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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鄂国历史与地理论考 中国（中原）夏商周的鄂国、鄂地，是古埃及鄂国的延续。华夏族起源于古埃及。在3000多年的古埃及历史中，尼罗河流域有40多个由各个地方部落管辖统治的小块区域，其中最大的区域是大法尤姆盆地州，它们一直被保持其完整性。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南方上埃及的黄帝集团统一了北方下埃及的炎帝集团，之后轩辕黄帝敕建姞国（鄂国）和妊国等，并将姞国（鄂国）和妊国分别赐予儿子苍林（芘）和禺阳，苍林和禺阳以此赐姓为姞和妊。大约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019年，大夏第十一王朝的曼图霍特普二世（炎帝裔孙姜姓斟灌氏）重新统一了上下古埃及，他结束了第一中间（分裂）期，其间黄帝裔孙被“打压”，于是包括当初敕建于大法尤姆盆地州的最大诸侯国姞姓鄂国，还有之后建立的徐国、阚国和密须国等在内的黄帝裔孙们陆续离开故土，来到了中国（中原）。周朝的姞姓鄂国，是中原夏商鄂国的延续。鄂国领域可称鄂地，但鄂地并不等同鄂国。夏商周的姞姓鄂国唯有一个，夏商周的鄂地却有多处。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古埃及的姞姓鄂国人、妊国人和姞姓妘氏夷国人同行，离开故土从海路来到中原，在山东的不其附近（今山东青岛市）登陆，且居于此。不久鄂国人等华夏族人来到了中原的政治中心、山西中南部襄汾“帝尧之都陶寺”（今山西省襄汾县东坡沟村），“继承”“帝尧”霸业建立了夏朝。并在此西侧60多千米，今山西乡宁县城位置敕建城池鄂城，鄂城为鄂国都邑，同时为了防御来自西北方的入侵，在离“陶寺”180多千米的西北处敕建“柳林高红”城（今山西省柳林县八盘山村南约800米），其为鄂地，由此开启了中原鄂国史。中原鄂国是夏商周的重要诸侯国，至公元前688年楚文王讨伐申国，借道邓国，鄂国增援申国，次年春楚国灭了申国、鄂国和邓国为止，中原鄂国已有1380多年的历史。鄂国亡了鄂人还在，在公元前879年鄂候驭方反周兵败后，其族人的分支相续建立了姞姓杨国（公元前879年—前786年）和姞姓邛都国（公元前879年—前111年），其族人裔孙后来又建立了东吴和隋朝。 一、夏朝的鄂国、鄂地及鄂人种系特征 1. 夏朝鄂国 故鄂城即鄂国都城，现为乡宁县城。位于山西西南地区，吕梁山最南端的河汾之间，县境内沟壑（hè）纵横，层峦叠嶂，地貌独特，地形复杂，最大河流鄂河由东至西穿境而过，注入黄河。《山西通志》中关于乡宁历史沿革部分的第一句话即是:“古大夏地。周初曰鄂，” 至今，乡宁仍被史学界称为“夏墟”、“古大夏地”，这就是夏王朝称之为“夏”的来由。《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昌宁县即今天的山西省乡宁县。除了鄂城外，这里还有鄂山、鄂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平阳府崿山条：“在乡宁县东三十里，一名鄂山。”山下有鄂水（鄂河），其水所流经之地为鄂谷，即《水经注》：“河水又南至鄂谷，傍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于河”。《读史方舆纪要》卷 41 说：“鄂水出（乡宁）县东北五十里之宋家沟，引为四渠溉田，西流入于黄河。”鄂城、鄂山、鄂谷、鄂水，都是鄂人长期在此活动而留下来的地理痕迹。因此，鄂国的早期活动范围应该在山西的西南部一带。 乡宁县城西北方约8千米处有鄂人的墓地，据查贵族墓一般下葬比较远。《文物世界》 2004年期的《乡宁县内阳垣清理一批夏、春秋时期墓葬》一文中：“2002年7月至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及乡宁县文管所组成的内阳垣（yuán）考古队，在乡宁县昌宁镇内阳垣村南的土疙瘩墓地，抢救性发掘各时期墓葬94座，灰坑7座。其中夏墓5座，灰坑3座；春秋墓89座；汉魏时期灰坑4座。”“夏时期墓葬5座、灰坑3座。墓葬形制均为较浅的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单棺，头向北或西南，仰身直肢，1件陶器置于棺内两腿之间。出土陶鬲 1 件，十分少见，夹砂褐陶，火候不匀，陶色不一，花边直口，乳状袋足，细绳纹较浅；泥质陶盆4件，形制相同，灰色或红色，敞口，深腹，沿下至腹部饰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圜（huán）底内凹，具有'东下冯类型’的特点。灰坑中也出有花边口沿鬲、盆、罐、三足瓮等。这是吕梁山南端所发掘到的第一个夏时期文化遗存，将为我们搞清商朝吕梁山一线青铜文化的渊源提供丰富的材料。” 故鄂城遗址为阴（南）阳（北）二城址，山南水北曰阴，山北水南曰阳，城分阴（南）阳（北）本身就是古老的独特地理遗存。史料记载中的鄂邑、鄂侯城、鄂侯故垒、鄂侯故墟、阴阳二城、故鄂城等是古人对这座故城池的诸多称谓。故鄂城位于吕梁山最南端的鄂河中游，横跨鄂河南北两岸的玉环山和印台山，选在高岗流泉之地，以两山（玉环山、印台山）为城，以两河（鄂河、罗河）、四道沟壑（后西坡沟、罗河支流小沟、温泉沟、凤凰沟）为池，充分利用自然山川之险而构筑。城址所处位置，既有丰富的水源，又能避免水害。鄂河流域黄土覆盖的残垣地貌，土壤疏松肥沃，既适宜人们居住，又适宜农耕生产。无论从军事防御，还是生产实际，都符合《管子·乘马篇》所说的建城特点：“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城址具有军事堡垒的性质特别明显，高踞吕梁，襟汾控河，地形险峻，城高池深，易守难攻，西可拒戎，北可阻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址及周围壕堑的总面积约为百万平方米的大型筑造工程。筑城的又一特点是运用了斩挖和夯筑相结合的做法，正如《北齐书·斛律金附于羡传》中所载的那样“斩山为城”、“断谷起障”。利用自然山势，把山体斩挖成崖墙或壕堑，然后紧贴崖墙再夯土板筑城垣，有的直接斩成崖墙，没有夯土板筑，同样可起到城垣的防御作用。这种夯筑加斩挖的筑城作法因地制宜，无论远观还是近看，是看不到城垣的，山就是城，城就是山，故鄂城遗址能大体完好地保存至今，究其原因和这种筑城做法是分不开的。
“鄂”为华表之祖型。鄂，到底是什么？乡宁县城东侧约7千米有柏山寺测天观星处。乡宁县文物考古专家阎金铸老先生说：“鄂，实为木杆，上面有两根交叉成十字的状若花萼的横木，它是测天定时、授民稼穑的仪器！是与襄汾陶寺太阳观测授时系统并存的北斗观测授时系统。”陶寺太阳观测授时系统就是位于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中期的小城内（遗址内有多个小城）的观象祭祀台，鄂人等建造于此。在南方有时看不到北斗七星，吕梁山则是北斗七星的恒显区，乡宁地处北纬36度，是测量方位和节气的最佳位置。《辞海》对华表的解释之一即华表最初也是木杆，起初同样有路标、测量和祭祀作用，因其柱头交叉横木状若花，故其名华表，这和鄂的解释基本一致。乡宁县文化研究会会长阎灵娣自豪地讲道：“当我们仰望上古时期测天授时的仪器'鄂’时，应该想到它就是中华民族象征—华表的源头；当我们自诩是华夏子孙的时候，应该知道'华夏’二字的源头就是鄂这块神奇的土地。”鄂文化不仅仅属于乡宁，而是属于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北斗观测授时系统与太阳观测授时系统并存的两大天文观测授时系统，是组成中华民族天文与人文的主流部分。 2. 夏朝鄂地 鄂地“柳林高红”城遗址在高红村南（今山西省柳林县八盘山村南约800米）的一座山梁上，此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陡峭。山梁顶部较平缓，当地人称柿枣垣。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考古发现：“出土的陶片中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罐、瓮、尊、罍（léi）、盆等，从而确定了夯土建筑基址的时代在商朝早期。遗物均出自打破夯土活动面以上的遗迹单位，和夯土同时期（夏）的遗物还没有发现，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夯土基址建筑时期（夏）遗存。”