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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原，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汤用彤书院院长。 *本文系作者2017年4月22日于聚寿山书院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的报告（有删节）。 一谈到当下教育，虽众说纷纭，但众口一词，都认为教育出了问题，并且基本意见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真是这样吗？我不这么认为。我判断首先不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而是教育思想出了问题。教育思想出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文化选择方面出了问题。今天教育思想之失，在于以西方文化为祖师，放弃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体用一元”或“体用一如”。小到昆虫，大到日月星辰，皆是体用之和合。人亦不例外。以此原则来探查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再分析古代教育阶段，有可能就会得出今天正确的教育观。  人的德行和智慧都在天性当中，不是外来的，人具备万物的一切。人人都有仁爱之心，为此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点。“有教无类”一种理解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教育，还有一种理解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能教化好，因为人人都有和天相通的那个性，人人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教无类”的思想不仅儒家奉行，佛家也一样。佛认为没有愚笨到不可教化的人，也没有凶恶到不会悔悟的人。孔子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又提出“因材施教”。“因”是遵循、顺应，“材”就是人，“因材施教”就是顺着人进行教育。人是教育的主体，人自身具有一切，是心物一体的，有光明无限的“本心”，然而此“本心”受制于眼、耳、鼻、舌、身、意的限制。教育就是要把制约人道德与智慧的“眼、耳、鼻、舌、身、意”屏蔽住，使人复于本性，从而德智双全。 仁、智、勇是统一的。仁爱心有了，智慧就高了，同时勇气也就提升了。其实“勇”也可以理解为浩然正气。我们现在的教育把仁、智与知识分离，德育就是德育，智力就是智力，知识就是知识，而且大部分是知识性的教育。电脑上也可以储存知识，知识不是智慧。而且，现在很多知识是和道德相脱离的，知识越多，道德则越低。我们讲全面发展一定是仁、智、勇相统一。佛教也讲慈悲、智慧与信愿三者统一。仁近于慈悲，智近于智慧，勇近于信愿，有真诚的信愿自然会生起勇猛精进的实际行为，由信而愿，由愿而勇进。孔子说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合而为一。这是我们古代的教育思想。 概而言之，从传统文化层面上讲有两层：一是我们的智慧德就行在我们的本性当中，不是外来的，是向内可以求的。《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就是当我们向外面学习越来越多的时候，反而伤害了我们的天性。《老子》还提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仍然强调要向内求，而非向外求。二是我们要把仁、智、勇统一起来，追求全面发展，并且在仁、智、勇三者中，仁是根本，仁是德，也是做人。所以中国古代教育根本宗旨在于培养道德与学会做人。会做人了，自然道德高尚；道德高尚了，智慧自然显现，其大勇也随之而来。  既然人人皆是“体用一如”的，体在本心，体在仁爱，体在道德，并且体在天性中，所以保护人之“体”至关重要，而要保护人之体，幼童、少年之时对于人一生而言，如同树之根，根正则树正，根大则树茂。所以在古代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叫“养蒙”。 古人认为养蒙教育一般在15岁之前。今天我们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人在13岁之前记忆力最好，这与古人在15岁之前进行养蒙教育大致相同。养蒙是什么呢？养蒙就是养护我们的天性。前面讲了，智慧在我们的天性当中，我们如果把它摧残了，这个天性就被破坏了，我们最具竞争力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在15岁之前要养蒙。养蒙之法首先是亲近自然，与大自然交往，也就是玩，和大自然玩。玩什么呢？玩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在与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的交往中感受大自然的灵性，亲近自然中的生命和情感。 此外，在玩花草树木鱼虫鸟兽之余，还要像唱歌一样，背诵一些国学经典，并且在此阶段不求理解。我们今天一听说死背硬记，就嗤之以鼻，岂不知对于一些经典的东西一定先要死背硬记、不求甚解。童蒙之时若硬性要求理解，就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进而会产生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一旦形成就会扭曲孩子的天性。对所背诵的经典不理解，无需着急，所背诵的国学经典会像蓄水池一样存于我们大脑中，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会有相应的理解。因此养蒙阶段的教育至关重要。今天我们的早期教育不是养蒙，是开发。就像今天的工业文明一样，把开发自然的手段用在了开发孩子的大脑上面。这是在自毁核心竞争力。 养蒙之后是博学笃行。博学笃行阶段一般在15岁之后。