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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书，由梅旸春担纲当时的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主持南京长江大桥设计并负责施工组织工作。 年轻时的梅旸春赴美国留学。回国后，作为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主要助手，参与修建了钱塘江大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 南京江面宽阔，水底岩层极其复杂，梅旸春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便是水下基础工程。世界各地都难以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而水下基础对一座桥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立桥之本。  朱海涛 中铁大桥局高级工程师 时任南京长江大桥技术人员 一座桥梁，70%靠水下基础，技术问题就是桥墩基础的问题。如果基础不稳定，靠不住，或者下沉，那整个桥就不行。 梅旸春查阅大量资料，赴南京长江实地调研，并邀请全国专家一起研讨，终于形成了基本思路。 武汉长江大桥水下基础使用的管桩直径是1.55米，而南京长江大桥的管桩直径要达到3米到3.6米。试验墩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适用于南京长江大桥的管桩。 中国武汉竖有一座管柱纪念碑，它与苏联专家西林有关。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在中国的大桥建设事业上，西林是有功劳的。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期间，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西林提出，把效率低、安全性差的“气压沉箱法”改为“大型管柱钻孔法”。 武汉长江大桥水下基础方案，最终改用“大型管柱钻孔法”，比原计划提前15个月竣工。西林到南京的时候，梅旸春正在为南京长江大桥1号墩沉井基础的施工，绞尽脑汁。 1号墩地处古河道深槽，采用了沉井技术，施工前预计下沉深度要逼近甚至超过世界纪录。可是，实际施工中，沉井下到一定深度就很难再继续下沉了。西林根据经验觉得沉井无法达到预期深度，并建议即刻改用大型管柱钻孔法。 梅旸春了解西林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他的不同意见十分重视，行事更为慎重，组织技术人员不断试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年过花甲又患有高血压的梅旸春，每天守在施工现场，常常拄拐行走。 那么管柱和沉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两个施工方法，哪一个更适合南京长江大桥呢？ 管柱法，是把许多根管柱建好，在上面修筑一个承台，就像把一大把筷子捆在一起，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然而，由于南京长江大桥水下淤泥很厚，江底岩层有很多破碎带，如果管柱下得太深，长度过大，就会引起桥墩顶端晃动过大，影响桥梁安全。 沉井法，相当于把管柱放在一个“杯子”中，再把“杯子”按到泥巴里去，到达基岩。这样受力合理，不容易下沉。 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计算，梅旸春认为，对南京长江大桥来说，沉井加管柱比单纯的管柱基础稳固得多。于是梅旸春向上级建议：采用沉井加管柱方案，并得到上级批准。 随着沉井一截一截下沉，梅旸春悬着的心也一点一点放下，1号墩终于成功了，沉井下沉深度超过当时的世界纪录。 1号墩的成功，让梅旸春意识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难题，必须集思广益，让每个人开动脑筋，大胆创新。指挥部对创新成功者，无论大小，一律奖励。仅1960年，职工提出的建议就有15000多条。 梅旸春提倡每个桥墩建成后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个桥墩建设提供借鉴。南京长江大桥一共9个桥墩，用了4种不同的基础方案，就是这样不断创新、不断改进的。 曹桢是梅旸春的得力助手，原南京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处处长、水下基础总设计师，他对7号墩施工方案的改进，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立下汗马功劳。 7号墩在江心，原计划采用钢沉井加管柱技术。在那个钢铁奇缺的年代，这么大的钢沉井需要耗费巨量钢材，曹桢创造性地提出用钢筋混凝土代替纯钢，并设计出相应的施工方案。 跟当初西林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的提议一样，曹桢提出的方案得到大桥指挥部领导的重视，7号墩的新方案送到原铁道部鉴定委员会评审。 梅旸春十分理解创新者所要承受的压力，他对曹桢的“薄壁钢筋混凝土浮运沉井”方案非常重视和支持，组织技术人员一次次试验、推算、讨论。 最后，梅旸春力排众议，选用了曹桢的施工方案。7号墩获得成功，不仅节省了大量钢材，还加快了施工进度。 1962年初春，就在桥墩相继出水、大桥工地一片火热的时候，总工程师梅旸春却倒下了！当时的铁道部迅速用专机派来北京、上海的脑血管专家，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让他的妻子儿女赶来南京看望他。  梅汝莉 梅旸春之女 我们去了，他特别高兴，他希望我们到大桥上去看看。说了一句：“你们看了才知道，我们祖国有多么伟大。” 组织上安排梅旸春回北京治病，临走前他执意要去工地看一眼。谁知，这一眼竟成最后诀别。当晚，他便与世长辞，只留下一句话：“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恶，不让我建完大桥？”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梅旸春，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桥梁泰斗，名列个人获奖者之首。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以“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牺牲精神，用生命和热血创造了旷世传奇的人间神话。 征程漫漫，前路茫茫。等待他们的，还会有哪些始料未及的挑战呢？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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