马瘅研究员介绍：“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看，南、东、北部坡度较缓，三面环水，西临陡崖，易守难攻，防御性极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理论和熟练的营建技术，才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这是有组织的集团力量才能做到的。”王京燕研究员介绍说：“在古代，建筑大多都是夯土墙的建筑。夯土用的并不是泥巴，而是一种湿的黏土，根据所需要的形状用绳子与木板做成槽盒，向盒中边填入湿土，边逐层砸实，最后取掉木板，抽掉绳子，墙就成型了。而这砸实了的土就称为夯土。”“柳林高红”城可能由妊姓薛氏把守。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的评价：“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夏）商朝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夏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有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史籍记载的商朝中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的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工方（鄂国）或工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著名学者李伯谦先生曾专门研究过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西边工方的侵扰的情况。他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鄂国）的居地。” 3.鄂人（工方）种系特征 《人类学在线》（www.ranhaer.org）网上贴子《工方：山西柳林高红（夏）商朝遗址人骨分析》的发贴人Yungsiyebu写到：“柳林高红（工方）和李家崖（鬼方）有些明显不同的种系差异。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无法认可，将彼此相似地域相邻的两种文化传统，简单的等同于一个族群，特别是有明显生物学差异的人群。高红工方是商人最大劲敌，北方种系特征明显，更具有攻击性。李家崖鬼方则有些更多仰韶文化关中土著的血统因素，与商人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紧张。”“种系特征上，高红是很强的北方种系特征，基本上与现代华北组没有明显区别，具有典型的戎狄古华北类型种系的特征，但李家崖文化人骨则有着更强的关中上古华夏人群的土著特征，类似颅骨尺寸小一号的壮族。” 二、商朝中晚期的劲敌工方（舌方、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有学者指出，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今山西夏县西）之战灭夏，以“商”为国号，在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其间鄂国为保卫夏朝与商国展开了多次大规模战争，之后鄂国向北战略收缩至“柳林高红”城坚守。商朝建立后，国都频繁迁移，第十三任君主祖乙在位时期，将都城从相（今河南省内黄县）迁耿（今山西省河津市），次年又从耿迁到邢（今河北省邢台市）。卜辞（占卜之辞）：“贞：邛方还，勿告于祖乙？”“还”是恢复原来的状态，这是一则商代早期的卜辞。而替商王镇守边疆的诸侯日夜监视着邛方，一旦起变，就要向商王禀报。卜辞：“贞：邛方出，隹我又乍祸？”“隹”通“惟”，助词，表示推测、估算、含有希望的语气。这是一则邛方入侵，我有没有灾祸的贞问。卜辞：“贞：王勿令卓以众伐邛方？”这是一则“选将”卜例，“卓”应该是当时商朝的军事将领，商王贞问可不可以授予“卓”去征讨邛方。卜辞：“伐邛方，帝受我又。”商王攻打邛方，祈求上天庇佑。卜辞：“贞：我弗其执邛方？”这是贞问要不要派人去邛方执事。商朝至第十九任君主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1. 商朝中晚期的劲敌工方（舌方、 约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继位后，商朝经济、军事力量空前发展，国势日盛。为掠夺财富和奴隶，扩大势力范围，武丁对周边少数部族，尤其是对其威胁最大的西北部工方、土方、羌方等，展开了频繁而剧烈的战争。通过战争，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在商王畿的西北部，有一个卜辞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工方，即前朝最强诸侯国鄂国。有学 者根据甲骨资料推断，商朝大规模入侵工方九次，工方大规模反入侵商朝八次。商朝和工方的战争，是大国与强国之间的对决大会战，战前武丁会祭祖、选将、集结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军队，如卜辞：“贞登人三千伐舌方受有佑。（《甲骨文合集》6168）”，“戊寅卜觳，贞登人三千呼伐舌方弗…（《甲骨文合集》6171）”，“贞共人五千见舌方。（《甲骨文合集》6167）”甚至甲骨中会特别罕见地记载了会战的一些策略。武丁经过三年的苦战，工方最终被征服。武丁将归顺的工方及其首领南迁到济阴邛城（今山东省曹县西北30千米），封为邛国。 《周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学者们认为，周人记载的武丁的宿敌鬼方，其实就是工方。周人不是主观上抹黑臣服商朝的鬼方，就是客观上混淆鬼方和工方，被错记成了鬼方。  2. 归顺商朝的鄂国 归顺后的工方为邛国，即鄂国（噩国），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商王乃封鄂君为侯，后且 鄂国被划入王畿之内。作为国名的“噩”字，见于甲骨文、金文，先秦文献则作“鄂”。 甲骨卜辞中多有贞卜商王往噩田猎的文字，如： 王其弋于噩，征狩？（《殷契佚存》523） ……二田噩、盂（yú），有大雨。（《殷契粹编》968） 壬午卜，贞王其田噩，亡。乙酉卜贞，王其田向，亡。戌子卜贞，王其田盂，亡。（《殷契粹编》975） 壬午卜，贞王田噩，往来无灾。（《殷虚书契前编》2/27/8） 于噩亡。（《甲骨文合集》28905） 于噩。吉。（《甲骨文合集》28914） 卜辞反映噩与盂是商王田猎的相邻两地。卜辞：“……二田噩、盂，有大雨。”在同一组卜辞中，商王令人贞问去噩地、盂地狩猎的事，又以“噩、盂”二田并提，提示两地有大雨，说明噩国和盂国相邻，两地均为商王的狩猎场。关于盂国，卜辞中有“王来征盂方伯炎”的记载，商灭盂国后，便将盂地封给子姓宗室，建立邘（yú）国（河南沁阳市一带），故盂国和邘国存在前后承续关系。鄂邘相邻，因此推测商代鄂国在河南沁阳市附近。商王狩猎场一般设在王畿之内，不会离王室太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代鄂国在沁阳市一带较为贴切。李学勤指出：“盂在沁阳，噩在其邻侧。”“盂疑即邘也”，也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邘”。《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伐邘”，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故邘城在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国城也。”汉野王县、隋唐河内县，即今河南沁阳市。有学者指出：噩“其地望大致不出今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商朝之噩，滨沁水，临黄河，与河洛之会相望，扼豫晋交通要道，南瞰夏朝旧都斟鄩（今河南巩义市），东瞻殷商王城（今河南安阳市），地理环境优越，战略地位重要。《水经注·沁水》又云: “邘水南流。经于城西，故邘国也，城南有邘都。”徐广注“西伯伐邘”事却指出“鄂一作邘。”此处，作为地名，“邘”“鄂”相通。徐广此注，有点强求，鄂邘显然是二地二国。所以有学者还指出：周文王“伐邘”，实为“伐鄂”。 商末，鄂侯为朝廷“三公”之一，地位显赫。