“博学”就是通过读更多的书，来理解小时候背诵的经典，通过一百句话来理解一句话。“笃行”呢？就是要实践。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做人实践。做人实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家里学会孝悌之道，在学校学会与同学共处。人和人之间能共处很重要。现在很多孩子对物质条件要求很高，譬如在学校一个人住单间房子，这不利于孩子学会共处。学会共处一定要住集体宿舍。 佛教里讲“四摄”，“四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会共处，学会团结。“四摄”的基本方法有四条，即布施、爱语、利行与同事。 先说“布施”。别人有困难时，把我们的钱掏出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面对困难；别人消极的时候，我们用心来鼓励他，让他积极进取；别人胆子小的时候，我们鼓励他放大胆子，给他勇气，让他没有畏惧感。 “爱语”，“爱”就是爱人，“语”就是言语。要做到爱语，不仅要有仁爱心，要用善去对待别人，还要说话和蔼、好听。 “利行”就是我们讲的照顾别人，使人得惠，急人所急，不能让别人吃亏，把方便让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学会与人同甘共苦。吃简单的饭菜，穿便宜的衣服，和别人打成一片。做到这一条不仅对学生很重要，对教师更重要。作为教师，如果对物质条件要求很高，压力会很大。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饭菜和不好的衣服。如果以吃不好的饭菜、穿不好的衣服为耻辱，那还怎么能“志于道”呢？“志于道”的人怎么对物质条件还有那么高的要求呢？孟子还说，作为一个常人，有恒产才有恒德。但是作为一个“志于道”的士是不能这样的。士即使没有恒产，也要有恒德。孔子还赞扬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意思是说子路穿着很破的衣服，但是与穿着貂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不觉得自卑。现在很多人穿得不如别人，吃得不如别人就觉得自卑，然后就开始动心思在物质方面去追求。物质方面追求得多了，精神追求就少了。所谓博学多行，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和同学共处、和家人共处。 笃行还有学会做事情的意思，做事情要领在于把握好“本末”，处理好轻重缓急。在笃行中消化所学，使之变成自己的东西，与自己的身心相融合，久而久之，浩然之气会越积越多，充满身心，智慧也会日益提升，最后找到一种“最高原则”，也就是孔子说的“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阶段叫“博而返约”。 我们现在读的书很多，开的课程也不少，但难以通达。学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学了一万句话，老师说你能不能把一万句话总结成一百句话，我们做到了；老师又说你能不能用十句话把一百句话再凝炼一下，我们也做到了；最后，老师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十句话凝炼出来。这个从一万句到一句话的过程就是《老子》讲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的过程，也是由多而少、由博而约的过程。 孔子和子贡有个对话，孔子问子贡说：“你认为老师的学问大，就是背得多，记得多吗？”子贡说：“然也，老师就是记得多、背得多。”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这是说他找到了一个“一”，用这个“一”把所学统领起来，用这个“一”还能解决好将来要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对一些新事物进行一个大致的、差不多的解释。 博尔返约，“约”是什么，就是简约。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把我们所学的东西总结出来。古人还说“家藏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家里面的书藏了很多很多，但是那不是真东西，所有的书里面只有一句话是要领，如果你把那一句话学懂就够了。请大家注意，“真传一句话”，意思不是学懂一句话，而是将书中所学凝练为“一以贯之”的一句话。这句话你找到了、悟出来了，便是“博而返约”。 魏晋玄学讲“得意忘言”。“得意”就是得其“约”、得其“道”、得其“一以贯之”者，得其“不可言之常道”；“忘言”就是损之又损的过程。一旦“得意忘言”，我们就真正理解了学问的真谛，所以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明其道而得之于天性者。《大学》还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致知”就是找到最根本的道理，也就是找到最高的原则，达到“一以贯之”的境界。方法在于修心、修德，去掉身上的物欲，使光明之本心得以彰显。 博而返约之后，就到了通专合一的阶段。一旦达到博而返约就通了，通了以后再根据自己的才能所在或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做出选择。在孔门中有四科，即政事、文学、道德、辞令。喜欢政治，就可以学政事科；喜欢教书，就可以学道德科；喜欢整理文献，就可以学文学科；喜好外事就可以学辞令科。 我们今天的教育只有专，没有通。学了什么专业就以这个专业的眼光看待一切，学习经济学的认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学习政治学的认为所有人都是政治动物，学医的一看世上全是这种被解剖的东西，很可怕。所以古人说这个专一定要通，专要建在通的基础上。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句话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学科越多，假设就越多，一级假设就偏离了事物的本来，二级假设就偏离得更多。