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王念孙、王引之：广雅述闻，超迈今古（上）

一般而言，乾嘉时期的学术流派被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体系，而吴派的创始人大多被视之为惠栋，皖派则为戴震，然而在吴、皖两派之外，也有人认为还应该列出第三个派别，那就是扬州学派，比如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说：“吴派最专，徽派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显然，这句话是把扬州学派与吴、皖两派并提者。

关于扬州学派的来由，相关著述大多会提到汪中为其学友李惇所撰《大清故侯选知县李君之铭》中的一段话：“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

这段话中并没有提到“扬州学派”这个专用名词，汪中在这里讲到了惠栋和戴震之学这两大派别，但他接下来又用了“自江以北”这个定语，而后提到了王念孙、李惇和刘台拱。刘建臻在《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一书中，认为汪中的这段话十分重要，刘建臻将汪中的这段话总结出了三点要义：“一是说明扬州学者是吴、皖两大学术流派的继承者；二是道出了扬州学术群体的形成且‘各成其学’；三是点明了‘江以北’这一新近兴起的学术区域。在汪中看来，在‘江以北’的王念孙、李惇、刘台拱和汪中，已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又一中心。由于王念孙、李惇是高邮人，刘台拱是宝应人，汪中是江都人，三地同为扬州所辖，所以，这里的‘江以北’显然指的就是扬州。”

叫“纪念馆”而不叫“故居”

从第一点来看，刘建臻认为扬州学派不是与吴、皖两派并列的学术流派，而是两派的继承者，而关于汪中所说的“自江以北”，刘先生认为这里指的当然就是扬州。

对于当时学派的论述，直接点出扬州这个地名者，乃有阮元，他在《答友人书》中是这样分析了当时的学术流派：

盖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徽州有金榜、程瑶田二三子，不致坠东原先生之绪。苏、常一带则惟钱辛楣先生极精，其余若王鸣盛、江艮庭皆拘墟不通。江郑堂后起，亦染株守之习，而将来若一变，则迥出诸君之上。其余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塘，气魄皆可，不能大成。镇江、扬州号为极盛。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段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也。

阮元在这里将镇江与扬州并称，而后点出了这一地最为著名的学人——汪中、王念孙、刘端临、任大椿和段玉裁，阮元谦称自己也算是这些学者的追随者。

正堂

对于阮元的这段论述，单殿元在《王念孙王引之著作析论》一书中评价说：“阮元观察当时学术，呈现徽、扬、吴三足鼎立格局。又评骘三派之学，以为戴震之后徽学式微，仅能自守；吴学除钱大昕外未免拘墟、株守之弊；而扬学则骎骎迥出吴、徽两派之上。阮氏目光敏锐，所论极精。扬州学派成为学坛劲锐，已是不争的事实。”单殿元认为，虽然扬州学派的产生时间比吴、皖两派要晚，但其水准却超过了那两大阵营。

虽然说阮元对当时的学派进行了系统地分类，但其并没有点出“扬州学派”这个固定词组。首先将此词组提出之人，乃是坚决反对此派的方东树，他在《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称：“且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顾极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方东树在这里指责汪中提倡墨学，但他对明确地提出了“扬州学派”这个词，而他在卷下中再一次提及了此词：“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抵八家之文为伪体。”

本词的提出之人竟然是出自敌对阵营，这真是个吊诡的事情。而本派之人反而祖述这个词，比如章太炎称：“任大椿、王念孙皆扬州人，任传戴氏典章制度，王传声音训诂，皆有盛名于时。既而淩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二人，遂別创扬州学派，声誉因以崛起。此后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诸彦，大都不惑于陈言，以知新为主，树阮氏为标帜焉。”（徐复《扬州学派新论序》引）

凌霄

章太炎虽然在这里提到了“扬州学派”，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非扬州籍的人也属此派。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论述，赵昌智在《扬州学派述略》一文中，总结出了三点：“这里说明了三点：一是扬州学派是在‘传’的基础上‘创’；二是扬州学派的真正确立是在阮元、焦循、凌廷堪的时候，阮元为标帜；三是扬州学派并非一地之学，而是全国之学。”

赵昌智在这里用了一个“创”字，即此说明，扬州学派不仅仅是吴、皖两派的传承，它也有自己创新。而对于扬州学派的首领，赵昌智举出的是阮元。同时赵先生认为，“扬州”虽然是个地名，但这一派的学人也以放在全国的视野内来谈论，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扬州。

关于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后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刘建臻则把汪中视为“扬州学派的奠基者”，而单殿元则说：“学林之中，王念孙众望所归，最为翘楚。如果说扬州学派要公推领袖人物的话，舍王念孙其谁？”