《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hǎi）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fǔ）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她不喜淫荡，纣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西伯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纣去告发，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yǒu）里。西伯的僚臣闳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纣才释放了囚禁。西伯从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请求废除炮格的酷刑。纣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使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就是西伯。有学者又指出，当时在商人东南方向的徐州有“自认华夏正统”的蛮夷作乱，纣王决定去讨伐，但作战需动用大量军队，既然没有借口杀姬昌（西伯），就找个理由把姬昌囚禁，东征时，就不用担心姬昌在背后捣乱，有人质姬昌在，周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动作”，可以避免两线作战。后来东征的胜利让纣王志得意满，再加上姬昌“装孙子”的态度也就不把周人当回事了，得了好处就放掉了姬昌。鄂侯故事，又见《战国策·赵三》记述。鄂侯与周文王姬昌为同僚，忠谏被杀而致文王喟叹。 周武王灭商兴周，念及先父旧谊、彰扬新朝恩德，必然会延续鄂侯世系。不过，鄂侯毕竟曾是殷商王朝的亲贵重臣，武王断然不会让鄂侯子孙在中原要地、拟建东都洛邑附近的鄂国故土延续世系，而是将鄂侯子孙远迁南方立国，将儿子封在鄂国故土建立姬姓邘国，所谓“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本纪》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qi)国。殷之祖尹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由此得知，周文王（西伯）称王改元后只在位七年而崩，从狱里出来之后不可能伐子姓邘国，实为伐噩国。南宋胡宏著《皇王大纪》中有“西伯戡黎，邘侯来援，南宫适虏邘和黎二君，迁邘侯于翟，免黎侯归国自省”的记载。周国大将南宫适俘虏了邘国（实为鄂国）和黎国的国君，将邘侯（实为鄂侯）迁于翟（大约在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当时属周国辖内）。曾国是周成王分封给南宫适之子曾谏的封国，鄂国和曾国是前朝和当朝的二个军事强国，同时被周成王封于江汉地域，是控制铜资源运输的重要据点和遏制楚国等南蛮扩张的重要诸侯国，此是后话。 三、周朝的鄂国和鄂地 自从牧野之战周武王灭商，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便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周成王时，作为遗族的鄂侯被重新改封，从翟迁于盩（zhōu）。东波斋所藏“疑尊、疑卣”铭曰“隹（唯）中（仲）羲子父于入（纳）噩（鄂）侯于盩（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派仲羲子父往钠鄂侯在盩城为君。既然鄂侯在盩城为君，盩城当一度作为鄂国之政治中心。对于盩城为都的时限？盩城与盩厔（zhōuzhì、今陕西省周至县）是否一地二名？尚不得而知。 通过在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鄂国墓葬多次出土西周早期鄂国青铜器，另外北宋时期在湖北安陆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yǎn）”，“中甗”铭文中有“在噩（鄂）师次”的记述等，说明随州安陆一带为西周早期鄂国地域。综合分析鄂器铭文，周初的鄂国与王室的关系密切，因此，鄂侯被成王分封到南北交通要冲的江汉地域。昭王南巡时，鄂国曾多次作为军事基地。王室为了稳固南方与鄂国联姻，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鄂侯作王姞媵簋（guǐ）”铭文（《集成》03028，03930）记录了鄂侯与周王室的联姻，铭云 :“鄂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 子孙孙永宝。”在公元前905年姬燮（xiè夷王）取鄂侯之女为妃，次年姬胡（厉王）出生。夷王元年（公元前895年）夷王重新加封鄂侯于邘（沁阳），其为鄂都，同时原来在随州安陆一带鄂国地域向南推移到长江南岸的鄂州、黄石一带，其为鄂地，即“东鄂”，以占据铜绿山古矿冶为中心的商周铜矿资源。上海博物馆藏“鄂侯驭方鼎”铭文（《集成》02810）记录了周夷王南征归途与鄂侯驭方在鄂州宴乐酬答的情景，铭曰：“王南征，伐角、遹，唯还自征，在坏，方纳壶于王，祼之，方侑王，王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饮，王亲锡驭方玉五榖，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 手稽首……。”驭方纳礼于周王，并参加宴射，后还得天子亲赐，可谓恩宠备至。《诗经·小雅·采芑》记载：“显允方叔，征伐玁狁（xiǎn yǔn），蛮荆来威。”夷王七年（公元前888）鄂侯驭方伐玁狁。厉王元年（公元前879年），厉王横征暴敛，同时还剥夺了包括鄂、曾等国一些贵族的权力，如特许其截留若干北运的铜料就地铸造青铜器进贡并可将之与他国交换商品等。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激励不满，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于是鄂侯驭方联合淮河流域的东夷（含夷国）、南淮夷等，反叛周朝，大范围入侵南国、东国。鄂侯驭方所至歷，可能就是磿（今禹州附近），接近了周朝统治中心区域。国博所藏“禹鼎”（《集成》02833、02834）铭曰：“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 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歷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裂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休，只厥君方。”天子震怒，以武公为王军指挥，由禹率王师精锐，倾兵灭鄂。鄂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鄂侯驭方被俘。铭文“休，只厥君方”则留给人无限遐想。从字面上看，战争结束后，只“裂伐鄂侯驭方”，而“勿遗寿幼”并未得到贯彻实行，这其中的原因应是鄂侯与周王室的联姻。南阳（即“西鄂”）夏响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侯贵族墓地的发现也印证了如上的猜测。此后鄂侯驭方在沁阳鄂国被就地“看管”，其鄂人的一支被南迁至洛阳北之邙山鄂里坡（后被称之）；另一支北迁至山西洪洞，建立姞姓杨国，守卫北土边疆。此时楚国熊渠乘人之危，《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即'东鄂’）。”鄂州守军不敌楚兵而撤退，其鄂人一支至巴蜀泸州，成为巴蜀七姓“鄂、罗、朴、昝（zǎn）、度、夕、龚”；另一支至巴蜀凉山安宁，建立了姞姓邛都国。《诗经·小雅·采芑》记载：“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tān），啴啴焞焞（tūn），如霆如雷。” 你这愚蠢不开化的荆蛮人，胆敢跟我泱泱大国作对头。尊贵的方叔元老英雄人物，老当益壮操劳国事善筹谋。尊贵的方叔带领大军到来，抓捕审讯万千俘虏竞授首。战车阵滚滚而来隆隆作响，隆隆作响滚滚向前不停留，犹如雷霆万钧震天动地吼。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鄂侯驭方南伐楚蛮，带上侄子吉甫，统帅三千战车，大胜楚蛮且满载而归。此时鄂国已经成为西周第一军事强国，小心眼的宣王生怕鄂侯驭方再次反周，把鄂国从沁阳近迁中原南缘、离稿京更近的南阳盆地，此为“西鄂”。