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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农 我与那个叫王圆箓的王道士曾三次“谋面”，他都是穿着灰衣布袍，咧着嘴，笑着。 第一次是我读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我曾一样“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看到他漠然、狡黠甚至有些猥琐地笑着，不顾因为他“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我愤然：你怎么笑得出！ 第二次，一个盛夏，我“朝圣”到莫高窟，尽管阴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生存环境更让我震惊——它如锅内翻炒过的黄沙，很快炙干了我刚刚灌入体内的水分。导游说，这里的冬天更加严酷，飞沙如刀，寒风胜剑。就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不想见又躲不过的王道士，还是那副笑容。我知道了这个王道士奇迹般地从湖北来到荒凉的莫高窟，在这里扎下根，直到终老的40年里，还真的创造了奇迹。 王道士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之前这里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处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成了这里的主人和守护者。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势造的九重楼，最初督建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单就这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一个小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还有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缮，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仔细端详着王道士的照片，他虽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瘩，笑得有几分慈祥，几分舒心，还有几分坚毅。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一间石室展现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大致五万多件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落下千古骂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7年岁尾，敦煌会计文物精品展就在我工作的松江大学城开展。我再一次见到了微笑的王道士，“不一样的王道士”，见证了“一个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展览主题）。冲击我眼球的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募化》和《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两件斑驳的王道士募缘簿，这两件敦煌市博物馆珍藏的特殊文物是第一次离开其诞生地敦煌赴外地展出。我看到这个“王阿菩”为了保护洞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维修建筑。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有人认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为他把国宝廉价卖给了“外国强盗”，而根据对他账簿记录的研究和考证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书籍内容可以发现，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攫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补葺，比同时代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敝履，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无奈的苦笑：他拿着经卷找到敦煌两任县令，县令说这是无用的“旧物”；他赶着毛驴经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他找省府要求保管这批文物，省府说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报，但老佛爷忙于造园祝寿，且内有“庚子之乱”、外有八国联军，哪有闲心闲钱管这破事？可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不高尚，甚至有点可悲，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是积贫积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学者周国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当然，如果王道士没有百年前的那次甬道清沙，而是在今天的盛世中华叩开敦煌瑰宝之门，那更是中华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灿烂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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