相在相關地域從事考察和考古發掘工作，試圖通過歷史的遺跡，做出確定的解答，其成果，也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

過去我在《秦漢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收入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疆地理研究》）一文中曾經談到，就當時我所看到的情況而言，不管是對歷史文獻記載的分析，還是相關的野外考察和考古發掘成果，似乎仍不足以最終確定直道的具體走向。現在，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恐怕仍然存在很多困難。

具體的問題談不了，衹好空泛地講一講我對秦直道歷史意義的認識。

在《秦漢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這篇小文中，一開篇，我就寫道：“直道是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修築的一條重要戰略通道，用以連接都城咸陽與北部邊防前沿。直道對於鞏固和建設秦朝北方邊防地區的作用，猶如靈渠對於秦朝經營嶺南地區的作用一樣。”這是一種肯定的判斷，是完全站在秦朝一邊，或者說是完全站在維護中原漢族政權最大利益的立場上所講的話。若是轉換一個角度，站在第三者立場上重新審視這一問題，卻可以得出不同結論。

由此更進一步，讓我們站在人類正義的立場上，投以現代文明的眼光，則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與直道直接相連的這一段秦朝北部邊防線，本是秦始皇對外侵略擴張的產物。

始皇二十六年，秦這個經濟、文化都很落後的西鄙邊邦，在通過血腥的屠殺兼併崤山以東各個文明國家之後，“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從而“海內爲郡縣”，據有“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的遼闊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其中“並陰山至遼東”的北方邊界線，應該是連綴秦、趙、燕三國舊有的長城而成，而秦、趙、燕諸國這道北邊長城，本來就是這三個諸侯國向北開拓疆土的結果，而不是皇天上帝賜予華夏諸國使其“自古以來”就擁有的領地。

《史記·匈奴列傳》記其緣起云：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徃徃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所謂“冠帶”之國向北方侵略擴張的經過歷歷在目，司馬遷實錄其事，沒有任何曲筆諱飾。這些諸侯國北擴邊界的行爲，實質上和戰國時期中原列國之間攻城略地的吞併是沒有任何區別的，都是在依靠野蠻的武力來壓縮別人的生存空間，從而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吾等草野小民看來，秦始皇取得的地盤本來已經很大很大。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軒轅黃帝，神堯聖禹，以至殷高宗、周武王，孤家寡人君臨的天下，從來也沒有這麼廣，就像這位始皇帝在琅邪刻石中洋洋得意地講到的：“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看起來他也該心滿意足了吧！

可是趙家始皇帝的想法，顯然和百家姓中其他人家的人大不相同，而且他也絲毫不會體恤民情民意，關心的衹是自己的強國大夢，如同奉迎其意爭當鷹犬的李斯所講的那樣：“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史記·李斯列傳》）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秦始皇說：“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代，而羞與之侔。”（《史記·秦始皇本紀》）雖然這話主要應該是就其創製“皇帝”名號一事而言，但名與實兩相對應，循名責實，論其統治地域之廣，當然也是多多益善，地更廣，國更大，豈不更能彰顯他這位始皇帝超邁於三皇五帝的厲害？

所有人的行爲，都是源自他的心性。西漢的賈誼，說秦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過秦論》），這是對其心性的絕佳概括。既貪且鄙，還自以爲是，就能做出種種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荒唐事兒來。

從秦始皇二十六年，到秦始皇三十二年，身居咸陽城裏享用這一統江山剛剛六年，秦始皇就又興師動眾，爲自己開拓更多的疆土。在這一點上，後來的暴君，步其後塵者史不絕書，蓋貪鄙的本性使之而然，這本來並不奇怪，然而令人感到十分驚詫的是，秦始皇此舉，竟然是緣自江湖騙子編造的一條讖語。

當時有一位燕國故地的術士——盧生，受命安排人出海，爲始皇帝尋覓仙人不死之藥。這個使者航海歸來時，“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這裏所說的“圖書”，也就是一塊载錄有圖形和讖語的符牌，而“亡秦者胡也”，是說大秦帝國將被“胡”滅掉。這種“鬼神”之事，實在說不清、道不明，信則有，不信則無，而且模棱兩可，怎麼解釋都行。騙子們混吃混喝，古往今來都是一樣的把戲。窮得衹剩下手上一副鐐銬的草野小民，不僅家亡了無所謂，就是人亡了，也許還算的上是一種苦難的解脫。可這對於正醉心於皇帝威權之中的秦始皇來說，卻如五雷轟頂，一定要設法解除這道飛來的橫禍。

秦始皇把這個有可能滅亡秦國的“胡”，理解爲北邊塞外的“胡人”，也就是匈奴。關東六國之師都被他說滅就滅了，對匈奴同樣可以重施兵威；即使一時滅不掉，也可以把它趕得遠遠的。別讓匈奴攻入秦朝，趙家的江山社稷就不可能被它滅掉。

於是，秦始皇便指令蒙恬帶着三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跨過原秦、趙北邊長城，把那些匈奴人從他們一直放馬牧羊的地方遠遠驅趕開去。整個這場拓邊戰事，從秦始皇三十二年開始，持續到秦始皇三十三年纔正式結束。同時在始皇帝三十三年這一年，秦廷還發兵攻佔嶺南，設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匈奴列傳》）。這就說明蒙恬北擊匈奴的軍事行動，不止是破解“胡”禍而已，更深一層的因緣，還是秦始皇開疆拓土的野心。因爲衹有這樣，纔能讓他的國顯得更厲害。

就在這次開拓疆土的戰事結束之後的第二年，亦即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廷復徵發民夫，“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亦即開始興工修建所謂“直道”。《史記·匈奴列傳》述及此事，便徑謂之曰：“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這條直道的終點九原，正位於北方邊防線的前沿；其起點雲陽甘泉宮，則已有通道與都城咸陽緊密相連。不管是在時間的銜接上，還是空間的關聯上，都可以清楚看出，直道的修築，應是直接服務於秦朝新邊疆的開拓。如上所述，秦廷開拓邊疆的戰爭，本無正義可言，直道的興建，既然是服務於秦始皇的侵略戰爭，儘管其路面整修得較爲平直，可在道義上卻並不那麼平直順暢。不過，在另一方面，《史記·蒙恬列傳》記載說，修築直道的起因，是因爲“始皇欲游天下”，假若真的是這樣的話，也同樣是以秦朝新邊疆的開拓爲前提，而這也同樣是一項十分不義的行爲。

秦始皇興修直道的不義性，實際更多地體現在勞民傷財、虐使百姓這一點上。由於工程浩大，直至秦始皇去世，這條道路也沒有徹底完工（《史記·蒙恬列傳》）。《史記·李斯列傳》在闡述秦國覆亡的原因時講道：

（二世時）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原文此處作“直道馳道”，“馳道”二字實衍，今刪，我將另文考辨），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

顯而易見，這條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動工以來，一直未能最後竣事完工的直道，給秦之“黔首”亦即庶民百姓，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和困苦，並成爲導致嬴秦覆亡的一項重要原因。

負責這條道路施工的秦將蒙恬，在被二世皇帝逼迫自殺之前，“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乃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司馬遷針對他的感歎，做有如下一段論述：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史記·蒙恬列傳》）

“固輕百姓力矣”，這句話道出了太史公對民眾疾苦的深切關懷。今天，我們在評判所有歷史事件時，首先關注的，也應該是這一點，而如司馬遷所云，直道的興修正是秦廷漠視百姓之力的一項重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