同时把申国和吕国一起迁来为邻。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当时“元老英雄”“老当益壮操劳国事”的驭方已经近90岁的高龄，伤心悲痛，告老还乡，去了山东海边的鄂地不其，且比人低三辈的“孙”字为氏。“不其簋”（《集成》4329）铭云: “不其驭方玁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不其驭方为了防备玁狁的再次进犯，我们应该对来自西方的敌人发起大规模主动进攻……。宣王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元老英雄”驭方再次伐玁狁。此后90多岁高龄的驭方，总结一生70余年的作战经验，结合从古埃及带来的兵书，著成一部世界兵家经典《孙子（氏）兵法》。 1. 随州、沁阳之鄂国 从西周早期到夷王之前的鄂国地望在随州安陆一带，从夷王到宣王六年时期的鄂国地望在沁阳，宣王六年之后至春秋早期的鄂国地望在南阳。周朝的姞姓鄂国唯有一个，周朝的鄂地却有多处。 2007年11月，因盗墓贼侵扰，随州市博物馆在安居羊子山抢救发掘了编号为M4的一座古墓，出土方鼎、圆鼎、簋（guǐ）、甗（yǎn）、罍（léi）、盉（hé）、盘、尊、斝（jiǎ）、觯（zhì）、爵、方彝、提梁卣（yǒu）等27件青铜器，多件器物铭有“噩侯”等文字。根据铜器铭文、器物特征和墓葬形制看来，可知其为西周早期的鄂国贵族墓葬，或即一代鄂侯墓。1975年也曾在羊子山出土西周早期铭有“噩侯”等文字的青铜尊和青铜鼎、簋、爵，但由于发现可由铭文证实其国属的器物太少，又因随州发现了大量曾国墓葬而已被认定为是周代曾国的中心区域，学界几乎无人形成西周鄂国地望在今随州的思考。羊子山M4被发掘之后，促使学人重新认识西周今随州及江汉地区地缘政治的形势。一些学者确认，羊子山M4所在为鄂国公室墓地，证实西周早期的鄂国中心应在汉东今随州境内涢水支流溠水流域，鄂与曾在西周早中期是并立同存于今随州一带的邻国。 羊子山鄂国公室墓地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地相距不远，一西一东距离仅有23千米。曾国本应是殷墟甲骨卜辞有载的南土方国，且在商朝即处汉东今随州一带，周初归顺周室，被周室以其宗姬封于曾，虽继其国号却改其国姓而变为姬曾。鄂国在周初南迁汉东，且紧依曾国而立。周室让其与曾国比邻并峙，莫非既是对鄂国的照顾和防范，更是倚重鄂国监督和掣肘（chè zhǒu）由商朝延续下来的土著曾国？羊子山M4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已知的鄂国、曾国青铜器，反映出两国经济相当富庶、文化相当发达。在西周前期，两国恐怕是江汉地区最为富强且实力可匹的诸侯大国。据文献和金文资料可知，西周王朝封立在今随州一带的诸侯国，不仅有鄂、曾，还有姬姓的唐和姓氏未详的厉。今随州一带的腹心即随枣走廊，周室封立“汉阳诸姬”的曾、唐和同源共祖的姻亲之国鄂等，主要目的无疑是让其协力镇安南方蛮夷、确保江南铜锡经随枣走廊北运周都的“铜路”畅通。让人费解的是，汉东大国鄂、曾及唐、厉等国并立共存于今随州一带，其经济从何来源？其国力靠何支撑？或许，周室对密集封立在今随州一带的“汉阳诸姬”和姻亲之国给予了特殊政策，如特许其截留若干北运的铜料就地铸造青铜器进贡并可将之与他国交换商品。叶家山曾国墓地的一座曾侯墓（M28）中，就有与青铜礼器一起随葬的两块铜锭，有的曾墓中还随葬孔雀石，表明铜料和铜器对于曾国具有特殊意义。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鄂、曾两国青铜器种类丰富、造型别致、制作精良，体现出当时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想必是当时周室喜爱、列国仰慕的珍品。 北宋出土于今湖北安陆境内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和藏于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分别铭记，西周早期末年，周昭王令大臣巡省南土，在鄂国和曾国驻师：两器铭记的史事，证实曾、鄂在西周早期是南土比邻而同为周室倚重的两大诸侯国。李学勤于2008年发表《论周初的鄂国》一文，说明“静方鼎”铭文的“'在曾、鄂师’不是曾国、鄂国的军队，而是驻留在两国的王师”，并据当时所知相关材料断定“鄂国就是在汉水当地，这符合扼据江汉汇合处的湖北鄂城”。2010年，李学勤又发表《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乃据羊子山M4出土青铜器修正前说，强调“以前我总以为'在曾鄂师’是在曾、鄂两国的王师，但这样读中甗的'在鄂师次’显得不通。其实'在曾鄂师’是在曾地的鄂国之师，曾是鄂国地名”，并因随州一带尚未发现早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而推断“这里的曾国（即随国）是在鄂国已被攻灭之后建立的”。细读“中甗”铭文，其中既有周王令大臣中“在 传世的“鄂侯作王姞媵簋”，是鄂侯为嫁给周天子做王妃的女儿所制媵器，铭文载明鄂女姓姞。鄂国是古埃及鄂国的延续，古埃及鄂国是黄帝敕建的最强大诸侯国，在古埃及连续了1200年。姞、姬同为黄帝裔孙支族，出于同源共祖的亲情，更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姬姓周王室重视与姞姓的鄂公室联姻，周人以为“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左传·宣公三年》记郑大夫石癸语）。“鄂侯作王姞媵簋”的年代，学者多断为夷王之世。当是。其铭文所记，与“鄂侯驭方鼎”铭文反映的夷王之世，周同鄂亲密关系相合。从西周早期的羊子山鄂国公室墓地到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的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见下文）之间，其中间空缺时期的鄂国公室（或贵族）墓地在羊子山或夏响铺均未被发现，莫非在沁阳？公元前905年姬燮（夷王）取鄂侯之女为妃，次年姬胡（厉王）出生。夷王元年（公元前895年）夷王重新加封鄂侯于邘（沁阳），其为鄂都，同时原在随州安陆一带鄂国地域向南迁移到长江南岸的鄂州、黄石一带，其为鄂地。  上海博物馆藏“鄂侯驭方鼎”铭记：“王南征，伐角、遹”（yù），唯还自征，在坏，方纳壶于王，祼之，方侑王，王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饮，王亲锡驭方玉五榖，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得知周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到坏（鄂州）的地方，鄂侯驭方献礼并宴享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周王亲自赏赐鄂侯玉、马、矢。驭方拜谢周王，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从这篇铭文分析得知，当时鄂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鄂侯驭方亲往坏（鄂州）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鄂国，因而亲自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鄂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器以示纪念。“鄂侯驭方鼎”铸造的年代，学者据其形制、纹饰及铭文风格或断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或断为西周晚期的夷王、厉王时。当今学者多认定其当是夷王时期。 厉王元年，厉王横征暴敛，同时还剥夺了包括鄂曾等国一些贵族的权力，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激励不满，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于是鄂侯驭方联合淮河流域的东夷、南淮夷等，反叛周朝……。天子震怒，以武公为王军指挥，由禹率王师精锐，倾兵灭鄂，鄂侯驭方被俘。在陕西先后发现两件“禹鼎”，一件著录于古籍，一件现藏国家博物馆。两件“禹鼎”都有长篇铭文，且文字全同。铭曰：“……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内。