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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经记】胡渭:精研《禹贡》,明辨《易图》(上)​

 真友书屋 2019-07-22

胡渭被后世视之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先驱,汪中原准备写一篇《国朝六儒颂》,凌廷堪在给他所写的《汪容甫墓志铭》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汪中的这段话提到了六位大儒,其分别是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和戴震。看来,在汪中眼中,这六位大儒可谓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梁启超也承认这六位大儒对清代学术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除了顾、戴之外,梁则认为以阎、胡影响最大。为什么给二人这么高的评价呢?梁启超接着说道:“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

胡渭撰《易图明辨》光绪三年董恂抄本

看来,胡渭的《易图明辨》一书影响最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梁启超说:“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原来,胡渭的这部书分辨出《河图》、《洛书》非儒家经典中的内容,其与《周易》无关。这个结论看似简单,但他却推翻了宋代以来儒家对《河图》、《洛书》至高无上的推崇,因此梁启超说:

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无极”、“太极”、《河图》、《洛书》,乃是宋学的根基所在,从周敦颐到朱熹,以及之后几百年的礼学传承,都是由这些观念而立论者。胡渭经过仔细地分析,最终指出这些图乃是道家的产物,跟儒家无关。他的这个结论彻底推翻了理学的立论之本,所以梁启超才认为胡渭的《易图明辨》乃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而对于胡渭所发动的这种革命的重大意义,梁启超在文中做出了如下的形象比喻:

欧洲十九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梁启超的这番赞誉可谓极其高大,他认为《易图明辨》可以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而达尔文的这部著作可谓是唯物论的基础。梁启超进行这样的对比,是否恰当呢?这本是见仁见智之事,在此不做评论,但由此也足可说明,胡渭的《易图明辨》对于中国学术史有着何等重大影响。正因为胡渭在学术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贡献,所以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当然会把它列入书中。

胡渭的家世从其曾祖父胡友信讲起,因为他是明隆庆年间,做过广东顺德县知县。胡友信在工作之余喜欢研究古文,他在文章方面的名声跟当时的归有光齐名,但在胡友信之后,胡家隔了几代才出了位举人,而此人是胡渭的父亲胡公角江藩在《师承记》中说:“父公角,天启甲子举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携之避寇山谷间,虽遭颠沛,犹手一编不辍。十五为县学生,试高等,充增生,屡赴行省试,不售。乃入太学,尝馆益都冯文毅公家。渭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

胡公角是天启年间的举人,而胡渭在12岁时,胡公角去世了,接下来的战乱使得胡渭的生活颠沛流离,母亲常带着他到山中避乱,而胡渭却喜欢带着一部书躲在山里去研读,所以他在15岁时就成为了县学生,因为考运不佳,他始终未能考取功名,为了生活,他到有钱人家去坐馆,而在工作的间隙,他仍然喜好研究古代地理之学。

对于江藩的这段记载,其他的文献中与之略有差异,比如钱林的《文献徵存录》卷六中有《胡渭传》,该《传》中有如下一句:“值寇乱,母携之避兵山谷间,教以书,略能上口,遂有志向学。”此处说,母亲带着胡渭躲避战乱住在山谷中,但有空时,其母教胡渭读书认字,为此胡渭才有了要努力研究学问的志向。看来,他的母亲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识字妇女。

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是胡渭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名声却传了出去,为此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江藩在《师承记》中称:“昆山徐尚书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延渭与黄仪子鸿、顾祖禹景范、阎若璩百诗分郡纂辑,因得博观天下郡国书,又与子鸿辈观摩相善,而问学益进焉。”

那时的徐乾学乃是朝中的著名文臣,因此康熙皇帝命令他纂修《一统志》,而徐回到他的家乡苏州召集学人共同编纂这部大书,这其中就有胡渭和阎若璩。

编《一统志》需要大量的参考文献,既然是给国家编书,估计购买的参考文献数量很大,而胡渭也借此广泛地读书,他所喜爱的历史地理类的书他都一一抄录下来,为其今后的撰述做准备。