廉政文化教育之地

单先生给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当然是王念孙父子在学术上所做出的成就，阮元在《王石臞先生墓志铭》中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由此说来，王念孙父子才称得上是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然而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王念孙乃是皖派首领戴震的弟子，比如章太炎说：“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而本田成之也称：“传戴震声音训诂之学的，是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和段玉裁。”这样论起来，王氏父子乃是正统的皖派传人。而徐道杉在《皖派学术与传承》一书中，也同样把王氏父子列了在戴震的传人系统内。看来，像王氏父子这样的大学问家，因其学术地位之重要，无论哪个体系的论述者，都会把其列在里面。其实他们处在哪个体系之内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做出了哪些学术成果。

王引之撰《经传释词》十卷，清嘉庆三年序刻本，序言

王念孙的先祖原本是居住在苏州，在明初时，其家迁到了高邮，但是王家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并未产生出著名的人物，直到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才让高邮王氏大显。清雍正二年，王念孙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这等耀眼的成绩，再加上他特殊的才干，使得他后来分别做过兵部、礼部和吏部的尚书。可能是王安国太过忙于事业，所以他生儿子的时间很晚，王安国的父亲70多岁时还看不到孙子，这让老人十分焦急，于是他就预先给这个孙子起名为“念孙”，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迫切心情。遗憾的是，直至其去世，他也没有看到孙子。而当王念孙出生之后，为了纪念这位盼孙心切的祖父，于是他的字就起为了“怀祖”。

王念孙在3岁之时，母亲就去世了，因此父亲只好把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那时王安国在京任职，他只能照顾着念孙并且教他识字读书。念孙果真聪明，他在10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为此父亲特意请到了著名的大学问家戴震做念孙的家庭老师。这段经历对王念孙十分重要，自此之后，他对经学大感兴趣。而后他也考中了进士，在其工作之余就开始搞经学研究。

王念孙在工作业绩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弹劾和珅。嘉庆四年，乾隆皇帝驾崩，王念孙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就秘密给嘉庆皇帝上奏章，列举和珅的许多罪状。嘉庆皇帝看后，很快宣布将和珅革职，而后将其逮捕入狱，之后又赐和珅自尽。这件事让王念孙在朝中博得了好名。

按理说，他的这个作为也算有功之臣，但他却并没有因功抵过。嘉庆十五年，永定河发大水，使得两岸漫溢，而当时王念孙正在直隶永定河道任上，发生了这样的水灾，皇帝把责任全部怪罪在他的头上，不但罢官降职，同时还要让他赔偿堵决口的费用。对于赔偿的比例，有的说是四成，也有的说是三成。总之，需要他赔偿两万多两白银。王念孙家中拿不出这笔钱，于是他跟儿子用了十几年时间，才陆续将赔偿款补齐。

王念孙在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就开始为《广雅》一书做疏证。《广雅》本是一部字书，其作者乃是三国魏张揖，这部书内收录的很多字词乃是他书所未有者，然而以往的学人大多重要《尔雅》，而不重视《广雅》。到了清乾嘉年间，经学大为兴盛，而《小学》是经学的基础，故《广雅》一书也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当时卢文弨、钱大昭等学者也都开始研究《广雅》，但相对而言，对该书的研究，以王念孙的成绩最高。

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十卷，嘉庆元年家刻本

其实王念孙最初是想研究《说文解字》和《尔雅》，他做了一段之后，发现段玉裁已经开始为《说文》作注，而邵晋涵也已开始作《尔雅正义》，同时郝懿行也准备写《尔雅义疏》。面对此况，王念孙决定放弃对《说文》和《尔雅》的研究，于是他改为研究《广雅》。从乾隆五十二年秋开始，王念孙开始作《广雅疏证》，他把《广雅》上的字一个一个进行研究，他给自己规定的速度是，每天研究三个字。这样的工作，他一做就是10年。到了嘉庆元年，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

10年说起来容易，但这个过程也同样十分地艰辛。王念孙多次给好朋友刘台拱写信，谈到了研究《广雅》的不容易，比如说他研究到第10年时，也就是乾隆六十年，他在给刘台拱的信中写到：“念孙常患学者成书之易，今则又患成书之难。盖精力日就衰颓，撰述不可不早就也。自四月派巡南城，忽忽靡暇，《广雅》七卷后，竟不能成一字。奈何！”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难点越来越多，以至于让王念孙很多天都研究不出一个字来，这让他心里十分地焦急，而其最后一卷则是由他的儿子王引之帮助完成者。

《广雅疏证》一书出版之后，王念孙仍然在做续补。看来，能够完成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下如此大的气力都不能将其完善，做学问之难真令人感慨。然而他所下的这些工夫，却奠定了他在中国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徐道杉在《皖派学术与传承》一书中，给出了如下崇高的赞誉：“《广雅疏证》是清代小学研究的巅峰巨著，也是近现代语言学的启蒙之作，与《说文段注》一起成为18世纪中国语言学划时代的里程碑。”