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裂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怵匌恇（mí chù gé kuāng），弗克伐噩（鄂）。肆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車百乘，厮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肅慕，唯西六師、殷八師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只厥君方……。”这篇铭文，是器主“禹”铭颂自己奉命征伐鄂国、俘获鄂侯驭方的功业，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周王遣师裂伐鄂国、历经挫折、终于大获全胜的过程。“禹鼎”铸造的年代，一般认为是西周晚期的夷王或厉王之世。由“禹鼎”的形制、纹饰特征并结合西周晚期历史状况分析，郭沫若、徐中舒、李学勤等断其为厉王之世当更确切。鄂侯驭方率领淮夷和东夷在周朝南土和东土大肆侵伐，严重威胁王朝的统治，是可忍孰不可忍！震怒至极的厉王，派遣精锐的西六师、殷八师南征鄂国，必欲裂灭并将鄂人斩尽杀绝。“裂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厉王的暴怒和残虐，由此语毕现。西六师，当是驻守西土、也就是周朝王畿内的六支军队，徐中舒指出为“王之禁军”。殷八师当是镇守原商朝王畿内的八支军队，本为防范殷遗民而建置。可想而知，这西六师、殷八师为西周王朝最为重要的军队。厉王遣其南征鄂国，一则表明当时的鄂国力量强大，非动用精锐王师方可裂灭；二则表明当时西周王朝已经衰微，诸侯竟敢公然率领蛮夷叛乱，王朝为了平叛不得不动用禁卫王都和镇守腹心的鋭师。尽管如此，西六师、殷八师南征依旧畏葸，“弗克伐噩”。武公于是派遣禹率领属下军队增援。禹率援军大举进攻，终于击溃鄂国，擒获鄂侯驭方。学界曾以为，鄂侯驭方反叛的“结果被王师攻灭，事见禹鼎，从那以后就不再有鄂国”。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12年，在南阳市东北新店乡夏响铺村北，因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施工而发现了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当年的一期发掘，清理墓葬20座，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以及陶器、玉器、漆木器等。一些青铜器上，铭有“噩”、“噩侯”、“噩侯夫人”等文字。这些墓葬，被认定为至少有四代鄂侯及其配偶的墓葬。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现证实，鄂国并未在西周晚期被裂亡灭号，鄂人也并未被周厉王斩尽杀绝，周室缘何会对反叛的鄂人息怒释恨、大发慈悲？莫非就是鄂侯与周室的联姻，此后鄂侯在沁阳（鄂国）被就地“看管”，其鄂人的一支被南迁至洛阳北之邙山鄂里坡（后被称之），另一支被北迁至山西洪洞，建立姞姓杨国，守卫北土边疆。 1993年9月，曲村天马晋侯墓地开始发掘，位于曲沃乔山南麓10千米开外的山前地带。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为晋穆侯及其二夫人合葬墓，这与其他晋侯都是一夫一妻一墓室不同，晋穆侯不但与二位夫人合葬，而且二夫人墓室的陪葬品远远超过一夫人，不但如此，这位二夫人墓室的陪葬品也超过了有女将军称号的“妇好”墓，共计4280件陪葬品，其中有近800件玉器，相当于一座大型博物馆的展出品数量。这位二夫人是谁？她为何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两件63号墓出土的铜壶，是揭开墓主（二夫人）身份的钥匙。壶共两件，器形、纹饰和铭文均相同，盖口外壁和壶颈内壁铸有铭文9字：“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因铭得名，这两件壶，就被称作“杨姞壶”。“杨姞”是什么人？随后的研究中，国内的专家们开始了激烈争论。两周时期，国君的女子嫁出国，该国就以其母国的国名和姓相连称之，如秦国为赢姓，秦国女儿嫁到晋国就称她为“秦赢”；齐国是姜姓，齐国女儿嫁到其它国家就称她为“齐姜”；晋国是姬姓，国君女儿嫁到他国称为“晋姬” 。杨姞之名亦是如此，“杨姞”，意为是此女乃杨国的女儿，“姞”是杨国国君的姓。 姞姓杨国，史无记载。曲沃63号墓杨姞壶的出土，补上了典籍未记载杨国历史的缺失，堪称重大发现。这一组墓地的发掘，也成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随后，国内李学勤、王光尧、李伯谦三位著名考古学者据“杨姞壶”铭文指出，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文献没有记载的“姞”姓杨国，“杨姞壶”正是这位“姞”姓杨国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晋国国君穆侯邦父。周宣王封儿子尚父（长父）是在他的“四十二年”（公元前786），而此时是晋穆侯的二十六年，所以晋穆侯娶的杨国女子确实是姓“姞”不姓“姬”。也就是说，在尚父建杨国之前，确实有过另一个国君姓“姞”的杨国。这个国家如何没有了呢？专家推测，应该就是被频繁入侵的玁狁所灭。 《世本》说：“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后，至晋出公逊于齐，生伯侨，归周，天子封于（为）杨侯。”说伯侨是唐叔虞一脉晋出公的儿子，然而《史记·晋世家》记载：“智伯、赵、韩、魏四将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晋出公去齐国的路上已经死亡，故不可能再有伯侨的产生。由此得知没有伯侨此人？更不用说封杨？在唐朝之前都有定论，后来不知北宋欧阳修等从哪里取得的资料说，伯侨是晋武公的儿子，欧阳修是杨大雅的女婿，次说来源应当与杨大雅有关。自此，《唐书·宰相世系录》载：“晋之公族食邑于羊舌，一曰铜鞮（di）、二曰杨氏、三曰平阳，盖唐叔虞之苗裔，自伯侨以下谱系，以姬伯侨为始祖的羊舌姓世系。三晋曲沃武公姬称之子，晋献公姬诡诸之弟姬伯侨，又名文实，周襄王念其先人功勋，仍封于杨，为杨侯，承继乃祖爵位，谥贤敬。伯侨生姬文，又名逊。晋献公时公子舍人，袭爵为杨侯。文生姬突，食邑于羊舌，羊舌大夫也，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赤狄，以羊舌突为军尉，羊舌之姓由突始，故又称羊舌突。突生羊舌职，因父为羊舌大夫，遂以羊舌为姓，羊舌职为悼公姬周羊舌大夫。生子四：赤、肸（xi）、鲋、虎，号称'羊舌四族’。长子羊舌赤字伯华，铜鞮大夫，生杨道字子容；次子羊舌肸字叔向，又字叔誉。太傅，肸生羊舌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号曰杨石。三子羊舌鲋字叔鱼；四子羊舌虎字叔罴。羊舌肸，字叔向，又字叔誉，为平公姬彪太傅。生子羊舌伯石，字食我，为晋上卿，以邑为氏，号曰杨石。”如果叔向是伯侨的后裔？称杨氏受姓始祖显得有点多余，伯侨已经姓杨，莫非伯侨不姓杨？或者原本就无伯侨此人？有专家指出，羊舌地名，其由姞姓杨国人命名，是由杨国附近的羊角山的“羊”字与商朝姞姓舌方（国）的“舌”字而来，姞姓杨国被玁狁灭后，其族人改姓羊舌和杨。新唐书确定伯桥是晋武公之子，唐代李隆基作《杨珣碑》曰：“公讳珣，字伯珣，华阴人也，叔虞剪圭自封周，伯侨食采受邑君，杨氏族之先也。”等认为伯侨封杨，晋武公封伯侨于杨就这样流传下来，并争论不息。 杨宁在唐德宗时两次入朝为官，四个儿子均进士及第，白居易是他的女婿。杨宁的墓志铭上说：“宁公，字庶玄，弘农华阴人也，本盖姬姓周宣王之子曰尚父，邑诸杨，得氏于后。”铭文表明：尚父被封为杨侯，弘农杨氏的先祖是尚父。从宣王四十二年（公元前786）宣王把儿子尚父封到杨国，到晋献公八年（公元前669年）时，晋国大夫士蔿对晋献公说：“原晋国的公子们人数很多，不诛杀他们，将会发生祸乱。”于是晋献公派人把原晋国诸公子们全部诛杀，至此，时间只相隔117年，即4~5代人。所以有专家还认为，弘农杨氏的先祖尚（长）父的子孙知道原来的杨国是姞姓，不可能用姞姓杨国的“杨”为姓氏，如果为了避难一般会用祖先的“字”为姓氏，贵族绝不会用他人的“杨”为姓氏，除非是皇帝赐姓。 河东杨氏是如今杨姓的一大分支，有后人大约2000万，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浙江、东北三省。