胡渭撰《禹贡锥指》二十卷,清康熙四十四年序漱六轩刻本,序言一

徐乾学在京做官,为什么要回家乡编书呢?胡渭在《禹贡锥指·例略》中说道:

昔大司寇昆山徐公,奉勅纂修《大清一统志》。馆阁之英,山林之彦,咸给笔札以从事。己巳冬,公请假归里,上许之,且令以书局自随,公于是僦舍洞庭,肆志搜讨,湖山闲旷,风景宜人。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阅图史,参订异同。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

《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原本是在北京,后来徐乾学因故请假返回家乡,皇帝同意他带着编辑部的人一起返回家乡。看来,这也是格外开恩之举。徐乾学回到家乡的洞庭湖边,找了一处风景绝佳的敞院,于是就请了一批有学之士共同参与修订,而胡渭也就借这个机会查证了大量的史料。

对于胡渭的这段经历,杭世骏在《胡东樵先生墓志铭》中说:“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抄录,与经文比次,以郦道元《水经注》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

胡渭撰《禹贡锥指》二十卷,清康熙四十四年序漱六轩刻本,序言二

胡渭为什么对历史地理学这么有兴趣?相应的史料未见记载,但因为家境的原因,他不太可能买到大量的参考书,而到《大清一统志》编纂局工作,使他看到了数量巨大的参考文献,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只要看到跟《禹贡》有关的史料,他就一一地抄录下来,而后将这些文献跟郦道元的《水经注》进行比较。

《禹贡》乃是《尚书》中的一篇,而该篇被视之为中国“古今地理之祖”,因为此书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有“九州”的概念。胡渭喜好历史地理之学,当然研究《禹贡》乃是抓住了重点,可惜胡渭在《一统志》局工作了三年,就发生了变故。康熙三十一年,徐乾学被免职,而书局也随之被撤消,两年之后,徐乾学也去世了,再后来,《一统志》的纂修工作由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来主持。但徐秉义把编辑部搬回了北京,而此时的胡渭因为年纪较大,他不便一同到京工作,于是他就辞职返回了家乡。

回到家乡的胡渭,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撰述方面,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禹贡锥指》一书,这部书同样被视之为历史地理学上的名著。对于他编此书的经历,江藩在《师承记》中说:

渭素习《尚书》、《禹贡》,谓伪孔、孔冲远及蔡沈于地理皆疎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荥、波既豬”,“波”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

胡渭有一种疑古精神,使得他开始怀疑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大清一统志》局的撤消使得他有工夫来研究对于《禹贡》一篇的系统研究,又赶上他患了脚病不便出门,于是他就将自己抄录的资料进行整理,而后写出了这样一部书,江藩在文中说道:

因足疾家居,博稽载籍及古今注释,考其同异,而折中之,依经立解,章别句从,成《禹贡锥指》二十卷。《锥指》者,取《庄子·秋水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之意,言所见者小也。

看来,“锥指”二字乃是谦词。江藩说自己只是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切入了对《禹贡》的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却受到了后世高度的夸赞,汪彦石在《禹贡锥指解要·后序》中说:“德清胡氏朏明《锥指》二十卷,采摭繁富,疏通证明,摘孔、蔡之谬,㩃诸家之精,为自来释《禹贡》者所未有,固宜家塾诵习。”

胡渭墓碑

相比较而言,胡渭的《易图明辨》更受到后世的关注,正如梁启超所言,他的这部书对清代考据学思想有着重大影响。从《易》学史角度来看,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象数派,而到了两宋,则分为义理和图书两派。四库馆臣认为,欧阳修和李觏首开义理派先河,“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也属于义理派解《易》方式,然而北宋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当属程颐。

宋代义理派发展的同时,图书派也有着独自的传承,南宋初《易》学家朱震称:“陈抟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作《皇极经世书》,牧陈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宋史·朱震传》)

由这段话可知,朱震认为陈抟乃是宋代图书象数派的创始人,这一派乃是以象数来解《易》,他们同时信奉《河图》、《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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