也就是说所研究的对象，由于假设，而与原本之物不同，成为无的放矢。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二种理解是学习应该是有度的学习，不能是无度的学习。不是说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越多智慧就越高，其实我们的大脑跟水杯差不多，杯壁要是越厚，杯子里面的空间就越小；杯壁越薄，里面的空间就越大。我们的大脑是由杯壁和杯子里的空间构成的。我们学的东西越多，如同杯壁越厚，里面的空间就越少，空间越少，我们遇到新问题时，就没空间思考了。就是说你学的东西太多了，储存占用的空间太多，给思考问题留下的余地小。这样不仅没有增长智慧，反而降低了智慧。 试想一下孔子读过的书，我估计孔子最多也就读过四五本书而已，《诗经》《左传》《尚书》《易经》等。我们还可以往前追溯，周公读的书比孔子读的还少，再往前追溯，大禹读的书更少，继续往前，黄帝和炎帝也许就没读过书。那没读过书，他们当时能把天下统一起来，这个智慧从何而来呢？从天性而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具备了一切智慧（当然，这种智慧需要启迪）。孟子讲了一个故事：在人类很早的时候，没有土葬，人死了就随便扔到野地里。一次一个人在野外发现一具尸体，被狐狸、豺狼叼着肉、吮着血，走近一看，原来是他父亲的尸体。在此情景下，乍然就产生了悲悯心，马上就想到了土葬。炎帝情况大概与此相同，当时炎帝看着天下人没衣服穿、没饭吃，乍然间也产生了仁爱心，于是发明了农耕。依此类推，当黄帝、炎帝看到各部落经常处于纷争战乱的情景时，自然产生了要统一天下的智慧。所以我们讲德行智慧在我们天性当中，不是外来的。 通专合一正是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一二年级重在通识。通识的关键不仅仅是掌握知识，而是所学能达至“一以贯之”，从而通达，形成自己基本的人生观、宇宙观与方法论，格物致知，找到终极的真理，从而“明体”。“明体”就是知“无”、知“全体”、知“道”、知“天人合一”、知“心物一体”等。明体的方法，一在读圣贤之言，即“四书五经”等经史子集；二在“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学思合一。三四年级重在潜行专业学习。对于专业学习仍然要“学而时习之”，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总而言之，学思行要合一。  “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尧舜。比如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在出租车司机这个岗位上，即使尧舜到这儿开车，他们的车技与服务态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便是出租车司机岗位上的尧舜。我今天是个小学老师，即使尧舜今天也在这儿当小学老师，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对孩子那种爱心程度，也和我差不多，我便是教师中的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帝王的尧舜，而是素位而行，做最好的自己。 在各自的岗位上，人人都能成为尧舜，这样，人人都可以在精神上达到最高境界。古人讲内圣外王，我把它修改一下，叫“内圣外庸”。“庸”就是平常。在平常的岗位上，我的道德发挥到极致，我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就是“内圣”。我们干什么事情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是正确的人生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农耕文化。农民的思想就是我不管明年丰收与否，我必须把我作为农民的本分尽到，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除草的时候除草，尽我的努力，至于明年能不能风调雨顺那是天的事情。粮食的丰收一要靠勤劳，二要靠风调雨顺。勤劳是农民的本分，风调雨顺是天决定的，我只能做自己能做到的事即勤劳就可以了。这个思想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曾国藩把这个思想变了一个说法，即“只求耕耘，莫问收获”。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尽到自己的本分，就每天都快乐了。因为他不计较得失，他超越了得失。 “无为而治”基本的内容包括修己安人与组织建设。修己安人重在校长以身作则，正己正人，不仅要言传，更要身教。温、良、恭、俭、让五德兼备的校长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除了修己安人，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离不开组织文化，而就中国组织而言，一般都有一种“安和乐利”的文化。“安”就是安全、安心、安稳，“和”就有六和之义，“乐”就是快乐；“利”则是基本利益的保证。“安和乐利”离不开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就是尽可能地发挥教师的创造力。校长给教师留空间，教育管理部门给学校留空间。因为这些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自觉性很高的君子，你不去考虑他的问题，他自己也在考虑他的问题。即使他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都在思考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给教师足够的空间，尽可能减少管理，减少监督，让教师在自我反省中达到温、良、恭、俭、让，成为学生的榜样。 【责任编辑：马小芳】 【微信编辑：崔倩倩】 【来源：《中国德育》2017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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