《大槐树移民史》中说，杨干是晋文公的第四代孙，晋悼公的弟弟，被封在山西洪洞古杨国，是河东杨氏的始祖。但有专家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说，晋悼公的弟弟不可能以杨为姓，也就是说姓杨名干。晋悼公姓姬名周，他的弟弟应该是姓姬名杨干。 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北周覆亡。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年号“大业”，大业者，皋陶也，姞姓。隋文帝在位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开创了开皇之治繁荣局面。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八（乐史原著）记载：“隋開皇元年，改定陽郡爲吉陽郡；三年，罷郡爲縣；十六年，改爲耿州，以州南舊祖乙城爲名；十八年，改爲汾州，仍改定陽縣爲吉昌縣。”隋开皇元年（581年），改定阳郡为吉阳郡。三年废“吉阳”、“五城”二郡，置文城郡，二县属之。十六年改五城县为文城县，属文城郡，徙治今县城西北30千米文城镇；改汾州为耿州，文城郡属之。十八年（598年）改定阳县为吉昌县，改耿州为汾州。民国初年吉昌县改为今吉县。吉县和乡宁县在商朝均为姞姓鄂国地域。隋朝为什么对吉县感兴趣？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鄂、西陵二县归武昌县（原鄂地），置武昌郡，改郢州为鄂州，武昌县隶属鄂州。今鄂州市为古武昌。隋朝又为什么对鄂州感兴趣？吉县和鄂州都是鄂人故地，莫非隋朝皇室真的姞姓鄂人裔孙？当是。秦统一后，改南燕国为燕县，西汉改为南燕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又改为胙（zuò）城县。隋朝皇室又为何对南燕国感兴趣？莫非与当年鄂人吉甫被南燕国人诬陷有关？当是。 根据河南省情网（主办：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记载：“今沁阳市，商为鄂侯国，属畿内。西周为邘国地。春秋为周地、郑地，后又为晋之野王邑。……秦为河内郡所辖的野王邑。汉置野王县，后析为武德、波二县。晋废，恢复野王县，郡治由怀移至此县。隋改为河内县。”由此可见沁阳在前朝一直被称“野王邑”或“野王县”，到了隋朝改为“河内县”，“野王”二字被去掉。隋朝为何又对沁阳这样感兴趣？难道隋朝皇室真的是，当年鄂侯在沁阳反周兵败后，其族人的一支被迁至北土边疆的姞姓杨国人裔孙吗？当然是。 周朝的随国（即曾国）后被楚所灭，其族人以国名为氏，姓随。在北周时，杨坚（隋文帝）原封于随。隋朝建立，其在位时，用了不少随姓人员为官，隋被唐灭后，这些随姓族人又把随姓改为隋姓。随姓族人和隋朝皇族没有血源关联，也没有史书、谱牒记载隋朝皇族的后裔有改用国号隋为姓氏。根据《微基因》提供的数据可知，单倍群CTS7789中，随姓：100%，隋姓：33%，郦：33.33%，束：16.67%，尹：2.73%，CTS7789最高频姓氏是随、隋姓。“随姓：100%”说明随国亡后，随人100%姓随。“隋姓：33%”说明隋朝亡后，随姓改为隋姓，占整个隋姓的三分之一。目前微基因CTS7789中姓氏绝对人口数量排序前三名是：张、李和隋氏。杨姓出自姞姓，姞姓与姬姓同为黄帝子孙，其单倍群为Q1a1-M120。 随国国君始祖是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作为汉阳诸姬之首，随国也被认为是姬姓诸侯国。从目前诸多的分析看，姬姓世系可能有CTS7789、N1a、M117、002611、M120等各种单倍群，这再次证实了无上荣耀的姬姓更多是一种宗法和文化上而不是血缘上的认同。 2. 熊渠“至于鄂”地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即'东鄂’）。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直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据此记载和一些学者研究，楚国江汉基业的创建，始于西周晚期“抚有蛮夷”、和睦邻族而甚得江汉之间蛮夷诸部族拥戴的楚君熊渠。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诸侯相伐之际，熊渠不失时机地兴师出征、开疆拓宇，先降服楚国西北强邻庸国，继而挥戈沿沮、漳河南下，击破位于沮漳河下游的权国，直抵古时长江中游枢要的今荆州一带。“杨粤”，史籍又作“扬越”，字异音同。扬越之名当与古杨水有关。《水经注·沔水》记述，古杨水是江北自今荆州东流入汉的一条汉水支流。扬越先民或许本为生活在附近的古族三苗遗裔，在夏代被视为南方蛮夷泛称的“越族”一支而被称为楚蛮扬越。入商后，大概因盘龙城封国强盛，主要生活于长江中游今荆州以东江北的扬越部族大都移居江南发展。至周代，扬越发展更快也分布更广。考古发现今当阳市河溶镇境内的磨盘山楚文化遗址和赵家湖楚墓群，已知最早的文化遗存是西周晚期的，表明楚人自西周晚期就已拓土到今当阳并且经营其地了。熊渠占领今荆州一带后，随即挥师东进，顺江而下，征伐滨江而居的扬越，势如摧枯拉朽，直至今鄂东南扬越部族世居的鄂地，封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有如张正明《秦与楚》所言：“熊渠……伐扬越，是扫清东进的道路；至于伐鄂，则无疑是看中了那里的铜矿。”今鄂东南发现有多处古矿冶遗址，是商周最为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基地。著名的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显示了商周最高的矿冶水平和成就。熊渠“至于鄂”，就是为了占有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掌握先进的矿冶技术。因为铜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铜方可富国强兵。《楚世家》记述熊渠“至于鄂”，而不称熊渠“伐鄂”，其用语似乎就在于说明熊渠是到达鄂地而非攻伐鄂。张正明等曾论证，两周之际今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为扬越居处地域，“从《史记》行文分析，熊渠伐扬越至于鄂（东鄂），鄂也在扬越范围内”。“《史记·楚世家》所说的杨越，大约分布于西起江陵东至鄂城、九江一带的'江上’之地。” “伐庸、扬越，至于鄂”，可谓“熊渠一生所曾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巨。楚国由此不仅获得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铜矿，而且占据了江汉地区的汉西和“江上”之地，草创了江汉基业，从僻居今鄂西北一隅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南土大国，揭开了赫赫楚国历史文化大发展的序幕。然而“当周夷王之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否可能？夷王娶有鄂侯女儿为妃，且在南征归途驻坏鄂地、与鄂侯御方宴射至欢、酬酢尤亲并予以厚赏，难以想象鄂侯御方会突然不念姻亲、不感恩德、不顾利害而反叛夷王。厉王在位时，暴虐侈傲，百姓怨谤，诸侯离心。其倒行逆施，导致鄂侯御方率领南淮夷和东夷叛乱，无疑符合当时的事势情理。 周厉王继位后，讨伐沁阳鄂国格杀勿论，熊渠忌其暴虐，明智地自行削去封立在“江上楚蛮之地”的三子王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楚居》所载早期楚王世系“酓（yǎn）巨徙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hàn），至酓严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仪，皆居乔多”否定了《史记·楚世家》的记载， 也可说明“熊渠封三子事”当属谬误。《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明一统志》、《湖广通志》、《武昌县志》等古籍记载熊渠封立中子红为鄂王所居的鄂王城遗址，地属今大冶金牛镇，迄今考古调查发掘显示其为东周城址。  鄂侯驭方反周兵败，楚国熊渠乘人之危，“至于鄂”，鄂州守军不敌楚兵而撤退，鄂人一支随吉甫祖父去了巴蜀泸州，成为巴地七姓“鄂、罗、朴、昝（zǎn）、度、夕、龚”。后来吉甫随父离开泸州又去了房县。