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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定州

 古稀老人赵 2019-08-20

苏东坡在定州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仕途达到顶峰,以兵部尚书主持完皇帝的郊祀大典后,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

此时,哲宗皇帝亲自主持朝政,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后台高太后让权,一场政治斗争、人事变更的暴风雨骤然而起。苏轼意识到国事将变,自己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果然,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朝廷内部党争加剧,苏轼、苏辙兄弟被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上七状,苏轼被以“讪谤先帝”的罪名屡遭弹劾。

八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事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除知定州。

此时是东坡一生中最危难的时刻,官场失意,贤妻亡故,无疑给他以极大的打击。东坡的心情是极度悲愤、沉重和孤独的,他在给弟弟的诗文中发出了“今年中山去,白首无归期”的感慨。

迫于无奈,东坡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赴定州任。

当时,定州是大宋边陲,北临契丹(后称辽),管辖七县一寨,河北军区还要负责两州三军的防务(即定州、保州,安肃军、广信军、顺安军),军政责任重大。

苏轼下车伊始即定下“整军经武,振兴经济,关注民生”的治州方略。

苏东坡在定州

此时,定州军政腐败,兵饷过低,军营破烂,官兵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的情况尤其突出,士兵毫无战斗力可言,强虏一旦入侵,必然一败涂地。

东坡来定州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饬军纪,他颁布约法三章,对纪律松弛、偷盗、赌博、酗酒,严加整饬。他向朝廷申请专款,修缮营房,使官兵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为了加强边防建设,他在“弓箭社”的基础上,发展民兵,组织各村各庄青壮年人,“带弓而锄,佩箭而樵”,边生产边备边,遇有敌情,击鼓相召,顷刻可招致千人赴前线自卫。

苏轼又着手发展生产,振兴经济。为了安抚百姓,苏轼明令禁止征收苛捐杂税。并两奏朝廷:实行“粮米减价”和“开仓贷米”,让农民“候丰年以还新官”。用此法使定州5万饥民度过了荒年。

他还开发城北的两千多亩水地引进稻种,授百姓以技术,这年此地千顷碧绿,产米颇丰。

苏轼下乡时看到农民边插秧边轻声歌唱,心下琢磨,插秧本是劳累枯燥的活,唱唱歌可以解除疲劳,又能提高劳动效率,于是就把农民的歌曲记录下来,然后去粗取精,为他们填写通俗小调,名为“稻秧歌”。现在还流传着“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禾千重尽秧歌”的歌谣。

苏轼是个兴趣极广的人,有了余闲,当然不会让生活如此乏味。他喜欢出游,这样既可巡察民情又可观赏风光,一举两得。

苏东坡在定州

一次他与定州签判李之仪沿着孟良河故道,曲径回涉,溯流而上,穿越万里口,透过芦花丛,岩石兀立,柳暗花明,天工奇观,展现眼前。

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一振颓风,取得令人瞩目的政绩。但朝中恢复熙宁、元丰新法,打击元祐大臣的政变在哲宗的支持下十分嚣张,1094年闰四月初三,苏轼接到被“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的诏令。

才到真定(今正定,栾城北邻),又接重新论罪的新命,认为对苏轼处理太轻,“告下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

之后更被贬官惠州、儋州,从蛮山瘴雨的岭南,到孤悬海外的儋耳,真正是万里投荒归期无日。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能驾一叶扁舟,出没于惊涛骇浪而从容应对,豁达处之。在白露横江、清风徐来之际,他以自己更为旷达、疏狂的性情和俯仰万世的思考,来压制内心深处对人生变迁、世事无常的感伤。

于是,所有的不幸与困苦,都在这旷达的胸中渺小得如同一缕游丝,一缕轻尘。在这场与邪恶的拔河中,苏轼取得了心灵上的胜利。

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

苏东坡在定州

苏东坡在定州任上,常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感情,著述颇丰。据考,他在定州的半年时间里,创作诗29首、词1首、赋2篇、铭1首、颂1首、祝文8篇、祭文3篇、表6篇、启6篇、奏议6篇,凡63首(篇)。其中,《松醪赋》和《鹤叹》、《雪浪石》等诗成为不朽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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