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庄雅丽型刻铸铭文系统的篆书，是由商代经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变化发展，因记功颂德、传之万世的庄重用途的需要，由雄浑严峻的风格逐步向端庄规整的方向演变，在书法形式上的体现，则是逐步脱离模仿手写体的格式，点画用笔日趋均匀，字的大小，结体日趋平正、统一、章法也日趋整齐。 西周中期的《牆盘》、晚期的《毛公鼎》可为典范作品。而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则在这一体貌中又出新风，表现出轻松、明快的格调。这种新调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刻铸铭文中端庄雅丽风格的前奏。 ▲ 牆盘实物 ▲ 牆盘书法 ▲ 毛公鼎实物 ▲ 《毛公鼎》拓片 ▲ 《毛公鼎》拓片 ▲ 西周晚期 《虢季子白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虢季子白盘书法 这一书风是春秋战国时刻铸铭文书法的正宗风格，它沿续着周王室的传统格式。自西周晚期以后，奴隶制日渐没落，作为奴隶主阶级神权统治象征的礼器制作往往也粗率简陋，器形花纹趋于简单化与程式化。青铜器纹饰开始有了新的特点，由谨严转向粗放，神秘诡谲的色彩消失，朴实舒畅的风格产生了。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降到次要地位，代之的有窃曲纹、波浪纹、环带纹、鳞纹等新的纹饰。 春秋以后，诸侯国争霸，地方经济和文化艺术逐步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自行发展，诸侯国器物增多，王室器物急剧减少。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青铜器开始从原来以礼器为主变为以日用器皿为主，从特制专用品变为比较普通的工艺品。如铜镜、带钩、货币、玺印、竹节等大量出现，错金银术的发达，用拍印法制作纹饰，富有生活气息的人事活动出现在青铜器图案中，既标志着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工艺的新成就，又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代活泼自由的艺术新风貌。 书法与之相应地也出现了新的风气。端庄雅丽的春秋战国时代正规书风，虽承自前代，但气息、风韵上已有很大的区别。总的风格特点表现在虽端庄但不严谨，轻松灵活，清雅秀丽。有的作品还明显地透露出地方笔调，即在字的偏旁构造上夹杂着某些地域性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六国古文的不一致性。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秦公钟》、《秦公簋》、《宗妇盘》、《石鼓文》、《陈曼簋》、《陈纯釜》、《鄂君启节》、《秦杜虎符》等。其中，前三器和《秦杜虎符》为秦国书迹，有着共性的体势和风格特征。秦系书法及其体势是周王室正宗书体的新变格。《史记·秦本纪》载，秦襄公七年，秦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受封歧丰之地。这里原是周人生活区域，秦国吸取了周文化并发展了它，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秦国家书及其体势的基本特点来看，也分明是周王室书法体貌的继承者。这一点，我们可从《秦公簋》(春秋时秦国青铜器。铭文10行，行5字，8、10行有重文各6字。盖文5行，行10字。盖缘有刻划文一行9字) ▲ 秦公簋 春秋中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 秦公簋器身铭文 ▲ 秦公簋器盖铭文 《石鼓文》(春秋战国时秦国刻石，刻石年代有秦襄公说、文公说、穆公说、秦献公十一年说。十鼓所刻文字，原应有约700字，现仅见270字左右)
▲ 石鼓实物
▲ 石鼓文（先锋本）（北宋拓） 各纵18.0厘米 横10.4厘米，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秦杜虎符》(虎符作走动形，昂首，尾端卷曲。身上有错金铭文9行，40字。为秦惠文王时青铜虎符)中得到验证
▲ 秦杜虎符实秦物 这几件作品，在端庄雅丽的基本格调之上又有变化，形成笔法圆畅流美、体态舒朗的秦系篆书风格。 而相互比较结果又使我们看到《秦公簋》体态宽博而笔致清劲，显得大度爽畅。这件作品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每个字均为模印而成。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创造出来新的装饰手法。用印板在未干的陶模上捺花纹，向四面发展，便成为四方连续图案。这一方法也用到了铭文制作方面，因而造成了每个字都有界格线，但又并非线线清晰，而是时隐时现，在章法上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应，成为这件作品风格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而这是由工艺制作手段造成的。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书迹之一。与《秦公簋》相比，显得尤其工稳庄重，这正是秦刻石小篆的先声。 而《秦杜虎符》铭文随虎形布置，章法散落，其结体方正，笔画或平直，或圆曲，都刚劲挺拔，又因错金制作工艺先在虎身镂刻阴文，再嵌入金丝，最后镂平打磨光亮，所以光彩尤其夺目。 此外，疏朗挺劲者有《陈曼簋》(战国早期齐国青铜器。铭文4行，共21字)；灵秀爽畅者有《陈纯釜》(战国时齐国青铜器。铭文7行，共34字)；圆畅富丽者有《鄂君启节》(战国中期楚国青铜器。错金，形似剖开的竹节。其中舟节2枚，车节3枚。器面分两段，上长下短，并镂刻8条阴线界栏。舟节每枚铭文9行，行18字，共164字。车节每枚铭文9行，行16字，共147字。是楚国的水陆通行符节)等。《鄂君启节》铭文因经错金工艺制作，尤其显得金光夺目，富丽堂皇。 洒脱超逸型这是一些最能体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地域书风的作品，书、刻均无约束，随意而为，所以多天然趣味。尤其是楚国的小件铜器铭文，出土越来越多，十分精美。“率意出天真”的意趣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楚王酓忎鼎》(战国时楚国青铜器。铭文带，共22字)，书法横向取势，体态开张多姿，笔画流畅痛快至极，神采逸飞，令人神往。这类书法作品，在楚器中有很多，形成灿烂的楚国书法的一大宗风格，在书法风格史上闪耀奇光异彩。