另一支随“蚕丛”至巴蜀成都后迁凉山安宁，建立了姞姓邛都国。 在巴蜀，活动于川东地区的賨（cóng）人有“鄂、罗、朴、昝、度、夕、龚”七个姓氏。賨人，巴人的一支。秦灭巴蜀后，对巴蜀采用的是高压统治，有一部分蜀人甚至跑到了越南（越国之外的南方）建国。但賨人自古好战，他们一直在潜伏中等待着机会。在刘邦对秦发动的战争期间，賨人响应刘邦的号召，长期作为部队先锋参战。刘邦给这支雇佣军的报答是：免除“鄂、罗、朴、昝、度、夕、龚”七个姓氏的赋税。《华阳国志·巴志》说：“高祖邦募賨人出兵定三秦后，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 古有邛（鄂）、邛人（鄂人）、邛池、邛河、邛竹杖、后汉书里有“邛谷王”、宋史里有“邛部川”的记载，元史里有“邛部州”、“邛都王”、“邛部王”的记载。在2900年前，即公元前879年，鄂州守军首领“蚕丛”带着鄂人（邛人）从鄂州来到了瞿上城（今成都市双流县城南牧马山）建立了姞姓邛都国（蜀国），后迁都于鱼凫（今成都温江区），其国域基本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曰邛”。据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石室”即“大石墓”，意为“蚕丛”初始居住蜀地岷山“大石墓”（建造在山顶）下。蜀地时有洪水为患，邛人不得安处，大约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姞姓邛都国（蜀国）国皇“杜宇”在成都地区设立“开明国”，封蜀相“鳖灵”（楚人）为“开明国”诸侯，然后再次迁都至今凉山安宁河谷的德昌市附近，另外二支邛人（鄂人）迁至云南、贵州，建立了滇国和夜郎国。以至后来曾有过“邛都县”、明清时期的“邛部长官司”、“邛部宣扶司”、“在200多年前左右，其蜀国皇室嫡系裔孙的一支依然居住在今会理、会东县一带，汉姓吉，大约在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左右绝嗣。”公元前316年，秦国兼并蜀国、巴国，“开明国”被灭，于今川西设立蜀郡（治所成都）、川东设立巴郡（治所重庆）。 对于邛都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意思是说，在滇国以北，还有数十个小国，这些小国中，邛都国最为强大。以前，有人会怀疑司马迁的记述是错误的，但随着滇国、夜郎国存在的证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史记》对历史的记载是极为严谨的。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邛都与滇、夜郎列为同类，指出他们的发式“椎结”、生产活动“耕田”和社会组织“有邑聚”均一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说其“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宋代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179中说：“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土平原，有稻田。”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国在汉武帝时被西汉征服，设邛都县。不久，邛都国的所在塌陷了，成了沼泽汪洋，改名为邛池，南方人则称之为邛河。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邛都反叛，汉兵自越嶲（xī）水兴师讨伐，杀了邛都王，将邛都改为越嶲郡。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民众不堪其扰，邛人不满王莽统治的苛政，任贵（任与吉，即上古妊姓与姞姓，二姓始祖是黄帝嫫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在古埃及姞姓王朝中也有二位妊姓皇帝。）率邛人起义，杀王莽所立太守，自立为邛谷王。王莽更始二年（公元24年），公孙述自立为蜀主，更始三年四月，任贵降附公孙述，仍领其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夏，邛谷王任贵派使者上呈三年的计簿，报告越巂郡人口、赋税、治安的情况，刘秀命任贵为越巂郡太守。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公元），西南夷栋蚕部落反汉，诛杀地方官员。刘秀命武威将军刘尚讨伐。军队路过越巂郡，邛谷王任贵担心刘尚平定栋蚕部落后谋己。于是筑营聚集军队，酿制大量毒酒，计划先用毒酒劳军，然后袭击刘尚。刘尚得知阴谋，马上分兵攻取邛都，然后袭杀任贵，家人被流放至成都。任贵自天凤三年自立为邛谷王，至建武十九年被杀，据郡达二十八年之久。在西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息的状况下，任贵建立地方政权，保护一方之安宁，民众免受战乱之苦，其功不可没，故民众奉为土主，立庙祀之，岁岁香烟不绝。 古邛人是彝族的祖先，其生活范围，北至成都，南至金沙江流域，主要集聚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中心的方圆约700千米左右内，在今安宁河流域曾留下了千古不解文化之谜—大石墓巨石史诗。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河谷，有一种少有的奇观：在浅山之间，耸立着五座用巨石砌成的坟茔。这些坟茔的墓槽宽1～1.5米，长4～10米，四周用大石嵌砌；墓槽上部平铺5～8块扁平巨石。大石墓（石室）确实是坟墓的一种特殊造型。这种坟墓，采用天然石块垒成墓室、墓道，再以平整的大石为顶，所用石块都非常巨大。在大石墓（石室）中不止埋葬一个人或一对夫妇，而是按亲缘关系，整个家族或部落男女老少同葬一墓，人人无棺椁，无分隔。同一家族或部落的人很少同时死亡，因此，需要多次开启墓门将不同时期死去的人放进家族的墓中安葬。随葬品大多是装饰品和简单日用品，时代比较早的大石墓有陶器随葬品，晚期则有一些金属制品随葬。从现存的230余座大石墓分析，如按每座墓葬入八九十人计算，入葬的人数亦当在两万人左右，如果根据原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刘弘著的《安宁河谷文化遗存调查研究》可知，还有一部分大石墓早年因修公路、铁路、水渠、造田等活动已被彻底破坏，如将这些大石墓也包括在内，大石墓的数量超过300座，入葬的人数接近三万人。与凉山地区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墓葬相比，邛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民族。 安宁河谷几乎随处可见一些巨石，不过邛人很挑剔，大石墓的石料全部为坚硬的玄武纪花岗岩，这种石料只有几千米外的螺髻山才有。要将石块从遥远的螺髻山开采下来，再运送到安宁河谷，在今天即便动用吊车、挖掘机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两千年多年前，大石墓曾经密布安宁河流域，邛人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巨大的石块垒成墓葬的呢？ 大石墓（石室）奇怪的“尾巴”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考古工作者发现，几乎每个大石墓背后，都留有一连串由高而低的石块，如同蝌蚪的尾巴一般，连接着背后的山坡，这些“尾巴”起初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从埃及金字塔壁画中得到启发。为了搬动重达十余吨的巨石，古埃及人专门修建了一个斜坡，用降低坡度的方法减轻重力，金字塔越高，斜坡也就越长，这项技巧正是金字塔得以建成的关键。大石墓的“尾巴”，就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邛人先建造大石墓墓身，尔后修筑“尾巴”，利用“尾巴”将巨石运上墓顶，难道邛人（鄂人）真的是从古埃及来的吗？当是。已故学者罗开玉指出，邛人修筑大石墓，其实是无奈之举。安宁河谷主要为紫色土、红壤，土质以侏罗纪、白垩纪紫色沙泥岩为主，富含钾、磷、钙、铁成分的长石、云母、磷石灰酸性极强，对人、畜、动物的骨骸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罗开玉考察了安宁河流域大批远古墓葬，他发现在大石墓出现之前，墓葬中少有尸骨能保存下来，邛人修建大石墓，正是为了保护祖先的骸骨，有些大石墓底部还铺有鹅卵石，更是防腐蚀的直接证据。 