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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学和中医学的交叉和融合 我述“系统医学”之论，主要是铨释本来就存在于传统中医药、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的无穷的极具复杂性系统群集的小道理，又以这小道理来解碼、来对付人们生命、疾病、医药这个客观存在的巨系统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系统学三论与传统中医药学，其实是血肉不可分离的整体。哪位好奇的医药学界高人，您试一试把东汉·张仲景说过的那十二个字：“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当头一棒，加上斧伐槌击，能把这十二个字砸个稀巴烂，都变成横、竖、撇、捺无数小线条，从此由人间消灭了么？这十二字医学箴言，圭臬，以及其中血肉相连的系统三论，真的就烟消云灭，永世不得翻身了么？唉，梦好做，行时难啊。 这十二字所代表的，就是：传统中医药学这个整体、这个“一”，既有物，也有场；既有形，又有神；既有逻辑，又有形象；既有器质，也有能量……，几千年传承至今，有待我们认真继承、研究和发展。 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中，有相当多的读来玄之又玄、似乎是唯心的文字议论。究其实，都是种种动态的巨系统、微系统运动过程的符号化、形象化，具有混沌性、整体性和规律性，同时具有不确定性、测不准性、局部或短时段的随机性，更具有模糊数理性。因为生命、人体、疾病……，各自都是极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循此道理而寻求、得到的医药诊治对策，就可能会多一些求真务实之意思，少一点含冤受屈的味道。 张仲景举出一种病例，来概述自在的系统，传变：“肝病传脾，当先实脾”之论。对业中医者，此事一点就透：肝木克土，其病反传脾土；然而按西方医学道理，则无此说：肝炎、肝硬化、肝血管病、脂肪肝、肝囊肿、肝癌……与脾胃何干？为什么、又怎么“先实脾”？ 其实，西方医学也并不是绝对地孤立、割裂人体、生命或疾病，“知肝病传脾，当先实脾”之说，并没有在西医课本中登载，但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来自情绪昏乱，即中医所谓之“肝郁”、“肝火”；而西医医生、医院频繁使用的“输液”、“打点滴”、“吊水”，无论输入的是生理盐水、葡萄糖、营养液还是药液，其相当部分，恰恰是恢复与维持病人体液、营养的相对平衡，并力求“对症”下药，广义而言，就是补脾胃正常进食、消化、吸收之不足，以求稳定病情。脏腑系统转化，又岂止肝病一端？ 张仲景论述“不治已病治未病”，着眼、入手在病人体内脏腑，在生命整体，是以例证来明理，并不限于肝脾传变一例。仔细读《伤寒论》，桂枝汤症、四逆汤证、麻黄汤证……其种种传变及其证治，就足以为例。而西医对付各种传染病，头一件大事，就是：“隔离”。请问，没有客观存在的系统传化规律与可能，要什么“隔离”呀？“隔离”，用于还未得传染病的人群，就是“治未病”的具体化。对此种种，脑筋正常的人，有什么拎不清的？ “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论，类似今日之“以预防为主”的箴言，来自千百年来人类的医药实践，足以证明人类的生命、疾病及其相应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极具系统性、复杂性、转化性。我用了英国·霍金已经阐述明确的“隔离法”，从优选的程序、“路线图”这个局部，反映了人类生命和疾病这种非线性系统群及其规律的本质与过程，一得之见耳。 这就是医学哲学；这就是临床医学实践过程中，对医学“哲学的贫困”之补充与拾遗。 西方医学理论和实践，承认若干疾病有并发症、继发症、转移病灶、预后……等等的存在和运动，这都是明显的系统渗透和转化的客观存在与变异。 这种承认，就是人类对生命与疾病系统传变规律的局部认知反映。 张仲景“肝病传脾，当先实脾”之论，述说了“已病”系统传病于“未病”的系统现象和规律，应当是他提炼并总结了其前千百年积累的医疗经验教训。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和道理，得来岂易？ 然而问题出来了：业中医者，大抵都知道五行传变，“母病传子”之论，肝病为什么不是首传被称为“其子”的心，“母病传子”，却反而传脾？ 肝病有多种。肝木克土，或母病传子，是五行传变之中，或生或克的两种状况；再上“乘”和“侮”，四种状况俱在。无论内邪外淫，致肝得病，大抵形成其邪实毒盛，或生或克，或“乘”或“侮”，其实是不一定的。其大体的规律或道理，是传其相关的、最弱的、“其气必虚”的脏腑系统，同时或继后，传给次弱的系统。 任何一脏得病，皆可能传其它四脏系统。除了弱势系统必然首先受强势系统侵入，欺凌、役使的系统学规律起作用以外，还有天时（季节、气候、温差、时辰、湿度等）、地利（污染、水土、饮食、生活等）等外系统群因素的介入和作用；加上病人自己的七情六欲、体质基础、疾病实际等内系统因素。在种种“可知”之中，还有测不准的、或不可知的复杂系统的运动和作用在。 极具复杂性的非线性系统群如此存在和运动，那么，用单一线性的医药实践，去处理，是不是就可能经常会出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失误？ 钱学森生前曾经要言不繁地说过：“极具复杂性的问题，只能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 他说得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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