▲ 楚王酓忎鼎书法之一
▲ 楚王酓忎鼎书法之一 另一件著名作品为《曾姬无恤壶》(春秋末曾国青铜器。铭文5行，39字)，书法纵向取势，笔法拙朴随意，泼辣荒率，像蓬头乱服的山林野夫，别有一番意趣。这是楚文化的一个侧面。楚文化充满神秘色彩，它充满理想和幻想的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 曾姬无恤壶实物书法 著名的楚帛画《龙凤人物图》和《大夫御龙登天图》，作者的想象力纵横驰聘于宇宙之间，表现那美妙神奇的幻想和精神上的寄托，企望神禽神兽“引魂升天”的理想境界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情调。
▲ 龙凤人物图
▲ 大夫御龙登天图 上述楚国的铜器铭文书法的意趣也是一派浪漫主义情调，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理性的制约，法度的体现，而是一吐为快的情怀意绪。这正是楚国这一类型书风的独特价值所在。它超越了当时书法的重理色彩和政治教化的意味，表现了个性和人性。 《公乘得守丘刻石》(战国时中山国刻石。铭文2行，19字，刻在一天然形状的石上)，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似随手刻成，未经书丹，因石质坚硬，行刀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较长的直画和圆转之处有生拙不顺之感，造成其书法质朴率意、散漫不经的天然情调。
▲ 公乘得守丘刻石实物 这一类风格的作品与前一类端庄雅丽风格的作品正体现了随意与着意两种作书心理状态和不同的艺术美境界。此类得天然之美，不经意所至，偶然得之；前类得经营之美，乃充分发挥作者的功力与审美追求，并有受一定的庄重用途的格式所限的客观因素。此类的美是不自觉的，而前类的美是自觉的。 巧饰斑斓型自春秋后期开始，青铜器不仅如前所述，由礼器日益向日用品的方向转变，而且纹饰也日益活泼多样，并在书法上也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变化，即出现了装饰化的书体。 这时人们的艺术审美眼光已不是停留在文字书法本身的法度讲究上了，而是将书法与器皿造型和图案纹饰的艺术美联系起来，他们以图案装饰的要求来改变文字形态，使它也具有图案装饰的意味，而不仅仅作为记事的文字。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花体字书法(所谓鸟虫书)盛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书法的装饰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将笔画夸张其长度和屈曲；二是在笔画的两端或中段附加某种装饰，如鸟虫形状。前者是将整个字的体态以线条作爬虫般的抽象形式化处理，后者则是将某偏旁或笔画形态作鸟、虫状的意象化加工。这种艺术化、装饰化的书体犹如今日的美术字，这两种方法所造成的书法体式可统称之为“鸟虫书”。 这一时期鸟虫书体的作品，属第一类的可以《王孙遗者钟》、《沇儿钟》、《蔡侯盘》。《曾侯乙墓甬钟》为代表；属第二类的可以《越王州句剑》、《王子午鼎》、《蔡侯产剑》、《中山王三器》为代表。 在前一类作品中，《王孙遗者钟》(春秋时徐国青铜器。钲部与鼓部铸铭19行，116字)与《沇儿钟》(春秋时徐国青铜器)如出一人之手。与之风格相类的还有《曾侯乙墓甬钟》(战国时楚国青铜器。正面钲部铭文3行，31字)。
▲ 王孙遗者钟 这三器铭文书法的风格特点在于将字形夸张其修长，并增强其形体屈曲流美的动势，形成秀媚婀娜的姿态。另一件《蔡侯盘》(春秋晚期蔡国青铜器。铭文16行，92字)在这一类作品中则代表着另一种风格。其体势修长，并且布局上排列尤为齐整，凡直画极为挺拔细劲，屈曲笔画往往中段挺直而屈曲处也十分劲健，形成秀丽刚健而又十分庄重的风格。
▲ 蔡侯盘 后一类作品中，《越王州句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铭文2行，8字)与《蔡侯产剑》(春秋晚期蔡国青铜器。错金铭文2行，6字，两面共12字)风格相近。以点画的盘屈及粗细轻重的处理，使偏旁部位形成某种鸟虫的意象，而字形的大小十分统一，排列齐整，字距行距疏阔，结体皆修长，工稳之至，造成端庄华丽的风格。
▲ 越王州句剑书法 《王子午鼎》(春秋晚期楚国青铜器。铭文14行，84字)代表另一种风格。特色主要表现在结体修长而字之大小、正侧随势变化，笔画锋势尖锐，常在中段夸张它的粗重，并且笔画的屈曲变化呈现出强烈的流动感，造成奇巧浪漫的情调，体现出楚国书法的独特性。
▲ 王子午鼎 《中山王三器》(战国中期中山国青铜器。自盖至腹共有铭文77行，行6字，连重文，合文共469字。为战国青铜器中字数最多者)的风格表现为字势修长而挺拔、齐整，结体上紧下疏，笔画挺直，锋锐如针，用笔极其明快，弧曲笔画十分圆畅，尽偏旁结构的可变性，创造种种似鸟非鸟的形态以为装饰。整体风格秀丽精工。
▲ 中山王三器之一 鸟虫书等花体书法的产生是由于工艺图案装饰艺术对书法的影响所致，因为它的特点表现在对文字形态进行种种外在形式上的装饰，与书法形式美的本体内涵及其表现手法大相径庭，所以只能作为书法中的一种别致的体式看待。它对后世书法也未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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