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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的殷苑拾珍向您讲述了古老的商代马车，本期将进一步探索商代马车的起源问题。 根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说的是薛国有个奚仲的人，是夏代专职掌管造车、用车的官员。据《新语·道基》记载：古时“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认为马车、牛车都是奚仲发明的。在汉以前的许多书籍，如《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等等，都记有“奚仲作车”的事，所以奚仲被称为造车的第一人。 关于记载夏代有车的文献也很多。如《史记·夏本纪》中记有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的文字。在《史记·河渠书》中，也说大禹治水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桥”。在《尚书·益稷》中，大禹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指车、船、橇、轿这四种交通工具。这些说法反映了那时的先民，在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时，已经采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可惜“四载”中的车、橇、轿三种交通工具，至今未见早于先秦时期的实物。在文献中还有黄帝造车、相土造车等记载，也是很早流传下来的说法。同样，这些说法的真伪、是非，今天已无法判断。 从上一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商代马车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制作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这说明马车从它出现到商代晚期，应该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可以推断：马车的出现，应在商代以前比较久远的某个时间。 目前我国古代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车子就是殷墟的马车，而殷墟所发现的车以殷墟三、四期的居多，个别的可以早到殷墟二期，即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时期。从二期到四期的时间内，殷代的车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来说较早的车车轮径较大，轨距较宽，车轮的辐条较少。到了晚期轮径变小，轨距缩短，车轮的辐条增多。此外，还有一些构件上的变化，使得车子更牢固、更灵活、更稳定。 殷墟所发现的车子结构复杂，形制规范，装饰华美，制作考究，已经是很进步的车。这样的车一定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由于在我国尚未发现时间更早、形制结构更为原始的车，于是一些学者就把视野延伸到我国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提出殷代的马车是由境外传人中国的。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中说：“最新研究成果使人们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现，可能还有双轮车，是由于与外界交往的结果。”—些外国学者也主张中国马车是外来的。殷代马车“外来说”的依据主要有二条：一是中国古代驯马较晚，只是到商代晚期，与马车盛行的同时，养马业才发展起来；二是西亚及中亚地区发现的古代两轮马车，时间要比殷代的马车早。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亚的马车与殷墟所发现的车子的结构有明显的不同，不属于同一个发展系列。  西亚马车  中亚殉马 商代车子的构造颇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干栏式的车舆、向前弯翘的辕、平直或两端上翘的衡，无一不脱胎于中国古代木作构件的造型。用以驾驭马的轭的形状结构，以及轭与衡的联结，都有独到的构思。从中国马车传统的系驾方法来看，轭套在马的肩部，轭与靭带加上连系马络头的缰绳，既将马与车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给马以行走的宽松条件，利于马拖曳和奔跑。这一切都倾叙着商人的聪明和才智。商代马车上有各种青铜构件，这些青铜车马器设计周到，制作精美，是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成果。马车铜构件上多铸有花纹，有菱形纹、云雷纹、乳钉纹等几何形纹饰，以及饕餮纹、蝉纹、龙纹等动物形纹饰，这些纹饰也是商代青铜礼器上常见纹饰，它显示了商代青铜文化独有的民族特色。 另外，从商代马车可以看到，各部件的联结用的是榫卯结构。这种榫卯结构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见到。夏王朝时用的斧、锛、凿类金石工具比河姆渡文化时期进步了许多，从理论上说，在夏王朝时期的榫卯结构也应有不少提高。至于能否胜任马车对榫卯结构所需的严格要求？不可妄加猜测。同样，从理论上说，龙山时期的先民已经驯养马匹，但是否己用马去驾车？也未有定数。 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一些周边方国也使用马车。凡出土车马器的方国遗址的时代都属于殷墟晚期，至今还没有发现早于殷商车子的同类遗存。 如果设想商代的马车是由中亚或西亚传入的，像马车这样结构复杂、形体庞大的交通工具，决非像贝、龟那样可以轻易地带入商都，它必然要经过一个传递过程，也就是说从西亚、中亚到商都殷墟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地区。而商王国周边地区一些方国所发现的车子和车马器没有早于殷墟的，至于更远的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和东北地区更没有商代马车遗存的发现。这一事实说明马车从西亚、中亚传到殷墟的过渡地区是不存在的，换而言之，这一传递过程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定要在商王国与方国之间寻找马车的传递过程的话，那么这个传递过程也是逆向的。也就是说，各方国的马车是在商王朝的影响下产生的，或者是通过贸易交换、战争俘获等手段获得的。 目前，关于商代马车的起源问题还存在众多争议，相信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这一谜题终将会解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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