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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建国之初，文物制度继承陈隋旧业。著名文士如虞世南、杨师道、孔绍安、李百药等人，俱为陈、隋旧人，而且多在政治舞台上占有显赫地位。因此，深受他们影响的诗坛，仍然弥漫着陈、隋宫体余风，无论是内容，还是格调：
 这种余风沿袭三十余年，除上述诸公外，还有上官仪、李义府等，也都是政治地位很高并借这样的地位把自己华艳诗风扩散天下的人物。史载：“太宗每属文，遣（上官）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他的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号为上官体”，而李义府的那首《堂堂词》：“懒整鸳鸯被，羞寨玳理床。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更是典型宫体，与梁简文帝的“梦笑开娇脸，眠囊压落花。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观内人昼眠》）风格全无差别。  一个强大帝国的建立和一个兴盛时代的到来，使宫体积习沿袭者们似乎也感到此种风气的落伍，渴望止步或纠正。据《全唐诗话》载：“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但是，他们养尊处优，远离生活源泉，且中毒太深，积久成瘾，欲想自动克服，真是谈何容易。于是纠正这种风气的任务就不能不落在出身或长期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诗人肩上。  在阵阵靡声艳曲中，首先唱出清音，以自己的作品“净化”初唐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为唐诗开辟出第一块新天地的诗人是王绩。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隋代曾为六合丞。隋末大乱，乃还故里隐居。武德初年，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官例，日供良酒，王绩恋酒轻官，被时人号为“斗酒学士”。 贞观初，又罢归故里。后再为太乐丞，一年后，再弃官而去。他厌恶束缚身心的封建礼教，陶醉于“箕踞散发”的隐居生活：“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卧，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这一切表明：他淡泊名利，热爱自由。他的《田家》一诗，不但以清新自然的意境美和语言美，对齐梁积习作了清洗和净化，而且唱出唐代诗人第一首自由生活的颂歌：
 这是自陶公以来，逃离“樊笼”、皈依“自然”的旋律，再次回荡于诗坛。唐代建国之后，尽管那蓬勃兴旺的时代形势激发众多诗人渴望建立不朽的功业，但是，史实和遗留至今的大量作品证明：摆脱世俗名利的羁绊，寻找一片可以充分享受精神自由和生活自由的天地，同样是唐代诗人的人生理想，而王绩，正是以诗讴歌这种诱人理想的第一人。他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片全然摆脱尘世冲突、官场倾轧的幽静“人间桃源”的歌颂，表明他上继陶渊明，下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之先河，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王绩对自由的讴歌，来源于他对封建社会政治生活本质的透彻感悟。他用“宝龟”的命运，比喻这种生活的险恶：
 封建社会那座巍巍峨峨的政治舞台，从来对知识分子同时产生着两种相反作用。一方面，它以建功立业的激励、高爵厚禄的诱惑，吸引着不愿虚度此生的知识分子奋力攀登。另方面，它又以时刻存在的机诈、倾轧、阴谋、冲突，令众多知识分子感到寒心，从而产生远远离开它而去追求另一种理想生活的愿望。这后一种思想活动，是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心理。它不会因为一个开明时代的到来，而从根本上消失。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王绩告诫他眼中的“宝龟”——房玄龄急流勇退：“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朱门虽足悦，赤族亦可伤”。“功成皆能退，自古谁灭亡？”（《赠梁公》）王绩这种对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功成身退”的见解，对以后的唐代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在盛唐诗人李白的作品里，就有极为明显的反映。  对于看腻了宫体诗放荡、色情、轻歌曼舞镜头的初唐读者来说，王绩的作品不但在他们眼前呈现出幽美、静谧、和谐的田园风光，而且让他们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崭新的语言风格：
 这种没有任何修饰的清新、质朴、自然的语言，以及它所表达的真挚情思，显然是对绮丽、雕饰的齐梁余风的消毒和净化。在开国以来长达三十年的“卑靡浮艳”风气中，王绩是新的诗歌境界和新的诗歌语言的开创者。尽管他没有直接批判齐梁积习的言论，也没有流露涤旧立新的自觉要求。但是，他和他的诗歌的存在，以及他借自己身份（王绩是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而使自己作品产生的影响，就是对齐梁积习的清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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