安宁河流域地处川南山区，两侧为山地，中间形成一个宽约40千米的槽型谷地，这便是素有“川南粮仓”美誉的安宁河谷平原，土地肥沃、日照充沛的平原适合农耕，邛海和安宁河则为邛人提供了充足的鱼类资源。大石墓中屡有石刀、石砍砸器、铜刀、铜镰等农具出土，石刀用于收割庄稼，石砍砸器则用于清理荆棘，考古工作者在坝河堡子大石墓中还发现了稻壳痕迹，看来邛人已事农耕。在这里，这群迁徙者最终停下了脚步，他们自由游荡，大声歌唱，因此，《后汉书》中的邛人又给人留下了“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的印象。 邛竹杖是利用罗汉竹制作而成，它是四川彝族有名的工艺品。邛竹又名石竹、罗汉竹，原产于四川邛崃，此竹独特，非常稀有。邛竹杖由邛竹加工而成。《史记·大宛传》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邛人占据整个安宁河流域，并分七支部落。有意思的是，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大概可以分为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普格七大区域，每个区域相对集中，各区域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对应着邛人的七支部落。七支部落平时沿河而居，一有战争，就成了七支军队，也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七部营军。《华阳国志》记载，在三国时邛人被编入蜀汉军队的一支“七部营军”，驻守在安宁河谷。 3. 不其之鄂地 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鄂侯驭方伐楚蛮大胜后，鄂国从沁阳近迁南阳，“元老英雄”“老当益壮操劳国事”的驭方告老还乡，来到夷国境内的鄂地不其，敕建了不其城，于是，自比低人三辈的“孙”氏驭方开始著书（中原最早的孙氏）。不其，今青岛市城阳区，公元前2070年左右，鄂国和夷国从海路来中原时，登陆居住于此，且带来了“龙山文化”。 《世本》载：“夷，古夷国之都，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夷为妘姓国，古时夷多用为泛称，此为特指。”夷后来又分出莱夷、淮夷和九夷。“妘姓”是“姞姓祝融八氏”之一。夷国人裔孙、周朝建国功臣之一偪阳自称姞姓。夷国，即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夷方”，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考证：“夷，国名……卜辞有'人方’亦即夷国。”商朝武乙时期，东夷族群日渐强盛，其中夷国是佼佼者。据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考证，帝辛（商纣王）时发动征夷国战争，他亲至前线督战，商朝耗尽国力，终至夷国败阵，势力大衰。据甲骨文记载，“纣百征东夷而殒”，商纣王军队俘获“人方”（夷国）三万多人，“人方”战死者无数。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政权，分封诸侯，夷国被封壮武（今青岛市即墨区蓝村镇古城村）。据《齐乘·考证》载，夷国古址即为此地。 在宣王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元老英雄”驭方再次伐玁狁。“不其簋”铭云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其馭方玁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洛]。女以我車宕伐玁狁于高陵，女多折首执訊。戎大同[從]追女，女[及]戎大敦搏，女休，弗以我車陷于艱，女多禽折首执訊。’白氏曰：'不其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從]乃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壽無疆，永屯霝終，子子孫孫永寳用享。”此簋是虢国国君虢季子为赏其小女而作。 九月初戊申这个利于出征的大好日子。白氏说：“'不其馭方为了防备玁狁的再次进犯，我们应该对来自西方的敌人发起大规模主动进攻。’天子的命令是让我们穷追敌寇直到他们的老巢。现在我来向朝廷汇报我军的作战成果。这一次我命令小女率军一直追赶敌人到黄河的西部源头[洛]。小女指挥我军战车在高陵一带与玁狁展开大战，斩杀俘获敌军不少。戎人集结大队报复性追赶我军。小女率部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搏斗。并及时安全的撤退,使我军避免陷于困难的处境。这一回又斩杀俘获大量了敌军。”白氏高兴的说：“不其家的女孩子。你对行军打仗真有独到的见解。老夫现在代表天子对你进行赏赐：彤弓一张，箭簇一壶，仆从五家，良田十顷。鼓励你今后继续承担这一光荣使命。”不其率女行参拜之礼。 此簋用来敬供寡人祖父公白祖母孟姬。用来祝福他们在天之灵永远安康幸福，得享冥寿永无止境。愿我子孙后代能够始终得到他们的庇护。 从铭文得知虢国与鄂国是亲家，虢季子小女嫁给驭方孙子。驭方与孙媳妇、孙子等一同出战，且胜利回归。至此驭方当是90多岁高龄，从夷王七年（公元前888）到宣王十一年（公元前817年），驭方总结了70余年的作战经验，结合从古埃及带来的兵书，著成一部世界兵家经典巨作《孙子（氏）兵法》。  在公元222年，驭方的裔孙孙权建立了孙吴（即东吴）。孙吴（公元222年~公元280年），三国之一，是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政权，国号为“吴”，史学界称之为孙吴。由于与曹魏、蜀汉呈鼎立之势，所统治地区又居于三国之东，故亦称东吴。孙坚为汉末吴郡富春人，因军功积累一直做到长沙太守。孙坚死后，其子孙策向江东发展，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东汉朝廷封孙策为“吴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刺身亡，临终前命孙权接替其位。孙权被东汉朝廷册拜为讨虏将军，兼领会稽太守，驻守吴郡。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西征隶属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占据江夏，与刘备建立孙刘联盟，并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听从谋臣张纮的建议，将治所迁至秣陵。次年，修筑石头城，改秣陵名为建业（今南京）。同年，又修筑濡须坞以防曹操南侵。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领土面积大大增加。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同年，孙权自公安迁都鄂州，改鄂州为武昌，并随即修筑武昌城（准备称帝后又暂缓）。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建立吴国。同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公元229年5月23日），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鄂城区）称帝，以“吴”为国号，孙吴王朝正式建立。六月，与前来祝贺孙权登基的蜀汉使者陈震商议平分曹魏九州，并制定盟书。九月，孙权下诏迁都建业，并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事务，驻守武昌。孙吴王朝的末代皇帝孙皓，曾又迁都回武昌，一年后再将国都迁回建业。 孙权在武昌称帝仅四个月时间，就迁都建业，为什么不直接在建业称帝？或者在离古武昌60多千米的武汉称帝？武汉地理位置更好，更富有。莫非孙权想来到鄂人故土，告知祖先，他称帝了，正式建立了孙吴王朝？当然是。于是，紧接着迁都建业。 上古姞姓各氏研究会 吉文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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